深圳火车站最早的站名叫深圳墟，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以及香港回归祖国的一天天临近，以前旧有的火车站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发展需要。
于是在1989年11月23日，深圳新的火车站开始准备建设，时任深圳市市委书记和市长的李灏担任深圳新火车站建设领导小组组长，在深圳火车站建成后，当时下属有具体负责火车站建设的工作者想要请李灏来为深圳火车站题字，但被其以不合适给拒绝了。
随后他又说，“如果能够请邓小平同志写，那就好了”，因此李灏想方设法请邓小平为深圳新火车站题字。
一直到1991年4月份，时任深圳市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吴松营接到通知，邓小平已经为深圳火车站题好了字，拿到之后却发现小平同志的题字只有“深圳”两个字，而不是“深圳站”，为何邓小平为其题写站名时，只写了“深圳”二字呢？
一、1979年倡议试办经济特区：“春天的故事从这里拉开序幕”
上世纪50年代之后，中国大陆内地开始涌起一股偷渡到香港的热潮，根据《香港年报》的数据统计显示，仅仅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上世纪50年代，就已经有超过75万人涌入香港，到了1962年的大饥荒时代，这一现象变得更加严峻。
在这几十万逃往香港的人中，大多数都是来自于中国大陆南方广东省，据广东省省委边防口岸办公室在1979年《反偷渡外逃汇报提纲》中发表的数据，“从1954年到1978年，广东全省偷渡外逃人数总计约56万人次，逃出14万人”。
其中逃往香港的主要以农民为主，也包括部分城市居民、学生、知识青年甚至军人。而令人不解的是，广东省和香港对海而立，为何有这么多人想要逃往香港呢，求解之后才知道逃港事件背后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境内外巨大的经济差距，当时广东省境内的农民人均年收入仅有134元人民币。
然而就在隔着一条河对面的香港新界地区农民的收入高达13000元港币，巨大的收入差距使得许多国人为了经济上的诱惑选择铤而走险。随后中共广东省委将这一事件以及其背后的成因报告给了正在广州的邓小平同志，他听完之后表示“这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
基于此，包括邓小平和广东省领导人在内的所有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共委员们就通过缩小与对岸的经济差距来解决这一逃港大潮的问题达成了共识。然而此时尽管有要通过吸引和利用外资来促进经济发展的想法，但还没有要建立经济特区的思想。
一直到1978年12月份，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成为了经济发展中的重大转折点，做出了将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决议，自此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
尤其是在“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政策的激励之下，广东省率先开始响应政策，开启了新的改革，最初的决议是将“宝安县改名为深圳市，珠海县改名为珠海市”，会议明确了发展广东的根本出路是要给广东放权，让广东省先行一步发展，定名为“贸易合作区”。
对于这个名字，历史资料中也给出了解释，按照以往的惯例是应该和台湾一样叫做“出口加工区”，但这样就重复了，想要叫做“自由贸易区”又担心被认为是在搞资本主义。
在广东省领导人前往中央汇报工作的时候，提出了要在临近香港、澳门的汕头和深圳兴办出口加工区的意见，邓小平对此给予了有力的支持，包括名称和具体建设的条例在内，并表示中央虽然没有钱，但是可以提供一些政策上的支持，具体发展还是要靠自己打拼。
有了邓小平的支持和倡议，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政治讨论并通过了相关决议，产生了著名的“中央50号文件”，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给予地方更多的主动权。
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经济特区，以便发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发展条件，发挥区位优势，抓住国际有利的发展形势，先走一步将经济尽快搞上去。
1980年8月，“为了发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和合作，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广东省境内划分出一定的区域，分别在深圳、珠海和汕头三个地级市设置经济特区”，据此，中国第一批经济特区中的第一号特区，深圳经济特区就此建立起来了。
二、深圳与邓小平的情缘
1.1984年首次视察深圳经济特区
此后一直到1984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的邓小平与政治局委员王震、杨尚昆等人一同前往深圳等经济特区进行视察活动，对于此行活动的目的，邓小平当场也进行了说明，“创办经济特区是我倡议的，中央决定的，是否能够成功，我都要来看一看”。
在过去五年的时间里，尽管深圳一直都在独立发展，但作为设立经济特区主要决策者的邓小平，一天都没有放松对深圳等地经济特区创办进程的关注，一直惦念着经济特区的发展进程。
邓小平在广东火车站进行了短暂的停留，并前往了此行的第一站，深圳经济特区进行视察，邓小平尤其关注广东省农民们的生活状况，在看到当地农民生活富足起来的状况之后，邓小平感慨的说，“经过长期奋斗，全国人民都可以达到这样的生活水平”。
此次下行广东的视察之旅使得邓小平感受到了经济特区的举办使得深圳、珠海和汕头等地在短短五年内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更加坚定了他的想法以及决策的正确性。
无疑深圳经济特区的发展是成功的，但在决议建立经济特区到五年后真正建成的发展过程中。
面临着许多质疑和挑战，邓小平在深圳等地经济特区建设的重要节点用实际行动表示了对深圳经济特区的肯定和支持，“办特区是我倡议的，看来路子走对了”，此后深圳等经济特区基本上也不再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质疑。
2.1992年驻足深圳南方谈话
实际上，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不仅是对于深圳经济发展特区，对于当时整个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建设以及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
20世纪80-90年代由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实践陷入低谷时期，尤其是在冷战结束之后，美国确立了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带动世界开始走向多极化，同时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也迅速加快。
然而这对于当时还处于改革开放初期探索阶段的中国来说，既是机遇又是严峻的挑战，由于社会主义在国际社会的失败案例，国内也出现了许多对社会主义前途缺乏信心，唱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声音。
甚至有人对改革开放提出了“姓资”还是“姓社”的质疑，这些问题束缚着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使得人们对于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创办建设经济特区充满了担心，迈不开步子，一时间发展只能停滞下来。
于是为了解决这一根本性的问题，1992年邓小平决定再次南下进行视察活动，此次视察活动是在决定创办经济特区之后八年开展的，邓小平进一步对于广东三个地区的建设和变化感到震撼。
尤其是在视察深圳经济特区的时候，邓小平深有感触，发表了较长时间且深刻的讲话内容，“苏联和东欧的变化恰恰说明了我们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并且现在的中国尤其不能乱，一乱起来就又是一片灾难了”。
同时，他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点，敢于实验，看准了的，就大胆的试，大胆的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
三、只有“深圳”没有“站”：寓意深圳只能向前，不能停站
“世界上就没有什么事情是百分之百有把握的，万无一失的，你在做之前就知道它是完全正确的，这怎么可能呢？没有什么事是百分之百正确的。”邓小平的发言振聋发聩，如疾风一般入耳消除了人们对于改革开放的担忧，深圳从此又重新迈开了脚步，迅速发展起来，成为所有经济特区的先行经验。
无论是深圳地区还是深圳经济特区的发展历史都是一部青春昂扬的奋斗史，而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作为深圳经济特区的缔造者，邓小平和深圳这个地方存在太多的牵扯和情感。
因此深圳火车站在历经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重新开始通车之后，广东地区的领导人坚持希望要由邓小平同志来为深圳火车站题字。深圳尽管作为火车站，但不同于其他站点，只称呼“深圳”而没有“站”字，其背后必然蕴含着深意。
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最早的试验田，作为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在这一时段的历史中扮演着极为特别的角色。深圳经济特区的建立、建设和发展都充满了重重阻碍和坎坷。
尤其是在深圳火车站开始运营题字的时代背景下，恰逢中国改革开放走在时代的交叉口，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开放是否可行是否有必要进行，深圳作为最早创立的一批经济特区，其发展情况和选择决定着整个中国对外开放的进程和方向。
而邓小平同志作为经济特区设立的主要决策者和推动者，在这个时间段题字“深圳”也是在侧面表达对于深圳未来发展的态度，深圳不能停下来，不能放弃继续建设经济特区的步伐，不能停下来对外开放的脚步，深圳就像这趟火车一样，只能一直向前，不能停靠。
这也体现了这位年迈的老人对于深圳这座城市未来发展殷切的期待和情感，对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美好的希望和祝福。
邓小平同志无疑是一个伟大的人物，无论是从坚定的创立经济特区，还是坚持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如今的深圳作为一个大都市，如今的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作为一个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适应了全球化发展的国家，已经交出了满意的答卷。
中国、深圳用它们飞速的发展和傲人的成绩回报了邓小平同志的坚持和鲜明决策，而我们用如今十几亿人口的幸福生活也回报了邓小平同志的殷殷期盼和祝福，深圳没有停靠。
中国没有停靠，社会主义更加没有停靠，我们一直在努力向前发展，努力建设，也努力通往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并始终铭记邓小平同志的教诲和不断学习邓小平同志的谈话，我们相信中国只会越来越向好发展，交出一份更加令人满意的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