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现行领有海洋宽度为12海里，任何外国军用飞机和船舶，如未通报并且未经我方许可，均不得进入中国领海及其领海上空，否则以入侵我国领土视之。” ——新华广播电台（1958年9月4日）
声明发出四天后的9月8日，美国海军第七舰队两艘驱逐舰携台湾三艘军舰驶入中国领海基线12海里内，进行试探性挑衅。
万万没想到刚刚进入我国领海内，我军的路基火炮就齐射而来，美蒋海军五艘舰艇均中弹起火，仓皇遁出12海里以外。
从那一刻起，全世界都知道了毛主席对维护我国海权的决心不是说说而已，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
海权，这个对中国来说仿佛很重要但又久久不被重视的领域，在新中国立国根基稳固后，终于被毛主席重视了起来。
中国从古至今都是一个海洋大国，我国海岸线加起来总长超过了三万公里。从大航海时代开始，全球资源运输都依赖着大海，世界就进入了“海洋时代”。
所谓“得海洋者得天下”，近代以来的世界性霸权，无一不是海权的掌控者，在今天依然如此，取得一定的海权、维护海权是中国确保世界地位、保证独立自主和战略安全的首要前提。
我国传统是一个陆权国家，重农抑商的传统让传统的中华帝国漠视海洋，终与世界失之交臂，能够闭关自守还好，可是当老朽的陆权帝国在海洋时代遇到了海权国家，如同清朝一样的衰败和灭亡就是不可避免的。
最终中华民族遭遇“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遭受了百年的屈辱。民国成立后随即陷入军阀混战和外敌入侵，对于维护海权有心无力，终于，历史的重任交给了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
硬核缘起：中国的海权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
随着世界格局的变迁以及新兴沿海国家的崛起，主权之争由领土之争引向领海之争，海权被放大是不争的事实。
由于海权与主权的对立导致了海权陷入“夺”的命运，霸权对海权的宰制使海权之争凸显“霸”的状态，军事至上的帝国主义理念导致海权之争呈现“唯军”的倾向。
对海权理念的反思与追问是解决海权之争的起点。在新中国成立早期，我国的海权形势曾经十分危急。
毛主席在危机中深邃思索，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以审慎的多重考量，冷静面对危机，妥善处理海权冲突问题。
一直以来，人类是在对地权的无限向往中，开始了自己的历史。而海权的发现使人类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坐标。
随着公元15至17世纪世界地理大发现，葡萄牙依靠海权的率先崛起，使人们感知了海洋的力量，也让整个欧洲嫉妒得红了眼。
由此拉开了各国争夺海权的历史大幕。海权就这样无意中陷入了被“夺”的境地，被“夺”成为海权一种另类的存在方式，也成为唯一的存在形式。究其原因，在于海权与主权的对立导致了海权被“夺”的命运。
19世纪末，美国人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首次提出海权概念，他在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一书中使用了“sea power”，并将其界定为海权。
但是马汉对海权的界定是有问题的，海权概念从一诞生就为殖民主义所“绑架”。在他眼中，海权是“power”，而不是“right”。
它更像是一个公共的东西，是一种可以你争我夺的“器物”，并不是一种神圣的“权利”。似乎谁抢到了，就是谁的。
这种“器物”与“权利”的倒置，造成了海权与主权的对立，之后各国对海权的索取逐步呈现出无序与无理的“夺”的态势。显然，殖民扩张主义异化了海权，海权被工具化了。
在这种海权观的“指引”下，美国海军在世界各角落横冲直撞，其第七舰队可以肆无忌惮地在我主权海域“游弋”。
杜勒斯更是厚颜无耻地将台湾直接纳入美国的海防范围。美国可以无视他国主权在外任意建立海军基地，肆意驻扎军队。
毛主席敏锐地觉察到问题的实质，“帝国主义占的地方太多，管得太宽了”。毛主席海权思想的首要问题就是界定海权与主权的关系问题。
首先，毛主席认为，海权必然是中国主权的一部分。
早在1949年4月，毛主席就发表声明要求，“外国在中国其他各处的武装力量，迅速撤离中国领海、领土、领空”。
毛主席在强调国家主权的时候，充分突出了海权部分。毛主席所说的领土主权，不仅局限于陆权，更是包括了陆地、水体、大气空间在内的一个国家生存所必需的整体的地理环境，是主权国家管辖范围内所有领土、领水、领海与领空的完整统一体。
海权是国家主权的一部分是毛主席的既定看法。同时，毛主席也强调了海权具备了“排他性、自主性”的主权特性，主权之外无海权。
毛主席在1949年为解放军总部发言人起草声明时，表明外国军事势力必须撤离中国领水、领海。
海权不能视为是一种可以你争我夺的东西，不能沦为“器物”的境地。海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排他的。
他对美国在别国驻军、侵犯他国主权的行为表现出极大的反感。他指出：“美国做事是不管别人能不能受得了的。”“不能设想任何国家会开军队到美国去。”
他指出：“帝国主义占的地方太多，管得太宽了。”
其次，毛主席认为海权的维护要体现“主权至上”的原则。
毛主席在对待我国海权的问题上，始终以民族和国家的根本利益为最高准则，坚持“主权至上”的原则，始终把国家安全和主权放在第一位，绝不容许别国侵犯中国的既定海权。
一直以来，中美在领海的划分上有很大争议。而争议的根本原因就是双方不同的海权观，是“主权至上”还是“海权至上”的冲突。
美国的海权思想主张，要发展海权就必须最大限度削弱他国主权。历史上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只承认别国的领海宽度为3海里。毛主席对美国无限放大海权的做法并不认同。
1958年8月22日，毛主席在北戴河住所专门召集会议，研究领海、领空问题。
9月4日，中国政府发表《关于领海的声明》宣布中国领海宽度为12海里，同时强调台湾和澎湖地区现在仍然被美国武力侵占，这是侵犯中国主权的非法行为。”
硬核战术：敢于说不，敢于动武
在霸权主义的支持下，一些沿海国家，无论多小，无论多穷，都对海权格外的“深情”，海权之争被泛情绪化、泛无序化、泛无理化。
“谋求海权” 成为这些国家非法掠取他国既定海洋主权的光鲜理由，肆无忌惮地主张不合理的主权要求，似有唯恐天下不乱之意。海权之争越来越显现出无理的“霸”的态势。
马汉认为：“海权的历史，从广义上说，涉及了有益了使一个民族依靠海洋或利用海洋强大起来的所有事情。”
在他看来海权是服务于美利坚民族的霸权，是美国实现独霸世界战略目标的“抓手”。这种海权观形成于帝国主义横行的时代，发展于一超多强的当下，它所遮掩和屏蔽的是假“海权”，真“霸权”。
与传统的霸权主义海权观相关照，“反霸”、“敢于出手”是毛主席海权思想的最大表征。霸权主义是维护世界海权正常秩序的最大障碍。
对于维护海权，毛主席在字里行间、在决策行动上，都表露出他“反霸”、“敢于动武”的立场，“如果帝国主义一定要打仗，我们就同它打”。
在事关海权问题上，毛主席向来敢于向霸权说“不”。
1958 年7月21日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在中南海向毛主席提出，在中国沿海建立长波电台和中苏两国建立共同核潜艇舰队的要求，表达了苏联欲利用中国军港的想法，询问苏联潜艇能否进入中国港口并在其中停泊。
毛主席认为这样做势必会侵犯中国的领海主权，并把这个事件看作苏联企图控制中国的一个严重步骤。随后毛主席拒绝了苏联的这一要求。
7月22 日毛主席约见尤金，历数苏联对待中国的“老子党”作风和大国作风。毛主席的态度，使赫鲁晓夫感到问题严重，立即动身，秘密抵华向毛主席解释。
从1958年7月31日到8月3日，毛主席与赫鲁晓夫进行四次会谈，最后以赫鲁晓夫收回要求而告平息。
而在钓鱼岛问题上，由于美国霸权主义的庇护与怂恿，日本屡屡主张所谓对钓鱼岛的主权占有以及建立主权碑。
针对日本这一明目张胆的主权侵犯，毛主席态度坚决，于1971年12月发表政府声明进行严厉谴责，未有半步退让。
同样的，毛主席认为，霸权主义的武力危险是对中国海权的最大挑战，对此中国应当“以武制武”。中国不称霸，但也绝不赞成其他国家称霸，更是反对武力称霸。
毛主席对美国企图用武力宰制中国海权的霸权主义表现出极大的厌恶，甚至嫉恶如仇。1958年8月23日下午，猛烈的炮火震动了金门。近三万炮弹从福建前线猛轰金门岛。
做出炮击决策的，正是毛主席。一直以来，美国在台湾海峡屯守重兵，对我国的合理海权构成严重威胁。
1950年6月美第七舰队入侵我台湾海峡水域。1954年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签订之后，美国更是有恃无恐，派出美军协防台湾司令，美军驻台军事顾问团扩大到2600人，美军第十三特种航空队进驻台湾。
1957年5月，美军宣布在台部署了可携带核弹头的斗牛士导弹和电导导弹。面对这样一种形势，毛主席决定对美的霸权主义采取针锋相对、以武对武的态度。
1958年7月18日晚，毛主席召集军事部门各有关单位负责人，对炮击金门做出明确指示。他说：“金门炮战，意在击美”。
8月23日下午五时三十分炮击正式开始，之后大规模的炮击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击毙击伤国民党中将以下六百多人，两名美军顾问在炮击中丧生。
三、硬核战略：一切为了和平
帝国主义为了实现对他国海权的宰制，纷纷扩展海军实力。历史上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海权逐步沦丧，国人开始深度关注中国海军的建设问题，并试图建立起强大的海军以巩固海权。
1888年12月，中国历史上第一支近代海军舰队——北洋水师正式建军。这支舰队在当时堪称亚洲第一，世界第六。清政府一度认为只要有了强大的海军，一切就可以高枕无忧。
然而在中日甲午海战中，北洋水师全军覆灭。这支超级舰队从建军到覆灭只走过短短的七个春秋，令人扼腕叹息。
毛主席在评价李鸿章时意味深长地说，水浅而舟大。作为伟大的战略家，毛主席还对中国海权的发展道路做出切合实际的规划，客观而准确地看待武力与和平的辩证关系。
一方面，毛主席承认武力的作用，主张建立强大的海军，以巩固海权。他提出强大的海军可以很好地捍卫我们的海权，认识到海军对于维护海权的重要意义。
1944年，毛主席针对当时抗战形势分析，“日本被赶走以后，要看好我们国家的东、南大门，就要建立一支我们自己的海军。从现在起，我们就要研究海防、岸防的问题”。
1949年1月，毛主席再次强调：“中国人民必须建设自己强大国防，除了陆军，还必须建立自己的空军和海军。”
1950年毛主席第一次出访苏联，在12月16日与斯大林的第一次会晤上，他就提出在解放台湾问题上希望得到苏联海军的援助，但被斯大林婉拒。
毛主席意识到中国的海军建设只能也必须靠自己、走独立自主的道路。但中国的国力和技术条件使得我们短期内不可能建立起足够强大的海军力量，这是客观的事实，也是毛主席不可回避的问题。
而这些并没有动摇毛主席要建立一支强大海军的愿望。毛主席在华东海军的建军题词中指出，我们一定要建立一支海军，这支海军要能保卫我们的海防，有效地防御帝国主义的可能的侵略。
另一方面，毛主席认为武力是为了和平，和平是武力的目的和归宿。毛主席重视，但不唯武力。
他认为，海军不是海权的全部。反对蜗居于霸权思想中的“武力至上”，反对一切用武力解决问题，武力并不能最终解决各国的海权争端。反对穷兵黩武，反对军备竞赛，反对炫耀武力，“就大局上说，还是谈判解决，还是和平解决”。
“不唯武”是毛主席海权思想的另一特征，他反对武力至上，而致力于以外交化解争端。毛主席从战略的高度制定海权发展的规划，走外交主导的海权发展道路是毛主席的初衷。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加强，各国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化，由二战的军事争夺，转向全方位的竞争、协调与合作，战争不再是不可避免的。
和平与发展逐步成为新的时代主题。同时中国已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反对一切用武力解决问题。
维护海权虽说是本国的内政，别国不得干涉，但实际操作上却是外交。毛主席更致力于如何从外交上化解中国的海权危机。
他曾指示：“就是西方国家，只要它们愿意，我们也愿同它们合作。我们愿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存在的问题。”“如果美国愿意签订一个和平条约，多长的时期都可以，50年不够就100年，不知美国干不干。”
1958年9月毛主席责成中央军委起草《对台湾和沿海蒋占岛屿军事斗争的指示》，9月3日毛主席亲自审阅修改并下发。
这个指示指出，解放台湾和沿海蒋占岛屿虽然属于我国内政问题，但实际上已变成一种复杂严重的国际斗争，我们不要把这个斗争简单化，而要把它看作是包括军事、政治、外交、经济、宣传上的错综复杂的斗争。
在9月6日最高国务会议上，毛主席风趣地说，“打炮是先发，说话是后发”，“跟美国的事，就大局上说，还是谈判解决，还是和平解决”。
他强调，“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不应该再打打大战，应该长期和平。”“归根一句话，不打仗最好。”
明朝下西洋五百余年后，海权在毛主席的硬核战术实践和战略指导下，终于回到了中国人自己的手中。
而在毛主席声明12海里的中国规矩24年后，1982年联合国海洋会议，决定采用中国标准的12海里领海宽度—《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每个国家有权确定其领海的宽度，公约规定领海宽度为12海里，各国不应超12海里的界限。”中国不仅拿回了自己的海权，还改变了世界的海权！
毛主席以其卓越政治家的气魄，冷静应对，有理有节，成功化解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的海权危机。
既强调了新中国的海上存在，又做到斗而不破，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赢得和平的外界环境。这对当下破解中国海权发展困境，化解海权冲突，促成中国海权大发展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