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鸡鸣寺附近的清晨是寂静的，无人的街道，安静伫立的水杉，阵阵响起的清脆鸟鸣让这里更有一种仿佛世外桃源的错觉。
可谁又知道，太平北路的拓宽、路旁栽种的水杉，都和一个人息息相关。若非他的提倡与领导，此处或许不会留下这般独特的风景，或许仍同南京其余街巷一样，种植大片大片法国梧桐，寻常普通。
这个人就是主政江苏许多年的老书记彭冲。他与江苏、与南京有一份不解之缘，他曾笑着说：“南京的树啊，都是我主张栽种的，从1953年起，一直种到我调任上海一二十年。”
除此外，老人家还有一个常常自以为傲地“成就”，即是南京的长江大桥，他告诉旁人，长江大桥是他亲自在一线指挥看着建造出来的，工程规模巨大，一个桥墩便有一个篮球场那么大。他每天都要忙到凌晨3、4点才可以睡觉。
南京于他，好似就是一个珍惜多年的宝藏，那里的一切，他皆能如获至宝般娓娓道来。
01，从宣传兵到市长：他是龙溪师范学校首位中共党员
彭冲其实不是南京人，也不是江苏人，他出生在1915年的福建漳州，父母仅是城市里最平凡的底层打工人。
因而他的家境并不富裕，自小便深切感受到半封建半殖民体制的华夏带给老百姓的不公平与磨难，慢慢萌生出要凭借自己的力量改变这种现状的意识。
他在龙溪师范学校读书期间，开始接触和学习马克思主义。1933年，彭冲加入中共青年团；年余后，正式成为中共成员。
此后，他以党员身份从事漳州地下工作，在学生间秘密宣扬马列主义，鼓励学生加入组织，一起为中华崛起奋斗。
同时，原本名叫许铁如的他，也“入乡随俗”给自己取了一个朗朗上口的名字，他后来说：“彭冲此名是我随口取的，平仄声，好读又好听。”
1934年，彭冲听从上级组织安排，进入左翼知识分子组建的芗潮剧社，积极编导和出演相关话剧，利用文艺方式继续隐晦传播进步思想。
在他和同事的不懈努力下，芗潮剧社的爱国名声愈加响亮，直至跃居闽南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剧社。彭冲亦由此遭到敌人的针对，一次又一次于危机中摆脱敌人追捕，化险为夷。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彭冲与同事遵循组织指示，率领话剧社成员到厦门巡回公演，建立闽南抗日文艺联合战线。
同年，他和战友们积极复建漳州工委，创立民众救国组织，领导和参加漳州抗日活动，将救亡组织在短短时间里即发展到3千余人。
1937年秋天，彭冲加入新四军，成为支队宣传副队长。他抓住一切机会，积极向群众和战士们宣传抗日思想，使得宣传队一下子变成组织开展政治和宣传工作中最得力助手。
次年，彭冲升任政治部秘书。9月，调至高淳地区，担任组织办事处主任。随后，他率领工作人员深入涂县号召群众响应抗日浪潮。11月，当芜县县委在彭冲的努力下成立，他担任党委书记一职。
1939年，彭冲再度升职，任民运科科长。1945年，他以团政治委员身份率战士们转战江苏、山东等地，积极与敌人作战，为战争胜利贡献一份力量。
新中国成立后，彭冲重归故土，担任福建省委秘书长等职务，贯彻党组织方针和政策，为初期福建省的建设和华东地区统一战线建设付出一份辛劳。
1954年，彭冲调任江苏省委秘书长，自此开启他与江苏、南京的那份不解之缘。
02，与江苏结下缘分：他把到南京称作“回家”
众所周知，南京曾是国民政府所在地，是昔日华夏政治中心。可却鲜少有人知道，南京同样是国民政府遗落在中华大地上一个亟待收拾和整理的“烂摊子”。那里的一切皆百废待兴、百业待举。
彭冲到南京工作的第二年即当选为南京新任市长。他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顺着前人所铺之“路”，继续紧抓工业和民生，提前一年完成“一五”计划关键目标，初步建立符合且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工业基础。
1958年，彭冲于南京工业浪潮中再三强调南京的发展前景是从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只要有利于南京生产发展，就必须全力以赴去完成。
对于某些人担心上级部门会收购地方大型企业的情况，他给出明确指示，南京欢迎和支持中央“收厂、建厂、要地、要人”的举措，愿意主动派出精英人士帮中央主持工厂工作。
在他的开明正确思路的引领下，南京工业果然找到一个与众不同的新方向，为日后南京支柱产业打下坚实基础。
同时，彭冲始终与工人们一样，冲在工业发展最前线。南京永利宁厂试验高压容器时，他一连几天待在现场指挥，不惧任何强烈爆炸危险，不断鼓励技术人员大胆创新，最终取得科研胜利。
彭冲很重视“高精尖”产品，他说一个企业的灵魂正是它们，离开它们，企业可能会停步不前，被时代淘汰。
那段时间，南京工厂相继涌现大批“全国第一”的国产产品，第一台自动车床、第一只微波电子管、第一支电视显像管、第一架世界水平的标准频率仪器……
它们的成功研制和投产，粉碎了帝国主义对华夏的封锁阴谋，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提供强有力支撑。哪怕是当下，它们依然是南京人口中引以为傲、津津乐道的传奇往昔。
毛主席到南京视察，说过一句话：“中山陵的树木皆是国民党栽种的，我们中共为何不能让整个南京都绿化起来？”
彭冲非常在意这句话，上任市长后即紧抓城市绿化问题。1958年，南京市拓宽长乐路与中央路，开辟鼓楼广场与北京路，大力栽种冬青、雪松等树木，使此处成为名满金陵的城市样板。
1963年，彭冲下达禁止盲目开荒的指示，要求各区积极展开爱护绿化的宣传活动。一旦发现违法者，必须处以相关处分。
雨花台风景区的建设计划，是彭冲亲自与专家商讨制定。他求助老战友钟国楚，请他派遣80余辆军用卡车运输树苗到雨花台。
但很可惜，由于“特殊时期”的到来，彭冲未能实施整套规划，只在雨花台留下一片诉说往事的苍翠竹林。
像是瞻园、南京云锦和雨花茶等等颇具金陵特色的历史遗物与文化传承的复苏同发展同样与彭冲有一定关系。
他持续修缮瞻园、恢复古园林风貌，拯救“悬崖边”濒临消亡的民间工艺、引导云锦和雨花茶走向创新路、焕然新生，令古金陵与现代南京完美融合，呈现独特又极具魅力的新景象。
在彭冲的心中，南京便是他一手“带大”的“孩子”，他看着南京脱去旧时破烂衬衫，一步一步迈向“新生”。他说：“到南京就是回家，江苏是我的第二故乡。”
南京人、江苏人亦无比感激彭冲的付出和奉献，时常夸赞他是江苏人民的“好市长”、“好书记”。
03，他一直是那个他：他说我只是个普通人，评价就交给历史吧
1976年，彭冲告别南京，来到上海工作；1977年，他当选中央政治委员；1978年，彭冲成为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走入首都最初，他曾向中央递交一份特别报告。彭冲说：“人民代表大会乃华夏最高权力机关，理应在召开相关会议时，于会场正面悬挂象征祖国的国徽，而非领袖的画像。”
中共领导深觉他言之有理，很快接受彭冲的建议。自此，国徽成为人大会议会场中非常醒目和庄严的华夏标志。
1980年，彭冲升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属副国级职务，负责处理政法相关工作。同年，他跟随邓小平出访朝鲜、视察东北，补选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1988年，彭冲当选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及秘书长。1989年，经济特区深圳立法权议案遭到部分人反对。彭冲巧用妙招，化解此一难题：
他在草案表决会议上，一反常态没有采纳举手点数的方式，而是叫“反对者举手”，充分体现他在工作中的灵活变通能力。
1993年，即将迈入耄耋之年的彭冲自中央领导岗位上退下，进入离休阶段。
他的精神依然矍铄，早些年常常回南京与故交见面，比到福建的次数还多。后期由于身体缘故，虽减少出门机会，但却时不时嘱咐儿子将能联系、邀请到的老同志都叫来家中和他吃顿饭。
彭冲90岁寿辰是在南京度过的，95岁大寿则在家里摆了3桌宴席，宴请老战友和警卫员与他共度。
他非常念旧，一直记挂着牺牲的战友。以前行动爽利时，总亲自于清明节祭拜故交；后来年老不方便了，便致电老秘书施正东，委托他代替自己到战友墓前献上一束鲜花。
彭冲的儿子说，父亲一直都是那个他，低调谦和，不愿意自己书写完整回忆录，只说自己是个普通人，在做应该做的事情，至于其他评价，则一律交予历史去评判吧。
2010年10月，96岁的彭冲因病于北京故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