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的官场上，曾流行这样一句谚语：“前生不善，今生知县；前生作恶，知县附郭；恶贯满盈，附郭省城。”
这句话在乾嘉道时期文士梁章钜的《归田琐记》中有所记载，在后来二月河的小说中也有引用。
它的含义翻译成现代语言来说，就是：“基层不好干，尤其是省市驻地的基层，更不好干。”
当然，时代不同，基层的含义也不同。如今的县，只能勉强算作基层，因为毕竟下面还有乡镇等区划。而在“皇权不下县”的古代，知县无疑是属于基层官员。
清代之所以会有“前生作恶，知县附郭”的说法，是因为附郭县的知县实在不是个好差事。
所谓“附郭”，即不同级别的行政单位同驻一城的情形。在清代省府（州）县的区划体系下，附郭县一般指的是府驻地县，少数还包括省驻地县。比如，蓬莱为登州府之附郭县，掖县为莱州府之附郭县，而历城县既是济南府驻地，同时也是山东省城之所在，即所谓的“省城附郭”。
从上面的解释不难看出，附郭知县不好干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庙小菩萨多”。在众多上司的眼皮子底下工作，知县的压力可想而知，每办一事，都要考虑多方态度，很少有自己施展的空间。同时，上司多也意味着需要打点的关系多，古代经济不够发达，一个县的可支配财力有限，不少知县都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逢年过节，迎来送往，常常疲于奔命。
此外，在政绩方面，如有功劳，风头显然要归上司。久而久之，知府、知县虽然同驻一城，但人们很容易产生“只识知府，不闻有知县”的感觉。
在胶东历史上，就曾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关于明末莱州保卫战（孔有德叛军围攻莱州城半年之久）的史料介绍，大部分对莱州知府朱万年浓墨重笔，而却对时任的掖县知县介绍不多。这其中，固然有朱万年壮烈殉国的特殊因素，但多少也能体现出“附郭知县”不易出名的道理。
此前，笔者也说不上时任掖县知县姓甚名谁，直到前几天详细查阅《掖县志》方才知晓，这位“幕后英雄”名字叫做洪恩炤，是河南息县人。
关于洪恩炤的生平，清代《掖县志》记载道：
“洪恩炤，字玉笥，息县人。事继母以孝闻。崇祯戊辰第进士，授掖令。……值孔叛反戈，制城守具，辅太守朱万年营调，罄竭血诚，洎朱殉难，复与同知寇化、通判任栋协心固守，城卒以完。论功擢兵垣，累官浙江布政使。”
不过，参照清代《息县志》的内容，《掖县志》似是将洪恩炤的号误作为字。《息县志》载：“洪恩炤，字君明，号玉□（缺字，模糊不好辨认，可能就是掖县志中的笥）。”
洪氏应为明末当地之望族，在洪恩炤之外，《息县志》中还有洪恩炳、洪恩煜等恩字辈火字旁洪姓人为官的记载。
洪恩炤在崇祯元年考取第三甲进士，之后得到了外放任县令的机会。而他上任的地点，即莱州府的附郭县掖县。
在孔有德叛乱（崇祯四年底爆发，五年初开始围困莱州）之前的时间里，掖县任上的洪恩炤并无太多事迹可言。《掖县志》说他“课士有雅鉴”，看来不少精力都投在了教育上。
而到了崇祯五年，孔有德叛军兵临城下，御敌成为莱州的当务之急。战况激烈时，山东、登莱两巡抚同时驻扎在城中，再加上原有的莱州府、掖县两级机构，不大的城中，挤满了文武官吏。
在这种情况下，洪恩炤并没有手脚慌乱，而是很好的履行了附郭知县的责任。正如《掖县志》所言：“制城守具，辅太守朱万年营调，罄竭血诚，洎朱殉难，复与同知寇化、通判任栋协心固守，城卒以完。”莱州城坚守半年而不破，之后随着明朝援军的到来，最终得以解围。
平叛之后，明廷论功行赏。在战争中殉难的莱州知府朱万年，得到了恤典哀荣，而表现优异的洪恩炤，也被加官进爵。
关于他离任掖县之后的仕途经历，《掖县志》记载不多，而《息县志》记载较详（按照古代的名人分类，洪恩炤于掖县可谓名宦，于息县可谓乡贤，故两地县志对他都有记载）。从掖县知县的任上，洪恩炤被重新提拔进京，担任兵部给事中，后历任刑部、礼部，期间曾外派主持山东乡试、提督闽浙军饷。后来，官职又升迁为山东右参政、雷廉兵备道、浙江左布政使（在此任上以疾致仕）。
在明代，督抚尚未成为定制，三司为地方要职。做到一省布政使的洪恩炤，在明清两代曾担任掖县知县的人当中，也算是仕途高度相对不错的一个了。（本文作者：耳左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