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香港核心商业区最后一块大型地块，位于中环海边的黄金地段可能会创下该市历史上最昂贵的记录。
根据香港特区政府对出售中环新海滨三号商业用地的“双信封评标法”办法，提交的标书将在设计和价格方面得到同等的权衡。这块商业用地的投标将于周五中午截止，该地块的总建筑面积可能达到160万平方英尺。
“考虑到该地块的战略价值，投标人将提交更高的价格以及更具创新的设计，因为它是中环海滨的最后一块商业用地，” 泓亮咨詢及評估有限公司公司的董事总经理张文生说。
张文生预计，这块紧挨着国际金融中心的地块将拍出550亿港元，即每平方英尺34,000港元。
“这很可能会创下香港卖地史上的记录，”他说。
香港的房地产市场在因去年的Covid-19流行而被拖累了几个季度后，已经恢复了上升的轨道。随着该市经济恢复增长，个人买家纷纷回流，而开发商则为招标地块祭出高价。
目前，香港最贵的土地纪录由新鸿基地产保持。按市值计算，这家香港最大的开发商在2019年11月以创纪录的422.3亿港元竞得奥斯汀路西九龙高速铁路终点站上的商业用地。
美联测量师事务所的董事Alvin Lam赞同张文生的观点。
Alvin Lam说：“鉴于该地块面积大，而且稀少，按价值计算，它可能是最昂贵的地块，”他估计该地块的价格可能高达480亿港元，或每平方英尺30,000港元。
“最近以高于预期的价格出售一块商业用地，表明开发商对市场前景重拾信心，” Alvin Lam说。“中环的这个项目大约需要六到七年的时间来完成，届时市场可能已经完全恢复了。”
上个月，希慎兴业和华懋集团以197.7亿港元竞得铜锣湾加路连山道的一块商业地块，比市场预期的172亿港元的最高价高出15%。
根据地政总署的出售文件，该地块的竞标者需在周五中午前用两个信封分别提交一份带模型的技术设计方案和一份溢价方案。
恒基地产的联合主席Martin Lee说：“我们对投标很感兴趣；我们会参加。”恒基地产由香港第二大富豪李兆基创立，他的净资产为339亿美元。
恒基地产和新地集团是开发国际金融中心的财团的一部分。
中环最大的业主香港置地则对是否参与投标不置可否，说它不对具体的招标发表评论。
香港置地执行董事Raymond Chow表示：“作为中环的主要利益相关者，我们相信中环海旁地块的开发将加强中环的优质生态系统，并增强其作为香港首要商业区的吸引力。”
香港置地拥有450,000平方米（484万平方英尺）的房地产组合，包括甲级写字楼交易广场一、二、三号和豪华购物中心Landmark。
华懋集团的首席执行官Donald Choi说，该地块是中环沿线最后的地块之一，因此“很有吸引力”，该公司正在研究是否参与
“然而，由于地下的轨道交通线和复杂的道路交通状况，建筑成本将非常昂贵，”Choi说。
延伸阅读
教育部6月2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粤港澳大湾区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21）》，建议香港在法律上明确普通话与简体字的地位。
尽管在《香港国安法》生效之后，香港社会的政治气氛已经相当平静，但是此事仍然在网上引起了不小的回响。很多香港网民都表示，“推普废粤”，不能接受……
其实无论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的普通话还是粤语，都属于汉语的一种方言，而并不是一门独立的语言，是一奶同胞而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
而今，教育部只是建议香港在法律上明确普通话和简体字的地位，就能被不少香港同胞认为是要废除粤语，可见粤语（香港人习惯称为广东话）在港人心中的敏感地位。
前两年，香港教育局因为将广东话称为“非法定语言的中文方言”，在香港社会引发轩然大波，不少香港人觉得，这是教育局要“推普废粤”。立法会前议员毛孟静甚至在质询特首林郑月娥时提及此事，二人“廷争面折”，会场气氛十分火爆。
最后在舆论压力下，特区政府教育局撤回了关于广东话的方言定义。
广东话在香港从来都碰不得吗？
未见得。
比如，1949年，大批上海人去到了香港，上海话一度也曾风靡不少香港家庭，为了广东话地位在立法会“闹交”的毛孟静与林郑月娥，都出生于上海移民家庭。
其实，在香港开埠之前，粤语甚至不是这里居民的通用语言。
1840年英国霸占香港前，此地的主要居民是客家人、围头人、疍家人，香港的英文名Hong Kong，便是来自于疍家话的音译。从区域地理和历史地理的角度看，客家人主要分布于大埔、粉岭、锦田、元朗等新界山区，围头人主要世居于新界、九龙的平原地带，疍家人则是香港岛、九龙、离岛的海岸地带。
自从英国统治香港，因为两地法律制度的不同，以及晚清经历太平天国等动乱，广东的富人纷纷避世于此，香港逐渐成为了珠三角的商业中心。由于机会的增多，广东形成了南下香港求生活的风潮，以粤语为主要沟通语言的人才占到香港的主流。
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方言失去了空间，香港电台纪录片《吾土吾情：说客家话围头》中，香港本土语言保育协会会长刘振发讲述语言历史时回忆道：在家乡锦田横台山村，1940年日军侵占之前，私塾里都是使用客家话教《三字经》《千字文》，“围头村落便聘请围头话的老师，因为他们识字后，仍然与本村人沟通，不用出去”。
由于英国人并未将香港视为可以大规模引入移民的区域，而是将这里当作商港来运营。所以中国人一直占香港人口的绝大多数。在此背景下，英国人认为强推英语成本太高，既无必要，也无可能。造成民间用语在这一时期的香港，实质上处于“无王管”的阶段。
即便如此，当时的粤语在香港还普遍被认为是一种方言俗语，不如国语普通话那么高大上。在舞台上，以国语演出的戏剧占到主流，戏曲上京剧也要比粤剧红火。
（京剧表演艺术家裘盛戎赴港演出，万人空巷）
之后的1950年代，国语的地位又得到了提高。
1949年全国解放之际，大批内地人蜂拥来港。虽然广东人仍是这一时期移民香港的主体，但是来自上海的文字、音乐、电影工作者甫一到港，便接管了彼时还相对贫瘠的香港文艺圈。这些国家级的精英铸就了香港文艺大繁荣的同时，也让国语统治了香港当时的流行社会文化。
闻名海内外的邵氏兄弟和电懋（后更名国泰）这两家电影公司，就在那个年代起步，创造了香港国语电影的巅峰年代。
导演李翰祥将黄梅调注入中式戏剧，衍生成了邵氏的《梁山伯与祝英台》。这部电影打破纪录地卖了个满堂红，也成为黄梅调音乐电影的经典代表作 。李的另一部国语片大作《江山美人》同样卖座又叫好。
而邵氏的张彻导演的武侠片动作片，也都是国语片。张彻因为嫌弃香港的年轻演员“说不好纯正国语”，建议放弃现场录音，改用事后配音。这个主张被邵逸夫和邹文华采纳，一直影响到现在。
另外，由于当时香港电影的出口市场主要是台湾地区，当时的台湾又正在推行国语，所以这也反过来影响了香港电影的制作。
乐坛最流行的则是白光、李丽华唱的海派音乐，以及披头士等的欧美流行曲。据《五六十年代香港粤语流行曲简介》，虽然其时已有粤语曲，但刚刚面世，就“被重重地压在欧西流行曲及国语时代曲之下”。
（白光）
粤语越来越被当时的香港社会认为难登大雅之堂，当时的香港人唱国语歌，看国语片，在学校里学习国语，在祭祖时也用国语。除了日常对话用粤语，国语占据了其他社会生活的主要部分。
但是，这一切随着六七事件的到来戛然而止。
尽管战后的香港迎来了经济上的快速发展，但港英政府亲近商业资本家，分配不公，轻视劳权，导致社会积攒了极其严重的矛盾。1967年，南丰纱厂发生工潮，如同在一间煤气泄漏的房子里划着了一根火柴。事件很快演变为激烈的社会冲突，引发了香港开埠以来最严重的动荡。香港民间的反殖民情绪爆棚，英国的殖民统治面临巨大威胁。
（左派所放炸弹，上书：同胞勿近）
尽管由于香港左派当时周街摆放炸弹，误伤无辜，造成民意最终逆转，英国人则在新界乡绅与香港警队的鼎力相助下，最终成功镇压了这场运动。香港警队也由此获得了政治上的巨大影响力，被英国政府加封香港皇家警察称号。
但如此凶险的局面，还是大大震撼了殖民者。
（六七事件时社会冲突场景）
抗日战争与抗美援朝的胜利，使彼时世界各地的中国人民族情绪都很高涨，香港自然也不例外，如果不做点什么，英国的殖民统治随时都有可能土崩瓦解。
六七事件后才后知后觉的港英政府认为，只有逐步确立香港人的“本土意识”，才能用“香港人”这个身份对抗以至抵消“中国人”的认同。
要构建一个共同体，必须要划出“我者”和“他者”的区别，而要想构建这一区别，没有比一门共同的语言更合适的武器了。英国人想到了拔高粤语的地位，来帮助香港人建立香港本位的共同体意识。
首先，英国人要做的是为粤语“正音”。此事说来容易，做起来却是不知如何着手。当时虽然香港主流人口是以粤语为交流语言，但广东很大，粤语内部的细化方言也很多。尽管社会上流行的说法是以广州西关音为粤语标准音，但是您猜怎么着？大部分香港人的态度根本是“睬你都傻”（理你是傻瓜），自行其是说自己老家的方言罢了。
英国人为应对这种局面，在港英政府的官办电台“香港电台”开办了一档名叫《咬文嚼字》的栏目，专门针对社会上的不同读音进行“纠正”。
另外，香港电台还与许多活跃的粤语正音支持者接触。要知道，在六七事件之前，这些人根本就处在没人搭理的地位上。
其次，正音之后就是教育了。为了独尊粤语，港英政府开始在学校禁授国语，中学会考取消国语科。
香港的其他方言也难以幸免。60年代后期，港英政府取消客家话、潮州话电视节目；70年代，电视广播管理法规定中文广播只可使用标准粤语。
最后，英国人还在文艺领域向国语开战。
香港长久以来被认为是一个自由经济体，但在文艺领域，那个年代的港英政府从不自由。
六七事件之后，急于树立粤语地位的港英政府几乎切断了香港所有国语电影的投资，在审查方面也对国语电影异常严格。
而粤语电影则迎来了春天，想申请政府投资？没问题！内容审查？一遍就过！排片？全上最好时段！
1970年5月，原为邵氏兄弟雇员的邹文怀、何冠昌、梁风、蔡笃生离开邵氏，自立门户，创办嘉禾影业公司。
1971年，李小龙签约嘉禾，与邹文怀合作拍摄5部电影，分别有《唐山大兄》、《精武门》、《猛龙过江》、《龙争虎斗》和《死亡游戏》，原本是“国语版”，却都被进行粤语配音才放上荧幕。
1973年，讲述底层市民生活的粤语片《七十二家房客》狂揽562.7万港元，称霸香港票房。
此时，距离讲述传统中华故事的国语片《梁山伯与祝英台》票房夺冠，不过十年……
当然，如果英国人仅仅是在这几个领域提升粤语地位，未必能收到全功，建立起香港本位的身份认同。但狡猾的殖民者玩了一手移花接木，竟然将拔高粤语、建立“香港人”身份，与港人的民族感情嫁接在了一起。
六七事件之后，尽管左翼的社会运动遭到压制，但是港英政府也没想到，七十年代的香港各大高等院校，竟然成了左派的天下，接过了社会运动的大旗。
要知道，六七时的大学生还普遍支持殖民地政府，但七十年代的香港大学生们，则大部分接受了教员的思想，成了反殖爱国的“国粹派”，那时的香港学运也被称为“火红的年代”。
（国粹派主导了70年代香港的学运，这些人有不少后来都成为了建制派阵营的核心人物）
究其原因，正在于港英政府粗暴镇压左派，在社会上渲染“防中”情绪，造成大学校园内的强烈反弹。
在殖民地政府施行资本主义政策的当时，大学内的左派分子自然将反殖与反资的斗争结合在一起，所以“火红的年代”中最亮眼的就要数保钓运动与中文运动了。
（香港保钓游行现场）
保钓运动即捍卫钓鱼岛主权，中文运动则是要争取中文在香港的法定语言地位，这两大运动怎么看都是十分民族主义属性的，按理说，港英政府应该对此相当头疼才对。
不过，经历了六七事件的英国人这次学精了，不再硬碰硬，反倒是“巧妙”地利用中文运动，为建立香港人身份认同添砖加瓦。
港英政府对中文作出了微妙的定义。的确，香港绝大部分居民都是中国人，中文成为法定语言是当然的事情，但是文字归文字，语言归语言，粤语和国语可都是中文哦。
1974年，港英政府爽快地“让步”，通过立法承认中文与英文享有同等法律地位。但与此同时，在社会各个领域打击国语的动作并未有丝毫放松。这就造成国语式微的情况下，粤语当仁不让地成了实际上中文的代表。
一场反殖的中文运动，竟让殖民者如愿以偿，提高了粤语的地位，进一步塑造了“香港人”这一身份认同，着实可叹。
2019年，香港爆发反修例风波，城市冲突无日无之。香港警察作为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受到了广大内地网友的一致认可。不少官媒也到香港参加警队的下午四点记者招待会。在一场记者会上，有一位来自内地官媒的记者向警队发言人提议，可不可以为了照顾内地网友，使用普通话回答内地媒体的问题？
结果这位一身正气、经常怒斥反对派造谣的警司先生回答内地记者说：“对不起，香港的法定语言是中文，无论你用什么语言提问，我都会用中文回答你。”
好家伙，这普通话不是中文吗？
其实，这真不能怪这位警司，英国人当年这一手“移花接木，其影响堪称润物无声，无论一个香港人是否爱国，他往往都会先入为主地接受“中文就是广东话，广东话就是中文”这一概念。
当粤语成了香港的象征，成了香港人的符号，触碰粤语就好像触碰了香港人这一身份。当一个人的共同体意识感受到冲击，不管这个冲击是否真实存在，都会让他感到极大的威胁，反而让他更加珍视自己的身份认同，并强化“我者”与“他者”的对立。
粤语开始完全统治香港的80年代，也是香港流行文化统治整个大中华圈甚至辐射日本、韩国的年代。时至今日，成龙出现在日本街头，都仍是万人空巷，当年看过他电影的观众都会用粤语对他说“你好”或者“恭喜发财”，大哥也会用粤语回礼。
不过，时事确实瞬息万变，同样是在80年代，事情也正在发生变化。
1984年，中英签署联合声明，香港确定将于1997年回归祖国。彼时已经完全在香港社会式微的国语普通话，随着两地来往得日益密切，又悄悄开始了抬头。
当时出口韩国的香港电影，便全部使用的是国语配音版，所以成龙大哥去到韩国参加综艺节目时，他就会用普通话与观众交流……
（成龙参与韩综录制）
电影出口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在80年代的香港中小学教育领域，开始了普教中与广教中之争。
普教中即“以普通话教授中文科”，广教中就是“以广东话教授中文课”，其实看了上文，就知道这个提法在香港颇为诡异，毕竟在不到两代人之前的1960年代，香港不少中文学校都是很自然地以国语普通话教学。
但人们忘却历史的速度总是快过自己的想象，在80年代的香港，普教中看起来已然不可思议。另外，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倡导这种与内地相同的教学方式，必然受到港英政府的打压，而且会被将粤语视为香港符号的香港人看作是内地的“文化入侵”，所以，普教中无法在那个年代普及。
在香港回归后，普教中便正式提上了日程。
1999年，香港课程发展议会在《香港学校课程的整体检视报告》提出，要“在整体的中国语文课程中加入普通话的学习元素，并以‘用普通话教中文’为远程目标”。
2003年，语文教育及研究常务委员会（语常会）发表《语文教育检讨总结报告》，赞成香港课程发展议会的长远展望，但同时强调应进一步了解学校成功转用教学语言的所需条件，并防止造成负面后果，才就全港学校采用普通话作为中文科的教学语言制订明确的政策和推行时间表。
2008年，“语常会”正式设立“协助香港中、小学推行‘以普通话教授中国语文科’计划”，并由特区政府注资二亿元作为资助基金，推行“普教中”的学校开始猛增。
截至2020年，有71.7%的香港小学及36.9%的香港中学实施普教中，当中16.4%小学及2.5%中学全面普教中，其余则在部分级别或班别实施。
“普教中”的优点毋庸置疑，它可以确保言文一致，即口语是普通话，书面语是现代白话文，“普教中”能使“听、说、读、写”统一起来，减少俚语入文、减少受粤语方言、词汇和语法影响，让学生掌握好现代汉语，使行文更流畅，提升学生书面语表达能力及普通话能力。
支持广教中的人则强调“古音古韵”，说是因为粤语保留了中古汉语的入声。这种说法确有道理，听起来粤语也变得高大上起来。但是，难道那些1950年代避居香港的大学者们不知道什么叫做“古音古韵”吗？他们当时为什么没有在香港强调用粤语教学？
再者，根据研究，几乎所有汉语方言追根溯源都可以找到自己同中古汉语的联系，毕竟大家都是一个爷爷的孙子，既不可能有哪个孙子跟爷爷长得一模一样，也不可能有哪个孙子和爷爷没有关系……
关于普教中与广教中的争议，其阵营对立甚至无法单纯以建制、泛民来划分，泛民大佬司徒华坚定支持普教中，而继承司徒华衣钵的反对派堡垒“教协”也有不少高层支持普教中。
在政治上坚决反对普教中的，只有近年来崛起的所谓“本土派”势力，其中大部分人即便不支持分离主义思潮，也是香港本位主体意识的拥护者。
其实，粤语在他们看来，就是塑造香港与内地对立的一个工具罢了，他们支持广教中也好，反对在香港推广普通话也好，都是为了政治目的在服务。
语言确实是一个工具，但它应该是什么工具呢？它应该是沟通交流的工具。如今，内地与香港交流又日趋频繁，与内地交往如此密切的香港，怎么可能不使用内地的语言？毕竟内地很大，让少数人适应多数人的难度，必定要小于让多数人适应少数人。
如西方格言所云，A language is a dialect with an army（一门标准语言就是一支拥有军队的方言——马克斯·魏因赖希）粤语统治香港的历程，也并非自然交流形成的过程，背后有港英政府的有形之手在推动……
既无所谓“传统”，又谈何“不可动摇”呢？更何况推广普通话，也不意味着要废除粤语，非要把这事说成“二选其一”的，其心可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