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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的家庭总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

对于启功来说,幸福与不幸是如此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他和妻子40余年的相濡以沫、他为亡妻独守30年的孤寂,成就了一段爱情的传奇。

启功的爱情是很“老派”的。

启功20岁的时候,母亲和姑姑为他张罗了一门亲事,姑娘叫章宝琛,比他大两岁,也是满族人。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自由恋爱、婚姻自主已经蔚为风气,启功受过现代教育,还是个文艺青年,自然不满意封建包办婚姻。

像当时的许多年轻人一样,启功无数次地想象过自己的爱情和婚姻,无数次地憧憬过自己的幸福生活,唯独没有想过会是这样的情景。

但他不愿意忤逆母亲,他不想让母亲伤心,他知道母亲的艰辛和不易。

启功虽是皇亲贵胄,拥有满清皇族血统,是雍正皇帝的第九代孙,但清王朝的覆灭和早已开始的家道中落使启功母子经历了一段艰难的岁月。

启功生于1912年,迎接他的是辛亥革命隆隆的炮火。

他的降生为惶恐不安的家庭带来了一丝喜悦和希望,然而家族的命运却无可挽回地随着国家的衰亡而没落。

启功的父亲在他一岁时便撒手人寰,母子相依为命,家计十分艰难。

但母亲仍然坚持让他上学,同时请亲友安排他专门拜师学习中国传统的古文、书画等。

虽然启功最后还是被迫辍学,赚钱养家,但他知道母亲栽培的苦心、养育的不易。

启功和陈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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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矛盾纠结的时候,事情却有了转机。

三月初五是启功家祭祖的日子,母亲忙不过来,就约了章姓姑娘来帮忙。

那天正下着雨,母亲让启功打了伞到胡同口接人。

无论启功是不是读过戴望舒的《雨巷》,无论朝他走来的是不是那个“丁香一样结着愁怨的姑娘”,事情总是有了一个浪漫的开始。

启功在雨中接到的姑娘虽然说不上漂亮,但也模样周正、仪态大方,第一次见面,启功实际上已经接受了她。

在母亲的安排下,两人当年10月完婚,两个新人走到了一起。

章宝琛显然不是青年启功的梦中情人,他们既没有青梅竹马的感情基础,更没有心有灵犀的一见钟情。

但是,在平平淡淡的生活中,启功还是看到了章宝琛的温厚贤良,还是感受到了新婚妻子深沉真挚的爱。

章宝琛出身寒微,自小吃了很多苦,嫁为人妇,她越加勤俭自守,操持家务,默默奉献。

而启功毕竟出身世家,又喜欢艺术,时常呼朋唤友,相谈甚欢,有时甚至在家中闹到半夜,章宝琛总是毫无怨言,只在一旁添茶续水,看丈夫高谈阔论,意气风发。

然而这样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启功因为失去了辅仁中学的教职,一家人的生活很快陷入困顿。

启功四处跑馆做“家教”,依然入不敷出,只能卖画补贴家用。

对于启功来说,画画不成问题,卖画却是难题。

细心的宝琛看出了丈夫的为难,便对他说:“你只管在家中作画,我负责上街市卖画。”

小夫妻开始了默契的“产销合作”,虽然艰难,但日子渐渐有了起色。

那时正是冬天,章宝琛常常在京城的寒风中一蹲就是一天,启功虽然心疼却也无奈。

一天,启功跑馆回来,发现妻子还没回家,这时外面正下着大雪,他急忙拿了雨伞出门。

当他在雪幕中找到妻子时,她正眼巴巴地看着行色匆匆的路人,冻得瑟瑟发抖,但神情却是兴奋的,她告诉丈夫,还有两幅就把今天带来

的画全卖了。启功没有说话,他紧紧攥着妻子冻得通红的双手,大雪还在纷纷扬扬地下着。

转眼到了1937年,北平沦陷后,启功一家的日子更艰难了。

1973年,标点廿四史清史稿人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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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他们几乎一筹莫展的时候,“机会”突然降临了,启功一个旧日的同事介绍了一份工作,而且开出了十分诱人的薪俸。

原来是日伪政权为了推行“皇民化”政策,设立了教育局等机构,需要网罗一批人才,启功也成了他们的目标。

启功知道,这是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他宁愿跑馆授课、卖画鬻文、清贫度日,也不能变节“下海”,于是拒绝了同事。

但同事却不肯善罢甘休,因为启功的皇族身份,他的教育从业经历以及他与书画艺术圈的交往,实在是不可多得的。

于是,他带了礼物再次登门。不过这次他采取了迂回的策略,先找了章宝琛,希望通过她做通启功的工作。

他觉得女人不问政治,而且家计的困难会让她更务实,没想到章宝琛回绝得更加干脆:“我们就是饿死,也不给日本人做事!”

启功知道后感叹:“知我者,宝琛也!”

在以往的共同生活中,启功更多地感受到妻子的温婉、贤惠和善良,这件事情则让他看到了妻子深明大义、知荣辱、讲气节的一面。

启功不得不对妻子刮目相看,他觉得他们的爱情除了柴米油盐、锅碗瓢盆的日常,实际上还有更丰富、更深刻的内涵。

他们的坚持终于等来了真正的机会,启功被聘为辅仁大学国文系的讲师。

他的书画在圈内也渐渐有了影响,可谓少年得志,雄姿英发,没想到他们平静的生活恰恰因此起了波澜。

启功画作

除了教学,启功常常与学生谈诗论画,有时也带他们去参观展览,自然就有女生慕着才情主动接近老师,于是难免传出风言风语,几乎坐实了启功和女生的“恋情”。

章宝琛很快得知了消息,她没有“一哭二闹三上吊”,而是悄悄收拾行装回了娘家。

启功看到的是妻子留下的一纸决绝的短信:“我回娘家了。你什么时候离婚就通知我!”

启功心急如焚,几次三番登门解释,想要接回妻子,都被拒之门外。

实际上“师生恋”一说只是谣传,误会很快也就化解了,章宝琛依然坚持要离婚,是有更重要的原因。

他们结婚多年却没有子嗣,启功是皇族后裔,而且三代单传,假如在这一代断了香火,宝琛觉得自己难以承担这样的压力,常常为此内疚、自责。

这次闹离婚虽然事出有因,但更多的却是借题发挥,章宝琛是想弥补自己对启功的亏欠,是想给启功一个重新选择的机会。

了解了妻子的良苦用心,启功再次登门接人,谎称是因为自己的原因不能生育,打消了章宝琛的顾虑,终于把妻子接回家。

一场风波从误会开始,却带给他们更多的体谅、理解和信任,这对年轻的夫妇安然度过了他们的“七年之痒”。

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实行高校改革、院系调整,辅仁大学并入北京师范大学,启功担任中文系副教授,从事古典文学、古文字学以及中国书画的研究和教学。

这是启功年富力强的时候,生活的稳定和事业的发展使他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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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启功先是遭遇了家庭的变故,久病的母亲和姑姑相继去世,启功与她们感情笃深,一时陷入痛苦难以自拔。

紧接着便是政治的高压,1957年,启功在反右斗争中被打成“右派”,取消了已经评定的教授职称,工资降级,而且被发配农场进行思想改造。

接踵而至的打击让人猝不及防,章宝琛时常伤心哭泣,启功劝慰她:“算了,咱们也谈不上冤枉。

咱们是封建余孽,你想,资产阶级都要革咱们的命,更不用说无产阶级了。咱们能成左派吗?既然不是左派,可不就是右派吗?”

启功虽然用幽默的调侃宽慰妻子,可是自己依然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他每天从农场劳动回来,经常呆坐在窗前,目光呆滞,神情茫然。最严重的时候,启功甚至产生了轻生的念头。

那是8月的一天,启功突然对妻子说:“宝琛,如果我走了,你要好好照顾自己。”

章宝琛一听便哭出声来:“你要是走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接着,她反过来劝慰丈夫:“多少苦日子都熬过来了,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只要活着,总有苦尽甘来的时候!”

果然,到了1962年,启功又有机会回到他的讲台。

这一时期,他陆续出版了《古代字体论稿》、《诗文声律论稿》、《读<红楼梦>札记》等专著,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学术成果。

可是好景不长,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席卷而来,启功自然不能幸免。

启功先生和黄苗子郁风夫妇

他再一次陷入了政治斗争的漩涡,但这一次启功却能泰然处之,因为他已经经历了几番风雨,有了经验,也有了更好的心态。

他成了运动的逍遥派,干脆“躲进小楼成一统”,把更多的时间用来做学问。

章宝琛则天天为他把门望风,一有风吹草动,她就咳嗽为号,启功闻声马上把笔墨、文稿藏起来。

为了防止被抄家,章宝琛悄悄把启功的文稿、字画和藏书捆扎之后,用一个大瓦缸埋在后院。

多年以后,病中的章宝琛把“藏宝”的地点告诉启功,启功果然挖出了四大麻袋珍宝,除了藏书和文稿外,启功30年代到60年代的书画作品全都保存完好,几乎无一遗漏。

启功被深深地震撼了,时世艰难,夫妻俩相濡以沫、度尽劫波。

这时已经是1975年,他们或许可以开始一个新的人生阶段?

然而总是造化弄人,在好日子即将到来的时候,厄运也悄悄地降临了。

一直以为是启功身体不好,由于长期伏案劳作、点灯熬油,启功的确患有高血压、气管炎等慢性病,经常头晕。

甚至曾经在工作中晕倒桌旁,久久没有醒来,章宝琛急得直哭。

启功醒来后却若无其事地写诗自嘲:“北风六级大寒时,气管炎人喘不支,可爱苏诗通病理,春江水暖鸭先知。”章宝琛这才破涕为笑。

当然,章宝琛并没有因为启功的幽默轻松而掉以轻心,她四处寻医问药,为启功治病,还经常帮启功按摩推拿,缓解疲劳。

没想到一直照顾着丈夫的章宝琛却先倒下了。

根据启功回忆,1971年章宝琛曾有一次病情危殆,此后几年都很平安,直到1975年春天旧病复发,而且来势汹汹,一时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

得知妻子来日无多,启功痛不欲生,章宝琛却很平静,她对丈夫说:“我再也不能照顾你了!”

顿了顿她又说:“我走了以后,你再找一个人吧,让她好好照顾你。”

启功心痛不已,却故作轻松地说:“你看我老朽如斯,哪会有人再跟我?”

几个月后,章宝琛终于还是撒手人寰,启功在妻子的墓前长跪不起:“你跟着过上一天好日子,我应该多受些苦才对得起你!”

我没

启功的悼亡诗《痛心篇20首》寄托了他对亡妻无尽的哀思,其中“相依四十年,半贫半多病。虽然两个人,只有一条命。”

短短4句20个字,却写尽了一对夫妻的全部经历、爱情和生命。

然而这段回肠荡气的爱情故事并没有因为章宝琛的离去而终结,启功的生命还在继续,随着“右派”问题平反,教授职称评定,书法名动一时,他的事业进入鼎盛时期。

但是烦恼也随之而来。

一个功成名就的单身男人总是会引起人们的关注,亲朋好友希望他能够从丧妻的悲痛中走出来,开始新的生活;

仰慕他的才情和成就的女子,希望有机会走近他的身边,走进他的生活;当然也有一些急功近利的人跃跃欲试,因为他们看到了他的名誉、地位和金钱。

启功对各色人等一概客气地回绝,他说:“今生今世再没有一个女人能够走进我的心里。”

直到1995年,还有一位离异女画家慕名而来。

看到启功清苦的生活,她感慨地说:“启功老师,您过得太苦了,您需要一个女人来照顾!”

启功还是客气地拒绝了她。

女画家没有放弃,她坚持每天来到启功家里,照顾他的饮食起居,为他誊录书稿,当然也向他请教书画方面的知识和经验。

可是一旦提及她要留下来的话题,启功总是明确地告诉她:“我的心里只有宝琛,再容不下任何一个女人。”女画家只好知难而退。

无论过去了多少年,启功的心里的确只有宝琛一人。

只是他的感情已经从最初的“梦里分明笑语长,醒来号痛卧空床”,渐渐沉淀为“浓荫密叶满平池”。

他已经可以平静地回忆起那个清晨的雨巷、雪中的街市,还有执手相看泪眼的叮咛和嘱咐,于是他相信:“一生一人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