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天下好医 编译：黄子江（转载已获授权）
日本厚生劳动省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由于新冠疫情，2020年日本怀孕人数刷新历史新低，共有约87万人怀孕，比2019年下降了4.8%。而2021年1月仅有7.7万人怀孕，比去年同期进一步下降7.1%。
据此推算，2021年日本出生的婴儿数量很可能首次低于80万人。
当前日本正在面临的状况，可以说是全球“人口寒冬”的缩影。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的宠物市场，疫情期间，日本家养宠物市场蓬勃发展，仅2020年就新增了6万只登记宠物。相比于“造人”，宠物饲养成本低、对居家环境要求少，深受孤单和无聊的都市群体喜爱。
只想养宠物不想生孩子，看上去荒唐，却又在情理之中。还有办法让人们想生育后代吗？
出生率下滑已成为国际趋势
实际上，除了日本，不少国家的人口增长都出现了停滞：意大利关闭了部分医院的产房；中国东北出现了房屋白菜价的“鬼城”；韩国的私立大学靠高额奖学金吸引考生；德国有数十万套房产被夷为平地并被改造成公园。
这种如雪崩一般的人口下滑趋势正席卷全球。
尽管一些非洲国家的人口仍在增长，但人口学家预测，到本世纪中叶以后，全球人口将首次进入持续下降的区间。
人口寿命延长和低生育率会导致劳动人口减少，退休人员增加，可能会颠覆社会的组织方式。没有了人口红利，就再也无法用过剩的年轻人推动经济发展，并承担起抚养老人的成本。“进行转型是有必要的，”前联合国人口趋势和分析主管、德国人口学家弗兰克·斯维亚兹尼说道，“各国需要学会接受和适应这种下滑趋势。”
东亚和欧洲的一些国家首当其冲地受到了影响。即使是在印度和墨西哥等人口长期快速增长的国家，出生率也在下降，甚至已经低于每个家庭2.1个孩子的人口更替率。当地政府正在老年人和年轻人的需求之间艰难地寻找平衡。
对于年轻人而言，生育后代这个极为私人的决定需要反复权衡：持续存在的性别不平等和高昂的生活成本，都可能成为抵制生育的理由。
随着女性开始获得更多的教育资源和避孕手段，以及生育焦虑的继续加剧，丁克一族已成为普遍现象。一旦人口开始下降，就会呈指数级加速——出生人数的下降，意味着未来能生育的女性也会变少；如果下一代的家庭规模比他们的父辈小，那么人口下降的趋势就会一发不可收拾。
“这变成了一种循环机制，”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和公共政策教授、亚洲人口问题专家斯图尔特·巴斯滕表示，“这就是人口发展的势头。”
根据《柳叶刀》去年发表的文章，预计到2100年，在被调查的195个国家和地区中，将有183个生育率低于人口更替水平。其中，中国人口将从现在的14.1亿下降到约7.3亿。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人口金字塔就会翻转，届时中国85岁的老人将和18岁的年轻人一样多。
许多国家开始顺应这样的趋势做出改变：韩国正在推动大学合并；在日本，成人纸尿裤的销量已经超过了婴儿纸尿裤；瑞典的一些城市将资源从学校转移到老年人护理；德国在把退休年龄提高到67岁后，准备再次提高到69岁。
（来源：图虫创意）
少子化、老龄化的后果是什么？
面对愈演愈烈的人口危机，研究人员和政府官员都在努力探寻这些问题的答案：为超量老年人口提供财政支持以及医疗护理需求，将如何影响国家经济？从劳动力市场的角度来看，劳动人口比例下降会否影响国家的运转能力？老龄化加剧会对国家的繁荣发展产生哪些深远影响？
针对这些问题，专家提出了以下三大猜想。
首先是国家财政难以承受。可以肯定的是，这一问题的严峻性令人生畏。截至2020年，德国的老年抚养比（每100名年轻人对应抚养的老年人数）已经达到33，而在日本，这一比例达到了48。虽然这两个国家都仍然是经济强国，但有关国家赡养老人负担沉重的新闻已屡见报端。以日本为例，该国财政赤字与GDP的比率高达238%，人口失衡让政府满足人民需求的能力遭到破坏。
其次是劳动力短缺。2015年，德国政府公开宣布欢迎移民大规模迁入。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在增加女性劳动力及改变工作文化方面发力，还积极尝试用自动化机器人代替人力。
目前，在日本建筑行业和老年护理领域中，机器人已随处可见。是引入移民填充劳动力缺口更立竿见影，还是大力发展机器人行业效率更高，现在还没有定论。不过，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曾预测，机器自动化将导致相当一部分工人流离失所，需要财政拨款资助这些退出劳动力市场而陷入贫困的人口。
最后是社会活力不可避免地消退。日本专栏作家加藤久合曾提出“天才假说”：人口越多，出现伟大创新者的几率就越大。由于创新是技术进步的源泉，人口减少会导致经济发展停滞不前。
反过来，人口持续增加，不同人才进行智力交流的机会增多，也将有利于推动技术革新。不过，怎样测算实现社会活力和创造力最大化时的确切人口，是否有一套可行方案避免人口无序扩张后边际收益递减，成为了摆在各国政府面前的一道难题。
总的来说，跳出“低生育率陷阱”的国家很少，生育率的恢复很可能只是暂时的。因为大众心目中理想的家庭规模是由外界环境塑造的，随着人们的期待值降低，实际家庭规模必将持续收缩。
此外，每一代人都面临新的物质疲劳，上一代的奢侈品到了下一代就被视为必需品，因此人们普遍认为自己的生活不够富裕。
当前世代之间的不平等（如政府支出转向老年人）又让“这代人真难”的情绪在年轻人群体中蔓延，从而进一步拉低了生育意愿。
（来源：图虫创意）
如何说服人们愿意去生孩子？
俄罗斯等国家曾尝试向父母提供丰厚的奖金以鼓励生育。但事实证明，这样的政策并不奏效。那么，还有哪些措施可以打动这届年轻人？
提供价格合理的托儿服务
日本的奈义町通过广泛的家庭友好政策，在9年的时间里成功使出生率翻了一番，每名育龄妇女生育的子女数量从1.4个增加到2.8个。这里的家庭不仅可以领取生育奖金和儿童津贴，将孩子送入托儿所的费用也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奈义町的成功是非同寻常的：在东亚，残酷的工作文化让父母很难兼顾事业和家庭。
韩国是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在奖励生育方面已投入超过1300亿美元，具体措施涵盖住房福利、试管婴儿技术补贴、允许公务员提前下班回家“造人”等等，但都无济于事。问题就在于，大城市的公共托儿服务是有限的，有时候入托等候名单很长，而私立托儿所收费又太昂贵了。“生得起，养不起”，使不少夫妇不得不推迟或放弃生育计划。
让父母的工作更加灵活
有研究表明，兼职岗位流行率较高的国家往往生育率也较高。为此，政府可以尝试提供更多的兼职工作。不过，往往是女性担任这些兼职岗位，这就阻碍了性别平等，对于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来说效果并不理想，因为这会进一步减少劳动力。
瑞典的做法值得借鉴。斯德哥尔摩大学（Stockholm University）人口统计学系教授古纳尔·安德森（Gunnar Andersson）说：“我们的理解是，每个人都会遇上家里有小孩需要照料的时候，所以父母有时需要提前回家，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还有其他方法可以使工作变得灵活而又不减少工时。2017年的一项研究表明，德国宽带接入的增加提高了高学历妇女的生育意愿。在家办公的妇女发现，她们可以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孩子。芬兰政府生育问题顾问安娜·罗特基希（Anna Rotkirch）表示，类似的情形可能也正在芬兰上演。疫情期间，芬兰的出生率不降反增，她认为，这与芬兰的教育系统顺利地转向在线学习不无关系。
引导男性在家时多帮忙
调查发现，女性的闲暇时间普遍比男性少，因为她们在家中从事了更多的家务劳动。当男人能在家提供更多帮助时，生育率就会提高。例如，在首尔，丈夫每周多做1小时家务，这个家庭生二胎的几率便会明显增加。
这一结果刚好与瑞典的实践相吻合。瑞典的生育率在本世纪头10年有所上升，这是因为在生完孩子后，父母都能得到相应的育儿假，父亲休假的天数约为母亲的30%。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育儿或家务劳动的模式通常会延续下去。在瑞典，73%的女性和56%的男性每天做家务至少1小时，相比之下，欧洲的平均水平是74%的女性和34%的男性每天做家务至少1小时。
对此，罗特基希表示：“向社会传递正确的信号很重要。尤其在孩子1岁半以前，父母应该承担养育孩子的主要责任。”
参考资料：
1. Kyodo News: Record low number of pregnancies reported in 2020 in Japan amid pandemic
2. Deutsche Welle: Japan: Are pets replacing children during the pandemic?
3. The New York Times: Long slide looms for world population, with sweeping ramifications
4. Forbes: What are the long-term consequences of our aging population? It’s all guesswork
5. BBC: How do you convince people to have bab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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