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中，藏有一张北宋的传世名画，这幅画便是大名鼎鼎的《清明上河图》。
《清明上河图》宽24.8厘米，长528.7厘米。该画作是绢本设色，用长卷形式记录了十二世纪，北宋都城汴梁的城市面貌和当时社会各阶层人民的日常生活状况。
从《清明上河图》来看，汴梁城内有各种商铺。小商小贩穿梭其中，络绎不绝，也见证了汴梁之繁荣以及北宋城市经济的真实写照。
可是真实历史上，北宋与南宋皆是灭于外族人手中。大家都说，宋朝积贫积弱，各种内忧外患与民生问题凸显。但为何张择端所著的《清明上河图》，却显示出了北宋如此繁荣的景象呢？
首先，两宋朝廷“积弱”的观点是毋庸置疑，但是无论北宋还是南宋，其中央政府并不差钱。因此，宋朝只是“积弱”但不“积贫”。
宋代经济发展的特点是，赵家皇帝们鼓励私人多从事商业活动。同时，宋朝民间手工业以及科技极其发达，四大发明中的活字印刷术、指南针、火药皆是于宋朝转向民用。
由此可见，两宋已经完成从农业社会向手工业社会的转变。并且，宋朝以如此孱弱的军事实力，却能与西夏、蒙古、契丹、金国等强敌周旋300多年之久，足见宋朝经济的实力雄厚。
因为宋代经济发展势头非常猛，宋朝每年的财政税收约6000万缗（一缗等于一贯）左右，远远超过汉、唐、元、明、清等封建朝代的平均税收。
此外，北宋都城汴梁又是一座名副其实的“不夜城”，虽然人口与面积皆达不到“龙兴之地”的长安和洛阳。
而且汴梁拥有十分便利的水运系统，城内汴河、金水河、五丈河贯穿南北。其中的金水河更是穿过北宋皇宫，一直延续到城区，接着穿城而过，连接大运河的水道。
宋太祖赵匡胤之所以将都城置于汴梁，主要还是因为其水路运输方便。
再结合宋朝文化发达，社会自由，鼓励私人经商，也让运输极其方便的汴梁，通过大运河连接扬州、杭州等地，形成了四通八达的贸易网。
从《清明上河图》便能看出，汴河两岸各种商铺、酒坊、茶肆、瓦舍勾栏不胜枚举。也因为汴梁城内各条主干道依水而建，景色优美，交通方便。
小商小贩依托繁荣的商业区，纷纷拿出看家本领吸引顾客。
《喻世明言》：“城中酒楼 高入天，烹龙煮凤味肥鲜。公孙下马闻香醉，一饮不惜费万钱。招贵客，引高贤，楼上笙歌列管弦。百般美物珍羞味，四面栏杆彩画檐。”
由此向后人展现出了，汴梁城内人群川流不息，繁华景象远超汉唐的盛景。
然而，汴梁城繁荣景象，却与宋廷积贫积弱并无任何关系。北宋为了维持政权稳定，每年不断增加禁军的数量。
宋仁宗时期，光是北宋禁军总人数达到125万之多，单单每年军费就高达4000-5000万贯。
宋朝的军队分为四种，禁军、厢军、乡兵、藩兵。禁军是宋朝军队的主力，其余三兵种皆为地方军，人数与战斗力无法与禁军相比。
横向比较下，两宋每年财政税收也只不过6000万-6500万贯。宋廷每年需要将总财政税收的80%，用来豢养数量庞大的禁军。因此，宋廷的日子过得还是紧巴巴。
可是宋朝开国之初，便奠定了地缘劣势，让这个中原政权被挟裹于西夏、金、蒙古等强敌的压迫之下。
赵家皇帝们不得不抵御这些强敌，因而每年便会扩大禁军的录取人数，这就形成了死循环，也使得宋朝每年的军费不断攀升。
在此情况下，宋氏朝廷只得依靠经济上的创新，比如对商业，还有海外贸易的扶持。再加上宋朝民间手工业发达，利用这些额外的经济手段，迫使自身完成从农业向手工业社会的过渡。
只有获得大量财政收入，才能抵御周边强敌，以财换平安。所以说，北宋都城汴梁呈现出如此一派繁荣景象，只能代表宋朝中产阶级的日常生活丰富多彩。其实宋廷每年的财政税收，有很大一部分都被用作军费。
这还不包括，宋真宗与契丹人签订“澶渊之盟”后，北宋每年还要向契丹人交纳数额庞大的岁币以换取和平。
更何况，北宋内部还有“三冗”问题（冗员、冗费、冗兵）。北宋除了每年军费占总财政税收大头，自赵匡胤时期，为了分化武将权力，还特地开辟出了“枢密院”、“中书门下”等机构。
更通俗点来说，由于北宋为了稀释武将兵权，把原本一个人干的活，分成3-4个人来完成，期间还有各种隐形支出，这也极大地增加了宋廷财政负担。
文天祥：“既有宣阃，又有制司；既有制置副使，又有安抚副使。事权俱重，体统未明。
另外一点，赵家皇帝们都有些好大喜功。比如，宋真宗兴致冲冲地跑去泰山封禅，这可是一笔巨大的支出。宋徽宗赵佶执政时期，整日不理朝政，还美其名曰弄出了“花石纲”制度，这下又闹的北宋内部爆发多起民间起义。
说这些只是想告诉大家，北宋汴梁的繁荣景象，和国家积贫积弱关系不大。
考评一个政权综合实力，是要从多方面角度来进行剖析，而不是简简单单地看某一点，或者是某个城市的发展状况。
举个不恰当的例子，盛产石油的阿联酋，其gdp远高于其他大型国家。7个酋长国首府之一的迪拜，也被称为沙漠中的奇迹，更是世界上最具盛名的旅游胜地之一。
可是有钱不代表综合实力强，诸如阿联酋、伊朗等等石油国的综合实力，放眼国际上排名并不高。（综合实力包括全民医疗，社会福利制度，军事实力，外贸与进口占比等方面）
反观宋朝每年将大量的财政税收拿去供养禁军，还有一堆整天嚷嚷着变法的文官。
陆游：“诸郡赖以给用度者，不过酒税。”
殊不知，这种畸形的国家制度，只会加剧内部民生问题。谁让北宋开国之初，便没有了幽云十六州，弄得每一任宋朝皇帝，无不胆战心惊地提防北方部族的入侵。
所以说，宋朝的经济虽然很发达，但是国家综合实力并不强，这也具体反映出宋朝“三冗”的尴尬局面，从而导致宋朝军事的积弱，只能靠赔款割地，来获取短暂的相安无事。
总的来说，宋朝独特的市民经济激发了百业兴旺。汴梁靠着漕运发达，从各地运来大量物资。
官僚集团、皇亲贵胄、小商小贩、普通百姓共同生活在汴梁，激发出这个城市的巨大经济潜力。
这也是北宋举倾国之力供应一座城市，促成了汴梁的繁华。
然而，张择端创作《清明上河图》这篇巨作的同时，山东、河北一带，饥寒交迫的农民们正纷纷揭竿起义。
《续资治通鉴》卷九十五：“时河北、山东转粮以给燕山，民力疲困，重以监额科敛，加之连岁凶荒，于是饥兵并起为盗。”
因此，我们看到的《清明上河图》，并不代表着宋朝普通百姓的真正生活水平。这与宋朝独特的经济制度，还有地理环境是有密切联系的。
大宋富有的只是那些王公贵族，朝堂上的军机大臣，普通百姓还是要为一日三餐奔波而活。
司马光《训俭示康》：近岁风俗尤为侈靡，走卒类士服，农夫蹑丝履。
朱熹：古来刻剥之法，本朝皆备
而《清明上河图》中描绘出汴梁城繁荣的背后，乃是无数宋朝百姓的血与泪。正是因为宋朝如此“重商抑农”，让整个社会经济呈现出两极分化的态势。
若是能过上安稳的生活，那这些人还会冒着掉脑袋的风险，选择起义造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