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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chinatimes.net.cn)记者张智 北京报道

2021年,中国经济的强劲复苏,美国经济的迅速反弹,以及欧洲经济快速重启的希望,重启了当前世界经济的曙光。

但增长的背面,却是大宗商品的突飞猛进,给全球带来了新一轮的成本冲击。从去年4月到今年4月,大宗产品价格指数上涨超过70%。

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于春海看来,全球疫情并没有真正过去,疫情走势还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整个世界经济依然非常脆弱,其需求不足以带动大宗商品如此增长。

在他看来,跨国疫情动态差异带来的供求错配;长期的结构性调整趋势以及欧美主要经济体财政政策定位的转变等,诸多因素的相互叠加,共同推动了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

不过,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尽管对企业生产成本带来了冲击,但对消费价格的传导目前主要集中在能源渠道,对价格的全面影响还没有显露。

“当前面临的困境是,刚刚经历过疫情冲击的企业和整体经济,缺乏抵抗新一轮成本冲击的能力,这样就需要向最终消费端转嫁成本压力。但下游消费品制造业本身向外转嫁成本的能力相对较弱,且消费增长动力还没有完全恢复,无法承担物价上涨的冲击,因此,解决之道不简单是当前宽松货币政策退出问题,而应该考虑怎样应用综合手段分担对冲、缓解大宗价格上涨带来的成本压力。”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热点问题研讨会”上,于春海表示。

全球通胀隐忧

当前,控制疫情的希望、工业生产的回暖、全球贸易的迅速反弹,使得全球普遍信心回升。

不过,从总体经济状况来看,主要发达经济体的产出、就业等关键性经济指标没有恢复到疫情前的状况,疫情的损伤还没有得到完全的修复。

在这种背景下,一方面作为大宗产品的需求方,发达国家经济体得到有效控制,增长明显,需求强劲;但另一方面,作为供应方,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疫情在加速恶化。这导致需求和供应之间不匹配。

同时,主要发达经济体财政政策定位的转向,也影响了大宗商品的走势。疫情以来,全球主要经济体几乎都推出了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政策,截至今年3月,全球财政刺激规模已经达到了16万亿,占全球GDP的比重超过了15%。

“需要强调的是,在疫情的背景之下,财政刺激政策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刺激,而是经济救助和维持。比如,疫情期间,美国在财政刺激的支撑之下,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维持了一定的增长,但消费增长相对比较乏力,增长实际是来自于储蓄层面。”于春海表示。

基于此,去年3月,拜登政府推出就业计划,代表着他财政政策的目标发生了转变,也必然会涉及到对经济当中的结构要进行重大的调整。这样的长期结构性的变化,必然会对大宗产品的需求结构乃至它的价格走势产生长期趋势性的影响。

目前在欧美主要经济体当中,能源价格上涨已经对企业生产成本带来较为显著的冲击,企业特别是下游企业目前承担着比较大的成本上涨的压力。消费价格层面,无论在美国还是欧洲,能源项消费支出价格上涨已经成为推动通胀最主要的原因。不过,大宗价格上涨沿着整个产业链,从企业投入到企业产出,从上游到下游,从企业到家庭这样的传导过程当中的传导效应目前还没有全面地显露。

“对欧美主要发达经济体来说,服务业的恢复和服务价格的迅速回升,疫情防控要求和卫生防疫要求必然也会提高企业经营成本,存活的企业要弥补过去一年多的损失,涨价动机也相对比较强烈,因此,未来的通胀压力还是比较大。”于春海表示。

呼吁我国政策支持

对我国来说,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对通胀的拉动同样没有全面体现,目前CPI还是处于相对低位,但于春海表示,对企业成本层面的影响已经非常明显。

从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来看,能源、化工、金属相关原料的购进价格是在迅速上涨的,能源、化工、金属相关产品出厂价格同样也是在迅速上涨的,这在工业企业投入价格和产出价格当中已经充分地显露出来。

“今年以来,我国工业企业利润整体实现了非常快速的增长,与去年同期相比,41个工业大类和行业利润基本上均实现增长,但下游制造业利润增长速度相对较慢,同时,和2019年相比,很多消费品利润水平也在下降。”于春海表示。

当前,与疫情前同期相比,我国涉零增长增速明显低于以往的正常值。这意味着我国的消费需求还处在修复期,没有回到疫情前的增长状况。

在植信投资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院院长连平看来,未来一段时间,大宗商品价格可能还会有一个较为较高上涨水平的过程,持续的时间也还会更长一些,今年3-4季度可能还会在高位徘徊。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疫情逐步得到控制,供求关系会逐步地得到调整,并在经济运行中逐步地消化。

“当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对部分加工制造业、出口部门带来比较大的压力,运输成本在大幅上升,部分企业有订单不敢接,导致就业出现结构性问题,加上人民币升值,应该警惕出口下一阶段可能遇到的问题。”连平表示。

于春海建议,在成本上升的背景下,应该思考不同部门的成本怎么样去分担、对冲和缓解特定行业和企业的成本上升压力。

“一般下游消费品制造行业的企业对税费是非常敏感的,需要通过相关的政策,对冲和缓解其他费用的成本,进而缓解整体成本上升的压力。同时,不少企业流动性方面开始出现问题,需要提高对特定行业,特定企业的资金支持,从而应对成本上升带来的资金压力。”于春海表示。

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则表示,当前,对中小扶持至关重要,不仅是短期信贷和财政的支持,还要投入到相应的转型或让其加入大型企业供应链中。

责任编辑:徐芸茜 主编:公培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