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遵义会议是我党历史上的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是我党从幼年的党走上成熟的党的标志。
通过这次会议，我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了问题的路线、方针政策，确立了我党向前航行的掌舵人。
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掌舵人也的确在危难之际力挽狂澜，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但是，遵义会议之后的第一仗——战略土城之战，打得并不理想，未能达到战前设想的战略目标。
究其原因，主要是战前的情报出错。
遵义会议之前，中央红军原定计划是进入贵州与红2、6军团会合，然后在黔北地区建立根据地；但蒋介石调兵遣将，集结了湘鄂、川陕敌军重兵对红2、6军团进行了堵截，另外更是调集了其中央军薛岳兵团和黔军全部、川滇军大部、湘桂粤军共40万余人对中央红军实施包抄，红军面临的局势异常严峻。
鉴于此，毛主席果断改变原计划，挥军撤出遵义城，麾旗北移，来到了川黔交界土城镇，准备渡江北上，与活动在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红4方面军会合，在川西或川西北创建根据地。
但是，一部分川军如影随形，尾随而来。
一来是为了夺取赤水后北渡长江的需要，二来土城以东地区青杠坡这一带有断谷茂林，适宜伏击。
于是，毛主席提议由彭德怀领导的三军团在此设伏围歼孤军深入的川军，另由林彪率领一军团前往夺取赤水。
但是，毛主席得到的情报是错误的。
情报里说，尾随之敌只有两个旅四个团，实际上敌军的参战部队共有四个旅九个团。
所以，苦战良久，局面一直打不开。
毛主席觉察出情报有误，当机立断，主动撤出战斗，西渡赤水河，向古蔺以南地区前进，拉开了其军事神来之作——四渡赤水的序幕。
山城之战，我军是主动撤出战斗的，而且双方互有杀伤，只能算是平局。
但这一战，向来为众多军迷津津乐道。
究其原因，是这支仅有三万多人的中央红军里面，包含了后来共和国的三任国家主席、一位国务院总理、五任国防部长、七位开国元帅，以及陈赓、宋任穷等两百名将军，可谓战神云集，将星如雨，被为“史上最豪华阵容”。
也由于这个原因，川军方面率军迎战的人就成为了大家所关注的人物了。
这人是谁呢？
他是有“莽子将军”之称的川军骁将郭勋祺。
在抗战时期，国际友人史沫特莱甚至称赞郭勋祺为“世界上最聪明勇敢、见识超群的”将军。
另外，郭勋祺还有一个“熊猫将军”的称号。
关于这个称号，现在很多人顾名思义，以为郭勋祺外貌长得圆头圆脸圆眼睛，体胖身宽，神似憨厚可爱的熊猫，因此得此雅称。
此说大谬。
“熊猫将军”的称号，其实来自于一个美丽的误会。
原因是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重走长征路之后，著作了《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书中写“莽子将军”郭勋祺，由于作者本人猜不透“莽子”的意思，便按照自己的想法，用了“panda”一词代替。而这个“panda”，指的就是熊猫。
在四川话里，“莽子”，指的是勇猛，憨厚的意思。
土城之战前，郭勋祺是川军教导师第三旅旅长；但在土城之战中，刘湘委任其统一指挥潘佐的独立第四旅、廖泽的模范第三旅等共四个旅九个团作战；土城之战结束，刘湘升任他为模范师师长。
1937年全面抗战开展，郭勋祺继续担任由模范师改编成的144师，率军出川抗战，隶属于第七战区23集团军第23军序列。
郭勋祺对日军的首战的时间是在该年11月25日。
当时，郭勋祺部在太湖南岸布防，结果却在太湖西岸夹浦、金村一带和日军第六师团遭遇。
狭路相逢，勇者胜。
这位“莽子将军”挥师与日军恶战了三日两夜，战至27日，将数百名日军驱入到沙岭山沟中，两头堵死，从山上居高临下向下扫射，小鬼子像被关在风箱里的小老鼠，东跑西窜，凶悍异常。
郭勋祺大为兴奋，他拎着手枪冲出指挥所，叫嚷着“今天一定要抓几个小鬼子回来玩玩”。
但是乐极生悲，他被日军机枪射中大腿，血流如注。
不过，他仍挣扎继续指挥作战，到了28日才住进了医院，伤口已经化脓恶化。
他也因此以功升为第50军军长，下辖144师，145师，新7师。
1938年春，郭勋祺伤愈出院，获大文豪郭沫若赠诗并饯行，诗云：
山河破碎不须忧，收复二京赖我俦。
此去江南风景好，相逢应得在扬州。
这之后，郭勋祺参加了台儿庄战役牵制战和武汉会战。
在台儿庄战役牵制战中，郭勋祺与谭震林的新四军第三支队巧妙配合，在湾沚附近设伏，痛击敌北上增援的一个师团，为台儿庄大捷做出了贡献。
这之后，郭勋祺的军部设在皖南青阳木镇，而新四军军部设在云岭，二者仅有50公里之距。
期间，他和新四军一支队队长陈毅过往甚密。
说起来，他和陈毅可是相识多年的老朋友。
早在1922年，郭勋祺就在四川万县结识了陈毅，两人还成为了一个足球队的球友。
1927年重庆"三三一"惨案发生后，郭勋祺掩护陈毅和其他一些革命人士和学生登船出川，算是陈毅的救命恩人。
1934年，陈毅因为有腿伤，留在赣南根据地打游击，没有参加长征，也没有经历土城之战中，他和郭勋祺之间没有交战过。
抗日期间，两人亲密合作。
在湾沚之战中，郭勋祺为了答谢谭震林的新四军三支队配合，一次性给了新四军三支队3万发子弹，1000套军装。
郭勋祺甚至还把蒋介石下达的防共密电交给新四军敌工部长夏育群看，要他们早做准备。
这样，尽管郭勋祺在攻占馒头山、登陆安庆前江口、激烈梅梗等一系列战斗中战绩斐然，但蒋介石恶其与新四军走得太近，随便捏造了一个由头，解除其军职，召回重庆，送入陆军大学特五班学习，软禁了起来。
美国人史沫特莱在《中国的战歌》中不无感慨地写道：“郭军长被解除了50军职务。因为他太进步，得不到政治部主任的支持。他和许多青年军官在战场上阻止50军把对准侵略中国的民族敌人的枪口转向新四军。”
1948年，特务出身的康泽出任第十五绥靖区司令，负责防守襄阳、樊城一带，他向蒋介石要了郭勋祺出任第十五绥靖区副司令，协助自己守城。
郭勋祺开始不愿去，但架不住陆大校长杨杰的劝说，勉为其难地答应了下来。
也正因为他出任了第十五绥靖区副司令，这才有了与老友陈毅的再次见面。
这次见面，颇富戏剧性。
要知道，解放战争，是一场解放全中国，为全中国人民争取自由、民主、平等、和平、幸福的正义战争，是以有道伐无道，我人民解放军必胜。
1948年7月，襄樊被我人民解放军攻取，康泽和郭勋祺双双被擒。
这两名高级战俘被送到了野战军司令部，而野战军司令员就是陈毅。
康泽后来被押送往功德林改造。
郭勋祺和陈毅老友见面，有说不完的话。
两人谈起抗战时期郭勋祺被撤去军长职务这事，陈毅说：“那个时候怪我们没有注意到要保护你，让你受委屈了。”
郭勋祺一摆手，说：“当时我就想把部队交给你们，还专门派人去找过项英副军长联络，但是被拒绝了。不然，也不会有后来这么多事了。”
陈毅笑了，说：“项英副军长必须要拒绝的啊，在那个时候，要顾全统一抗战的大局，不能接手。如果接受了，蒋介石就会说我们专门挖墙脚，不再抗战了。”
听了陈毅的话，郭勋祺的怨气渐消。
最后，郭勋祺请求回四川搞策反，为解放做点贡献。
郭勋祺回去后，果然策反了熊克武、刘文辉等一批头面人物，促成了成都的和平解放。
建国后，历任四川省交通厅厅长等职，1959年年12月28日病逝于成都，享年仅6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