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在井冈山时代一共出现有三位女神级别的人物。
她们分别是贺子珍、康克清、曾志。
前两位的名气非常大，相对而言，人们对曾志的了解要少一些。
曾志参加革命的时间很早，13岁考入衡阳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时，就有了反封建、反旧礼教、反官僚军阀的思想和活动；15岁考入衡阳农民运动讲习所，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了一个彻底的革命者；16岁从讲习所毕业，担任中共衡阳地委组织部干事，与中共衡阳地委组织部部长夏明震结婚。
夏明震出身衡阳望族，满门忠烈，他的哥哥夏明翰、姐姐夏明衡、两个弟弟夏明震、夏明霹以及大姐夏明玮的儿子邬依庄，以及他自己都为革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其中哥哥夏明翰的《就义诗》忠烈千秋、浩气贯天——“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夏明震牺牲后，年方17岁的曾志调任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七师党委办公室秘书，与党代表蔡协民结婚，并一起上井冈山。
在井冈山，曾志做事大胆泼辣，心直口快，大家都叫她“红姑娘”。
“红姑娘”不仅敢和主席开玩笑，有时还敢出言顶撞。
我们看电视连续剧《延安颂》：曾志克服了重重困难，刚来到延安，就急匆匆地要去见主席，到了主席的住处，看见主席正在院子里摆弄炉子烧水，就蹑手蹑脚地走到主席背后，猛地拍了一下主席的肩膀，大叫了一声：“老毛！”主席回头见了，惊喜万分，马上拉住她的手问长问短……
电视剧里这个细节，是现实的真实反映。
当年，在井冈山上，曾志还先后两次对主席是否在生活中搞特殊化进行过突然“袭击”呢。
井冈山上不生产粮食，吃粮要到山下挑——朱老总还经常和战士一起下山挑粮呢。
遇上了敌人围剿封锁，粮食更缺，战士们吃的最好的就是红米饭和南瓜汤，有时甚至要饿肚子。
有的战士提出疑问，主席吃的会不会和咱们不一样呢？
为了破解战士这个疑团，曾志先后两次在吃饭的时间点突然闯进主席的家，掀开锅盖看做的是什么饭。两次看到结果都一样，就是红米饭和南瓜汤，和普通战士没有区别。
年轻的曾志美丽动人，从1930年6月起，她先后担任厦门、福州中心市委秘书长，闽南特委组织部部长，福安中心县委委员，闽东特委组织部部长，福霞中心县委书记。
在闽东工作期间，她曾在厦门某照相馆照了一张照片，因为美艳不可方物，照相馆在未经其同意的前提下，将之放大，作为招揽生意的广告照，展于橱窗。相片上的佳人，风华绝代，隐然为万众倾倒的大家闺秀。
厦门工作期间，曾志特地给主席捎回一双黑线袜子。到了1932年4月，曾志在福建漳州与主席见面，一眼就看见主席脚上穿的还是这双黑线袜子，却缝缝补补，碎烂得不成样子。
曾志在感动之余，也从此死心塌地地认定了主席是最可信赖的人。
1934年5月，曾志的第二任丈夫蔡协民被叛徒出卖牺牲。而曾志在福建厦门和陶铸以夫妻名义一起开展革命工作，随着感情加深最后结合成了夫妻。
陶铸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五期，先后参加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组织建立闽南工农红军游击总队和闽东地区人民武装力量，在解放军各大野战军中威望极高，比如李先念就经常向人唠叨，说自己的新四军5师是“陶铸八条枪起家”的。
新中国建立后，陶铸先后担任广西省委、广东省委的主要领导；并于1965年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1966年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1966年8月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成为国家第4号最高领导人物。可惜的是，陶铸于1967年早早结束了政治生涯，成为了在位时间最短的正国级领导。
曾志则在新中国成立后相继担任了广州市委书记、广东省委常委等职，1977年12月，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负责考察培养经济、科技战线干部和人才等重要工作。
曾志一共生过四个孩子，大儿子名叫石来发，是她和夏明震所生的儿子，当时在井冈山条件艰苦，送给了一户姓石的人家。次子和三子她和蔡协民所生，次子患病夭折，三子也送了人。最后一个女儿是和陶铸所生，名叫陶斯亮。
陶斯亮四岁的时候，曾志夫妇被派往东北沦陷区组织敌后游击斗争。恰在这时，曾志患了阑尾炎，在做手术时，她考虑到敌后斗争会很残酷，就提出要同时做绝育手术。组织征求陶铸的意见时，陶铸用白纸黑字答复：“尊重曾志同志意见，同意。”
关于这个女儿，1994年曾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的女儿，虽然是生在战争年代，但成长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从小学、中学、大学到现在，都靠自己奋斗。她当了近20年的医生，1964年入党，有了22年的党龄。我和女儿也经常不在一起，她上中学时大半在北京，上大学时在上海，直到1972年，组织上把我从广东农村安排到陕西临潼干休所时，经主席和总理批示，女儿调到我身边工作。”
当问到她如何对待儿女，曾志说：“我对儿女，无论是学习和工作，都靠他们自己奋斗，靠他们自食其力，听组织安排。我和陶铸从来没有为他们走过什么后门。例如，女儿一次考高中没有考上，她自己就去上补习学校，去农场劳动锻炼，直到考取高中。所以，我的孩子们现在有的仍然能当农民，有的仍然是最低级的技术员，有的只是一般的医生。”
是的，陶斯亮有良好的接受教育环境，可以通过自己的奋斗，成为了医生。
相对而言，她的大哥和三哥的生活就要艰苦许多了，尤其是大哥石来发，一辈子都在井冈山当农民。
曾志自己也说：“大儿子现仍在井冈山山区当农民。1950年我委托中央到井冈山的慰问团帮我找到孩子。1952年底，我把孩子接到广州。那时他24岁，我想让他进工厂，一方面当工人，一方面业余学习文化，可是他不愿意，要回井冈山去。当时他家有十几亩地，还有五亩山林。他老婆很能干，养的鸡鸭成群，日子过得挺不错。孩子说，是养父母和祖母把他拉扯大，现在他们虽然故去，若离开，就没有人为他们烧香上坟。我觉得他回去也好，当工人、农民都一样，都能为国家作贡献。于是他回了井冈山。直到现在，他仍在井冈山山区当农民。他已儿孙满堂，我也有了第四代，但没有同堂。”
不过，关于石来发的事，曾志也只说一半，另一半没有说。
2017年，有记者采访石来发的长子石金龙，他也讲到了这一段，说：“那一年（指1951年），中央派了南方革命老区慰问团帮助井冈山恢复生产。奶奶得到消息后，就托来井冈山的同志帮忙，寻找自己当年留下的孩子。慰问团的同志几经周折打听到，在大山脚下大船村，有个石来发，正是当年奶奶留下的孩子。当时，奶奶是广州电力局局长。于是，他们就安排父亲去了广州，见到了从未谋面的母亲。奶奶性子很硬，一生很少流泪，可是看到父亲，她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一句话也说不出来。20多年的牵挂,20多年的思念，都在那一刻迸发了。后来，奶奶了解到，父亲目不识丁，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就对父亲说：‘来发，留下来吧，留在广州。白天到工厂做工，晚上去夜校读书识字。’父亲沉默了一会儿，说：‘“妈妈，算了吧。我已经成家了，还分了田、分了地，我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还是回去吧!再说，家里还有80岁的老外婆，没有我她就活不成，我得回去守着她，给她养老送终，人得讲良心啊!’奶奶听后非常感动，连连点头。她说：‘来发，你做得对，应该回去!你虽然不识字，却能懂得大道理，做人就是要知恩图报。老人家养了你这么多年，我也不能夺人所爱啊!’就这样，父亲和奶奶匆匆见了一面后，又回到了井冈山。”
接着，石金龙又讲到了另一段：“1964年，父亲第二次去广州找奶奶，却是为了‘避祸’。那时，父亲作为村里的报账员，因为有五毛钱对不上账，害怕被划为‘四不清干部’，父亲只好跑到广州去‘找靠山’，就想着留在广州不再回去了。没想到，他却被奶奶硬生生地撵了回来。奶奶对父亲说：‘你在家里出了事，不管有没有挪用公款，都要回去说清楚，不能一有什么问题就躲避。’没想到,这一别，又是20多年。父亲也就在井冈山做了一辈子的农民。”
石金龙还讲了当中组部副部长的奶奶不给自己办“农转非”的事：“我是1985年第一次见到奶奶的，那年，我30多岁了，是井冈山垦殖厂的赤脚放映员。奶奶曾任中组部副部长，在我心里的概念，这更像是历史课本上的故事，不敢相信，自己居然有这样一位做大官的奶奶。对于与奶奶的见面，我充满了渴望，也因为心里藏着一个私心，想通过奶奶‘改变一下命运’，实现‘穿上皮鞋，不再打赤脚’的梦想。那年10月底，父亲带着我和弟弟来到了北京。到奶奶家里一看，却发现并没有我想象的‘锦衣玉食’，家里很简朴，没什么值钱的东西，最多的就是书。”
石金龙说当他向奶奶提出把自己爷仨的农村户口转成商品粮户口时，奶奶非常严肃地说：“饭菜不都是农民种的吗?何苦要转商品粮呢?”她还交待小刘秘书“家里的事要是她没有交代，谁办谁就卷铺盖回家”。
曾志尽管身居高位，但始终“一心为国，两袖清风”。
1998年6月21日，曾志因病在北京逝世，留下遗嘱把省吃俭用节省的6万多元钱全部捐献给祁阳和宜章两县的“希望工程”。
并且，原本可以在北京八宝山安息的她，却选择了安静地回归井冈山——骨灰就埋在井冈山中国红军第四军医院旧址旁的一颗树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