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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冒着被你取关的危险,想跟你聊聊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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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玩实验室 2021-06-10 10:38

1926年,梁启超因小便有血,前往协和医院就诊。医生在做过X光检查后,发现梁启超的肾上有一个肿瘤,建议他切肾。

好友萧龙友得知消息后,强烈反对梁启超做这个手术。当时,萧龙友被称为中医“四大名医”之首,他在为梁启超切脉之后,直接否定了协和医院的诊断结果。

但梁启超没有听从朋友的意见,还是选择手术。

主刀医生是当时协和医院的院长,助手是美国著名的外科医生,毫不夸张地说,梁启超在当时中国最好的医院,接受了中国最好的医生的治疗。

遗憾的是,手术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梁启超的尿血病并没有任何好转。更关键的是,切下来的肾,并没有肿胀物。

一时间,协和医院切错肾的消息,满天乱飞,不少人嘲笑西医,用活人做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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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腾讯新闻)

无论切没切错,误诊,是实打实的。即便这样,梁启超还是写下一篇名为《我的病与协和医院》的文章,为协和医院开脱:

“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

1929年,梁启超溘然长逝。一个月后,国民政府卫生部以“中医妨碍全国医事卫生”为由,建议废除中医

随后,中医界联合发起了“中医自救运动”,旗帜鲜明地同西医对峙。

这是中国历史上,中医与西医第一次进行大规模的正面交锋。可能谁也没有想到,关于这个话题的争论,会愈演愈烈

新冠疫情,更加剧了这种矛盾。有意思的是,无论正反双方,都能在这场疫情中,找到有利于自己的论据:

一方面,疫情之中,中医药总有效率达到了90%以上

江夏方舱医院,是武汉唯一一家中医方舱医院,26天里,这家以中医药疗法为主的方舱医院,拿出了“零死亡、零转重、零复阳、零回头、零感染”的成绩单。

(图源中国政府网)

与此同时,有关双黄连的争议,又让中医药看起来像是个笑话

时至今日,中医和西医的对立程度,早已远远超过“甜咸豆腐脑”和“肉甜粽子”,毕竟,后两者吵得再凶,还不至于把人“开除国籍”。

而中医和西医,很容易就上升到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和对西方文明的全面接受,一个是“活在过去”,一个是“跪久了”——更像是一场意识形态之争

吵了这么多,我们到底该如何看待中医?

01

直到今天,广东揭阳人对康美药业的感情都很复杂。

一方面,这个占揭阳税收六分之一的“明星公司”,在“养着”揭阳。它一少缴税,当地政府就得喊出“坚决打赢税收攻坚战”的口号,堵这个窟窿。

但另一方面,康美药业又让揭阳人丢尽了颜面,进而引发整个揭阳营商环境的恶化。因为这家公司,刷新了一项纪录——制造了A股历史上最大的造假案。

(图源腾讯网)

而康美药业发家的起点,正是中药。

利用中药导演了这场骗局的人,叫做马兴田。他的人生总结起来,可能只有两个阶段,结婚前和结婚后。

结婚前,马兴田勉强算得上是个有经商头脑的年轻人,但由于家里没什么资金支持,一直混得不怎么样。

1996年,马兴田遇到了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人,许冬瑾。许冬瑾是当地有名中药药材商的女儿,在岳父的支持下,马兴田和妻子开了一个药材铺。

马兴田的药材铺,不光卖药,还囤药。当时,马兴田低价囤了一批三七,等市场行情上涨,又高价卖出。就这样,药材铺开张的第二年,马兴田就拿着“倒下来”的第一桶金,成立了康美药业。

康美虽然是个中药厂,但它最先做的,是西药。

更令人吃惊的是,它打败了6000多家药厂,成为粤东第一家拿下国家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GMP认证的企业。

在1997年,能拿下GMP认证,说一句话比登天都难,毫不过分。

接下来的几年,康美陆续推出了络欣平、培宁、利乐、诺沙等多个国家级新药。2001年,康美上市。这个速度,即便放在热钱涌动的今天,也并不算慢——就连瑞幸,也花了一年半时间。

(图源新浪财经)

但当康美凭借着西药完成上市后,马兴田宣布了一个重大决定,康美要从生产西药,转向中药

当时,马兴田是这么解释的,“如果继续西药之路,前面有太多的大山需要跨越,走中药的路,更有核心竞争力”。

换句话说,当时的中药行业,散、乱、小,根本没什么行业标准,谁跑得快,谁就能成为挡在后来者面前的“大山”。

当然,中药行业的水也很深,但别忘了,小马把握不住,老丈人老许可以。

关于马兴田老丈人许德仕的发家史,有两种说法,一是早年向华侨倒卖药材发的家,二是他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人参炮制技艺”的传承人。

但无论哪种身份,都不影响康美药业借着中药的名头赚钱

2002年,康美药业斥资1亿元,投建了国内规模最大的中药饮片生产基地。

中药饮片和中药材的最大区别,就是可以直接用于中医临床。在没有这个概念的时候,中医全凭手抓的方式抓药。

但饮片,不仅便于购买,更重要的,它制定了中药行业的标准——加工程序、包装大小等等一系列的定义权,都在康美药业手里。

于是,2005-2008年,短短三年间,康美药业的年销售,就从从5.85亿元升至17.27亿元。它的总资产规模,也翻了6倍之多。

后来,就连同仁堂、以岭药业、999等知名药厂,都学康美的中药外包装。

有了钱的康美药业,开始将产业链条向上下游布局,揭阳本就是我国著名的中药材名城,近水楼台的康美,又掌握了一定的议价权

随着营业数额越来越多,康美的商业版图,也越来越大,无论是中药材种植、药品生产还是连锁药店,康美都有所涉足。

此时,许冬瑾的身份也摇身一变,变成了广州中医药大学副教授、中国中药协会委员会专家。

2015年,康美药业成为A股第一家市值破千亿的药企。在众多股民心中,康美就是为中国民族医药健康产业扛大旗的存在。

2018年5月29日,康美的股价达到27.99元,它的市值,也创下了1390亿元的最高记录。

但仅仅5个月后,康美的市值,就瞬间腰斩。原因,是财务造假。当假象被戳穿,人们惊奇地发现,相比于中药,房地产、典当行、信息咨询、股市才是康美真正从事的行业。

连年增长的中药营收数据,都是假的。什么推动中国中药行业的发展,通通都是屁话

中药对于马兴田而言,更像是一个敛财的噱头。他当时没有选择西药生产的原因,也显而易见——西医已经有了成熟的标准与流程,没有造假的空间。

当马兴田打着“中药产业化”的名头成为揭阳首富的时候,另一个人在同样靠着中药,在成为陕西首富的路上迈进,这个人,叫做赵步长。

(图源新浪财经)

1981年,赵步长开始研究用蛇毒,治疗中风。

蛇毒里,有凝血酶样酶,这东西,确实可以治疗心血管疾病。中风,也确实是急性脑血管病。但蛇毒和蛇毒酶,是两个东西。拿着李鬼当李逵使,赵步长的“研究”,自然没什么成效。

但一时的挫折并没有打倒赵步长,蛇毒不行,那就整蝎毒。据赵步长自己描述,那几年,他冒着生命危险,遍尝了蝎子等许多有毒的虫类药引。

1993年,赵步长成立步长制药。同年,步长制药推出自己首款标志性产品:脑心通。这药,专治脑血栓

脑心通的包装上,写着这款药的主要成分——全蝎。除了蝎子,脑心通还有用到了地龙,也就是蚯蚓。

在谈及自己的“研究”过程时,赵步长讲到,蚯蚓连地面都能疏通,何况区区血栓乎?

不过,当时的民间自研药品只需要向省级的药监部门报批,赵步长的研发经过,也不用向普通民众解释。于是,1995年,这款神药便卖出5300万元。

而步长制药,向国家纳税800万。

后来,赵步长成了老赵,儿子小赵赵涛,成了步长制药的掌舵人。1998年,赵涛斥资1200万,在各大省级卫视给脑心通做广告,当年,步长制药的业绩,接近5亿元。

20年过去,小赵也变成了老赵,赵涛的女儿赵思雨,成了新的小赵。2017年,小赵在直播平台以“美国高考状元”的身份,给中国留学生分享经验。

小赵考取的,是斯坦福大学。

两年后,美国司法部查处了一起美国史上最大的入学舞弊案。这起案件的核心人物,叫做威廉·辛格——两年前,他收了老赵650万美元,将小赵,“送入”斯坦福大学。

当年,步长制药营收176亿。在支出一栏中写着,销售费用支出80亿,研发费用,为5.52亿。

养蝎子,确实花不了太多钱。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有关步长制药的“陈年往事”,被不断扒出,比如,赵步长曾称自己在1992年获评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

但很遗憾,如果你真的有心去翻看那份名单,会发现,查无此人

所谓中药,只是老赵给自己敛财时,随意找的一个由头。中国人总爱说“以毒攻毒”,这句话,成了老赵的“财富密码”。

各式各样的人,借着中药的噱头,成了各地的首富,而中药连带着中医的名声,变得越来越臭

02

如何组合中药材,让其发挥治病的功效,这就要涉及到中药学的另一个组成部分——药方。

药方分为经方、验方、偏方等不同分类。经方,是诸如《伤寒论》《金匮要略》等医学著作中记载的药方,这样的药方最管用,也流传最少。

我们常讨论的药方,都是偏方。说起偏方,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可能是“刘红兵”。

这个在三年时间内,先后顶着北大专家、蒙医第五代传人、祖传老中医等9个身份,在多个地方卫视活跃的“神医”,每次出场的第一句话都是:

经过反复考虑,我做出了一个违背祖训的决定,将祖宗传给我的秘方无偿奉献出来,让国家批量生产,救治更多的病人。

“刘红兵”之流,也成为“中医黑”攻击中医时,常举到的例子——人们对于中医的印象,都是满头银发,开口就是祖传,闭口就是秘方。

这种刻板印象本身就说明,中医只是伪科学

但其实很少有人知道,60多年前,真的有一群人做出了“违背祖训的决定”,将自己家传的偏方,上交给国家。

1958年6月30日,正在杭州视察的毛主席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了余江县率先消灭了血吸虫病的报道,他兴奋地提笔写下了《送瘟神》一诗。

尽管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伤寒、疟疾、天花等传染病,也在新中国得到了有效控制。然而,这并不能改变医疗资源大都集中在城市,广大的农村地区,依然缺医少药的现实。

1965年6月,毛主席在看到卫生部向中央提交的关于农村医疗状况的报告后决定,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培养一批医疗水平不是很高,但可以扎根农村,解决农村医疗问题的乡村医生。

全国各地,掀起了一股培养半农半医农村卫生员的热潮。王桂珍,就是其中的一员。

到了村子后,王桂珍在村里的一块坡地上,种了一百多种中草药,给村民们治病。她还带领村民盖了土药房,想出各种土洋结合的办法,治病救人。

平时下地干活,有需要时扛起药箱,渐渐地,村民们给王桂珍起了个名字,叫“赤脚的医生”。

1968年,一篇名为《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的报道,放在了毛主席的案头。

他在看过后十分欣慰,提名写下“赤脚医生就是好”七个大字。王桂珍,也就成了新中国“赤脚医生”第一人。

当时,像王桂珍这样的赤脚医生,有150多万人。他们行走在中国的田间地垄,为5亿多农民治病疗伤。

(图源网易)

赤脚医生有两大法宝,一根银针,一把草药。而这些草药的药方,来自于几年前全国掀起的轰轰烈烈的“献方运动”。

1958年,全国中医中药工作会议召开,大会其中一项议程,就是发动群众,进行采集秘方的运动。

会议结束后,一场全民采方运动在全国展开,据统计,全国各地区共收集药方数千万种。

这些药方中的不少,是捐献者祖上传下来的,并且,确有疗效。其余的,除了正规的医疗世家,还有很多江湖郎中赖以为生的方子。

这些药方,经各地卫生院筛选、验证后,又被编入各种集录当中。1956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医验方汇选(内科第一集)》;1960年,江西省中医药研究所整理出版了《锦方实验录》。

这些方子,被印刷在各种小册子上,伴随着赤脚医生的脚步,救治了无数中国人,在客观上,缓解了新中国农村地区缺医少药的局面。

尽管他们的医生并不高明,有些中药的药理也并不清晰,但这是当时我们能做的唯一选择——新中国正在遭受西方国家的制裁与围堵,西药,属于禁运品。

就是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赤脚医生们,还是完成了两项足以青史留名的壮举:

大大降低了新中国婴儿和孕产妇的死亡率。

大大降低了中国各种传染病,尤其是血吸虫病的感染率。

1974年,世界卫生组织邀请中国派代表团参加第27届世界卫生大会,王桂珍,作为赤脚医生代表参会,并受邀发言。

会上,王桂珍详细介绍了中国的赤脚医生制度。她本人,也成为了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医生的偶像。

这种认可与成就,不仅是科学的胜利,同时也是中医药中,各种“土方子”的胜利。

但,这种胜利,是有其历史局限性的,很快,中医药就深刻地体会到一句话的含义:

大人,时代变了。

03

当我国医疗水平不断提升,医疗体系不断完善,当打针与手术,成为人们能够负担的治疗手段时,我们还需不需要中医药,似乎成了一个问题。

当人体构造研究不断深入,中医药的每个提法似乎都在向人们传递一个消息:这玩意,就是伪科学,甚至,是封建迷信。

所以,中医药,到底要往何处去?

60年前那场“献方运动”后,收集药方的工作,其实一直没有停止。

1971年,哈尔滨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的药师韩太云得到了一个能治疗癌症的民间秘方。

这不是空穴来风的传闻,在东北林甸县的一个公社卫生院里,有人能拿着它治疗了多位大肠癌和肝癌患者。

为了查明真相,哈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中医科主任张亭栋被任命为调查组组长,前往实地调研。

拿到这服“灵丹妙药”的成分分析报告时,张亭栋被吓了一跳,上边赫然写着,成分为轻粉、蟾酥和砒霜。

(图源新浪科技)

调查组有一名姓赵的专家,他的一位病人,刚好在老中医这里接受治疗。不久前,这位病人刚刚在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被确诊为食道癌,由于癌症面积太大,没有办法进行手术治疗,赵教授对此也无能为力。

病人的病情一度严重到水都无法下咽。但在老中医这里,这位病人不但可以喝水,甚至一顿饭能吃两个馒头。

张亭栋把这名病人带回了医院,检查后发现,尽管肿瘤没有痊愈,但他食道间的缝隙变大了,也就是说,这个药方,确实有用。

张亭栋把药方带回了医院,和同事们进行白血病治疗方面的研究。砒霜的化学成分,是三氧化二砷,它在和什么物质起反应,又对什么病效果最佳,成了张亭栋研究的课题。

谁曾想,这一研究,就是十几年。

1979年,张亭栋发表论文称,三氧化二砷是药剂中治疗白血病的有效成分,其对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APL)患者效果最好。

这一成果,直到15年后,才被国际医学界知晓。当年,张亭栋前往美国参加了一次血液病的学术会议。会上,时任上海血液学研究所研究员陈竺报告了张亭栋使用三氧化二砷治疗白血病的情况。

会上,陈竺说了这样一句话介绍张亭栋,“大家记住,在砷剂治疗白血病的道路上,请不要忘记这位同样来自中国的中医专家,正是他的发现,才有了今天的成就。”

张亭栋的研究成果,很快被运用到国际。原因很简单,他的论文中,对于每个病例,都有具体分型,都有明确的疗效观察,并且,他们还用10倍的剂量,在多只动物上做过实验。

换句话说,张亭栋是在科学的角度下,对砒霜的疗效进行了科学、合规的实验,他把“以毒攻毒”这句话,从玄学,升维到科学。

只要你按照同样的步骤、数据,得出同样的结果,那这就是值得信任的。

从一个偏方到一个国际认可的治疗方案,张亭栋整整花费了15年时间。

2011年,张亭栋获得“生命科学杰出成就奖”,同他一起获奖的,是屠呦呦。

作为中国首位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得主,屠呦呦的成就,是被低估的。很多人都只听过一句,屠呦呦受中药的启发,提取了青蒿素——听起来,似乎很简单。

但实际上,青蒿素最初的发现,完全是靠人海战术。当时,我们动用了数十个单位的500多名科研人员,用5年的时间筛选了4万多种化合物和草药,最后才发现了青蒿素。

这种工作量,相当于拿着一本植物名录,一个个去试。光是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屠呦呦课题组的余亚纲梳理过可能的抗疟中药,就有808个。

每一个,都需要提取、试验、比对试验。最终,屠呦呦又经过无数次实验,提出用乙醚提取青蒿的方法。

毫不夸张地说,屠呦呦这一辈子,只做了这一件事。所以,才会有了那令人动容的一幕:

屠呦呦在发表演讲时,瑞典卡罗琳医学院的教授杨·安德松,半跪着,为屠呦呦举了半个多小时的话筒。

青蒿素的使用是这样,我们常用的黄麻素、片仔癀、板蓝根、六味地黄丸,也都是这样。今天,还有很多中医药,也在进行科学化研究。

而这,正是中医药要走的路:

基于经典药方,验证某一种药物的某一成分,然后萃取,减少其他无效成分的毒副作用,提升有效性,并且制定新的量化标准。

这条路很难,也会很漫长,但这是中医药的必经之路。只有这样,中医药才能活下去。

尾声

说实话,在看到新冠疫情中,中医药总有效率达到了90%以上这一数字时,我是有些迟疑的。

尽管我不是“中医黑”,但真的,这么管用吗?

直到,我看到这样一份报告——在一份由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和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多名专家撰写的对71例 SARS患者中医药介入治疗结果的回顾性研究指出,中西医结合治疗组患者临床症状严重程度改善显著。

早在非典的后半段,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式,就已经成为战疫的一部分。

当年,对于非典病毒的分离工作,花了6个月时间,并且,是外国专家弄出来的。

18年后,从疫情发生到分离病原体,中国用了一周时间。

当年,对于非典疫苗的研发工作,科学家们给出的期限是,两年。

18年后,我们研发的时间单位,是月。

18年来,我们一直在进步中医药的现代化,同样如此。

这是科学,而非迷信。

特别声明:本文为网易自媒体平台“网易号”作者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观点。网易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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