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期间，日本军队的师团分为甲乙丙丁4个等级。
不用说，甲级师团的档次是最高的，战斗力也是最强的。但有些乙级师团的战斗力也不弱，甚至有的师团战斗力接近于甲级师团，比如恶名昭著的114师团。
这个师团曾于1937年12月，跟随其他部队攻入了南京，在南京大屠杀中无恶不作，干尽了伤天害理的事儿。
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凶恶、残暴，并富于战斗力的师团，却在1939年被裁撤了。
其原因很简单：兵败将殒——其师团长直接被我军击毙。
那么，这个师团的师团长是谁呢？他又是怎么被击毙的呢？
这个人，名叫沼田德重，是一个来自地狱的恶魔。
恶魔沼田德重出生于1887年，自小发有“宏愿”，在他脏腑的日记本里，赫然记：“我有一个宏伟的目标，我希望我70岁生日之前，能玩弄1万名女性，而且都是处女，这无疑将是一个伟大数字！”
少年恶魔沼田德重，为了早日实现这一“宏伟的目标”，先把魔爪伸向了自己的同胞妹妹贞子，之后，连续不断地祸害身边的女性，有亲人、同学、同事……以及身边男性亲人、同学、同事的妻、女。
在行凶强奸的过程中，沼田德重也遭遇到许多贞妇烈女，也受过许多伤，比如左耳被咬掉一块，下巴被咬掉过一块，右肩也被咬掉过一块，屁股被用钢笔扎过一个洞……但他色心不改，贼性不变，我行我素，继续胡作非为。
日军发动侵华战争，沼田德重简直乐疯了，他说：“战争给我创造了上帝所赐之神圣之物能带来的最大乐趣，超过其他人的数千倍！”
沼田德重每侵入中国一地，就指挥爪牙四处寻找、抢夺年轻美貌的处女，制造出无数骇人听闻的强奸虐人案。
南京大屠杀中，他更把这种罪恶推向极致，穷凶极恶，恶行累累。
即使这样，这个畜牲还是满带遗憾地责问苍天，说：“上帝缔造了那么多肤色的人种，那么多的民族，那么多的美女，而我在40年中所享用的女人仅仅是黄种人！我多么希望日本军队能北进，发动对苏联的战争；南进太平洋，发动对美、英、荷的战争，那么我将有机会享用白种美女、黑种美女、棕种美女的不同味道！”
事实证明，他的这个“希望”只能成为妄想。
因为，他的生命于1939年8月12日就走到了尽头——送他重归地狱的，是我八路军鲁西军区的战士。
话说，山东省政府主席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为了保存实力，于1937年冬不战南逃，使山东大部出现政权真空。
1938年2月，沼田德重和他的禽兵兽将转隶华北方面军，开进山东，先后驻扎在济南、兖州等地。
我中央一方面广泛发动群众，积极组织抗日武装，建立了抗日根据地，另一方面，派遣八路军第115师挺进鲁西，大力开展建党、建政、建军等工作。
1939年6月中旬，沼田德重结束了与国民党鲁苏战区总司令于学忠部的鲁南战斗，把“扫荡”目标对准了八路军鲁西军区部队，于1939年6月30日，由南向西展开大“扫荡”。
八路军鲁西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杨勇指挥所属第一、第二、第三团及第六支队、太西军分区、运西军分区部队，巧妙与敌周旋，展开全面反“扫荡”作战。
沼田德重对付国军很有一套，但对八路军的游击战却无可奈何，被八路军牵着鼻子走，兵疲师老，所获无几，反倒多次遭到八路军的袭击、伏击，伤亡惨重。
1939年7月中旬，日军大本营被迫下令停止“扫荡”，要求各师团回撤。
心力交瘁的沼田德重于是率第114师团匆匆撤往济南。
但在聊城，他踏上了一条不归路。
1939年7月16日上午，沼田德重率第114师团主力3000余人徒步走过聊城城东徒骇河上的小石桥时，突然遭到埋伏在大路两侧的八路军猛然袭击，伤亡200余人，沼田德重本人胸腹部连中数弹，生命垂危，被送往济南日军陆军中心医院抢救。
因为在“大扫荡”中损兵折将，更因为师团长在聊城饮弹，日军大本营于7月22日命第114师团结束在中国的作战，返回日本国内休整。
沼田德重的伤口及胸腹腔内都已严重感染，无法动弹，故部队奉命归国，他尚在济南医治。
但医也是白医。
8月初，沼田德重的伤势更加恶化，经常处于昏迷状态中。
苟延残喘至8月12日，沼田德重终于自我解脱，一命呜呼，结束了其罪恶的一生。
这个恶棍，留下了18本日记，日记里专门详细记录其玩弄女性的过程和体会，在侵华战争中，他奸淫过的中国少女高达数千名！
可以说，沼田德重恶贯满盈，死有余辜！
这个死有余辜的敌酋是我八路军第一个击毙的师团长！也是我八路军击毙的第一个军衔最高的日本将军！
对我军而言，聊城之战可列为“聊城大捷”。
但这场大捷却几乎湮灭于史料之中，鲜为人知。
究其原因，就是日军为了不影响士气，把他的死给低调处理掉了。
的确，现查日文资料，沼田德重的死因被谎报为“病气危笃”（病死）。
因为这个，身为南京大屠杀重大罪犯的沼田德重竟然没能入祀靖国神社——但也给了补偿：追授勋一等旭日大绶章，否则，沼田德重估计死不能瞑目。
另外，对第114师团在聊城东的惨败，当时的日本新闻报刊只字未提，甚至为稳定军心，对这次战事还刻意进行了长期封锁，以至形成了历史盲点。
但是，114师团回国，立刻被撤销了编制。
这是日本高层对战败军队的最大惩罚，恼羞成怒的气味相当浓厚。
有人也许会问，尽管日军封锁了败绩，难道我军不会加大宣传吗？
就算我军不知道击毙了敌酋，难道也不知道自己一次性消灭了200多名日寇？
何以使聊城东伏击战的战绩几至于埋没？
军事专家推测，主要缘于如下几个原因：
一是速战速决无法统计。在聊城东伏击日军的八路军只是一个连，以小击大，以少胜多，必须在猛打一阵后快速退出，根本不容观察敌寇死伤情况，自己没有伤亡，也没有缴获什么战利品，因而没有上报战果。
二是此战并非被上级列入计划非打不可的仗，有可能是负责侦监敌情的连队顺手牵羊而为，故不受关注。
三是战斗信息丢失。战斗结束不久，参战连队离开了原有的建制，被编入其他部队。
“聊城大捷”这一史实的发掘，主要得力于北京军区战史研究员张子申、薛春德，这两位专家是在披阅大量敌伪资料和解密资料时发现的，再经聊城有关单位的专家学者根据我根据地内党政军民有关活动和战斗结果的研究分析，最后给予确认。
现在，有一种声音，说在聊城展开伏击战的，应该是国民党军于学忠部，即沼田德重是被国军击伤的。
但这种看法是站不住脚的，事实明摆着：聊城在鲁西，当时的于学忠部在鲁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