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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诗人崔颢写过一首
《黄鹤楼》：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此诗境界开阔、自然宏丽，
被誉为唐人七律第一。
数年后，诗仙李白游历至此。
据说兴之所至，也欲赋诗一首。
但读罢崔诗后，李白搁笔而去：
“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
1300年后，一群翻译家，
读罢傅雷译作《约翰·克利斯朵夫》后，
发出了和李白一样的慨叹：
“再也没人能译出这样的文章了。”
《约翰·克利斯朵夫》开篇第一句，
许聪这样翻译：江流滚滚，震动了房屋后墙。
韩沪麟这样翻译：屋后江河咆哮，向上涌动。
而傅雷这样翻译：江声浩荡，自屋后升起。
哪种译文更有格局气魄，不言自明。
傅雷这翻译，简直可以把纸钉在墙上。
傅雷一生，翻译过33本名著。
他的译本，除了人名有点洋味外，
文章本身几乎看不出翻译痕迹。
“既展现了原作之神，又展现了中文之美。”
傅雷有本《国语大辞典》，
译到外文成语或俗话时，
他一定会在辞典中
寻找妥帖的成语俗话来匹配。
他还给自己订了规矩：每日进度不超过千字。
“这样的一千字，不说字字珠玑，至少每个字都站得住。”
译完之后，他还要逐字逐句细细爬梳。
“一句话翻得不好，十年都会耿耿于怀。”
以至于法国人说：“再也没人能把我们的名著翻译得如此传神了。”
因为这么“顶真”，
傅雷成了一代翻译巨匠。
也因为这么“顶真”，
傅雷58岁就自杀而亡。
1908年4月7日，
他生于江苏南汇县傅家宅，
（今上海市南汇区航头镇王楼村五组）。
因出生时哭声震天，
族中长者取义《孟子》中，
“文王一怒而天下安”之句，
俗谓大发雷霆为之怒，
为他取字“怒安”，名“雷”。
虽然名字中有雷，
但他却是温文儒雅的2号人，
同时2号人善解人意，
的确是做翻译的合适人选。
为使他受到良好教育，
母亲效孟母三迁，
毅然携子离开闭塞的乡下，
搬至素有“小上海”之称的周浦镇，
这对他的人生，是关键的一步。
而母亲平时对他管教极严，
甚至到了冷酷无情的地步。
只因为他读书时打了个盹，
母亲就不惜用滚烫的烛油去警醒他。
有次，他逃学了，
那天夜里他睡沉后，
母亲居然用包袱皮把他缠捆起来，
拖出门外，准备将他投入水中，
他大声喊叫引来邻居，才得以获救。
回忆自己的童年，他形容：
只见愁容，不闻笑声。
严苛专制的家庭环境，
养成了他悲观刚烈叛逆的性格。
12岁时，他考入上海南洋中学附小，
因离开了母亲，他被压抑已久的，
少年天性终于得以被释放，
十来岁就难掩他“敢怒敢言”的个性了。
13岁时，他因顽劣被南洋附小逐出，
于是他又考入教会学校上海徐汇公学。
16岁时，因公开反对宗教，
他又再次被校方开除，
后来他又考入上海大同大学附中。
在反帝反封建思想的影响下，
满腔热血的他参加了五卅运动，
控诉帝国主义的血腥罪行，
又差点被捕入狱，
母亲为安全起见，强行送他回乡。
1926年秋，他考入上海持志大学，
面对国内血雨腥风的政治形势，
加之对国内大学教育的失望，
他产生了留法的念头。
1927年的最后一天，
他告别母亲乘上邮船赴法，
自此翻开了生命中崭新的一页。
1928年，他考入巴黎大学，
除主修文艺理论外，还常到博物馆、
艺术馆揣摩艺术大师们的不朽名作，
他与刘抗、刘海粟夫妇，
法国画家阿尔培·裴那等过从甚密，
留法期间，他还开始了，
法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工作。
学子峥嵘，浴德自修，
赤子归来，江声浩荡。
1931年，他与刘海粟夫妇结伴回国，
受聘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
任校办公室主任，兼教美术史及法语。
而他的“坏脾气”和才华一样闻名，
令人“闻风丧胆”。
傅雷和刘海粟
他经常和朋友，
因艺术和社会问题争得面红耳赤，
他的朋友们都说：他为人刚直、固执，
里面是方的，外面也是方的。
无论做人、做事，不来半分虚假，
看不惯的就要说，有意见绝不折中，
也不肯随波逐流，
总是据理力争，坚持己见，
他的“坏脾气”、“狂怒”也就出名了。
画家张弦是上海美专西画科主任，
有一次，刘海粟叫张弦到家吃饭，
却安排张弦临摹一幅画，
自己打麻将去了，中午回来，
便在张作品上署了自己的名字。
第二天又让张弦到家吃饭，
再临一幅画，又署了自己的名字。
他看不惯，为张弦打抱不平。
1933年，他毅然提出辞职，
他说：刘海粟待我个人极好，
但待别人刻薄，
办学纯是商店作风，我非常看不惯。
这就是刚直顶真的傅雷，
他的大爱，正是来自于爱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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