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是黑暗的时刻，越是需要英雄挺身而出”，从古至今，凡是被歌颂为英雄的人物都敢于在最黑暗的时刻站立出来，反抗那些作祟的黑暗势力。他们或是成功、或是失败，但无论成功与否都不影响对他们英雄之举的赞美。在二战期间，最黑暗的时刻当属法西斯上台统治之时，面对权势滔天的希特勒就连英法两国都懦弱地选择绥靖政策，可在德国内部却有一群不惧希特勒的死亡威胁，勇敢站出来反抗法西斯的英雄，这群由学生组成的抵抗势力名字叫——“白玫瑰组织”。
白玫瑰的由来
作为纳粹德国境内最值得注意的抵抗组织之一 ，白玫瑰最初由汉斯·肖尔（Scholl）领导。作为慕尼黑大学的学生，Scholl之前曾是“希特勒青年团”中的一员。但在受到德国青年运动的理念影响后，他深知纳粹政府的所作所为是错误的，于是他选择在1937 年退出该团体。
1941 年在 肖尔（Scholl） 与他的妹妹索菲·索尔 （Sophie） 一起参加了奥古斯特·冯·盖伦主教 的布道后，他们对纳粹政府的暴政的反对更得到了加强。因为作为希特勒的直言不讳的反对者，冯·盖伦抨击纳粹的安乐死政策。坚定反对暴政的肖尔和他的朋友开始采取行动并策划作宣传册以引导人们反抗纳粹的暴政活动，在得到不少学生的支持后，他们决定给该组织取名为“白玫瑰”。
勇士行动起来
1942年初夏，组织成员施莫雷尔和肖尔写了四份不同内容的传单，并在打字机上复印了大约1千份，计划悄悄在德国各地分发以呼吁大家积极反对纳粹政府。
但由于德国纳粹的监察组织盖世太保有着严格的监视系统，所以最终分发仅限于在公共电话簿中留下副本，邮寄给教授和学生，以及通过秘密信使发送到其他学校。 通常，这些快递员是女学生，她们比男同学更能自由地在全国各地旅行。 这些传单大量引用宗教和哲学资料，试图吸引白玫瑰认为会支持他们事业的德国知识分子。
随着第一波小册子的发布，正在大学学习的索菲得知了她哥哥的活动，在宣传册的影响下，她也积极参与加入到该组织，索菲加入后不久，另外两名成员Christoph 和Probst 也被添加到该组中。到1942年夏天，该小组的几名成员包括索菲兄妹、Wittenstein 和 Schmorell，被派往俄罗斯在德国野战医院担任医师助理。
捕获和审判
1943 年 2 月 18 日，肖尔和索菲带着装满传单的大手提箱来到校园。他们匆匆穿过大楼，在满座的演讲厅外留下了一堆堆的宣传手册， 尽管有这种致命的危险，但他们对纳粹罪行的愤慨促使他们反抗。在完成这项任务后，他们意识到手提箱中还剩下大量宣传册。于是他们再度进入大学中庭的上层，他们将剩下的传单抛向空中，让它们飘落到下面的地板上，以便路过的学生能够发现这些宣传册，但这些宣传手册却先被学习的安保人员雅各布·施密德发现。当雅各布阅读到这些反抗纳粹政府的宣传册后，他立即向盖世太保举报了他们。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警方对白玫瑰组织展开了追捕。当肖尔被抓获时，他正随身携带了另一份传单的草稿，该传单由克里斯托夫·普罗布斯特撰写， 这导致普罗斯特立即被捕。 纳粹官员迅速采取行动，并召集了“人民法院”来审判这三名“叛国者”。而所谓的“人民法院”其实是一个在宪法法律框架之外运作的纳粹特别法庭，其审判结果不言而喻。
在肖尔审讯前一天，1943 年 2 月 18 日，星期四，下午 5 点 | 14,000 名受邀嘉宾齐聚柏林体育宫。 一个巨大的横幅上写着“全面战争——最短的战争”。在长达近两个小时的演讲中，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呼吁德国人致力于“全面战争”
永不屈服的灵魂
1943 年 2 月 19 日，在盖世太保的审讯过程中，汉斯·肖尔说：“我相信我是出于内在的驱动力而采取行动的，并且认为这种内在的义务高于我作为士兵宣誓效忠的誓言
1943 年 2 月 22 日，“人民法院”就以“协助和教唆敌人、准备叛国罪和挫败‘国防军’（部队）的极端叛国罪名”判处克里斯托夫·普罗布斯特、索菲和汉斯·肖尔死刑。 判决于同一天在慕尼黑-施塔德尔海姆监狱的断头台上执行。 当天晚上，学生领袖号召在大学举行集会，以脱离白玫瑰的行为，辱骂他们是“祖国的叛徒”。
1943 年 4 月 19 日，对抵抗组织 14 名被告犯下叛国罪的第二次审判。“人民法院”宣布对亚历山大·施莫雷尔、威利·格拉夫和库尔特·胡贝尔判处死刑。 十名被告被判入狱，福尔克·哈纳克无罪释放。 白玫瑰组织部分成员的亲戚和朋友试图请求法官不对他们执行死刑。但所有的请求都被拒绝，法官给出的理由是他们的请求“可能是最严重的叛国传单宣传案例”。
1944 年 10 月 13 日，“人民法院”对汉斯、索菲和其他五组织者的审判在Donauwörth 进行。他们准备以“叛国罪”为由对白玫瑰组织成员判处死刑 。在审判休息期间，白玫瑰成员莱佩尔特为了挽救与自己一同被捕的女朋友，他请求自己的辩护律师将所有罪名都推到自己身上。在莱佩尔特的牺牲下，最终他女朋友由死刑改为十二年有期徒刑。但莱佩尔特本人却于1945年1月29日在慕尼黑施塔德尔海姆被判处死刑。他们的三个朋友被判入狱，其中两人获释。
1943年7月13日，慕尼黑对曼弗雷德·艾克迈耶、约瑟夫·索恩根、威廉·盖尔和哈拉尔德·多恩“未能报告计划的叛国罪”进行审判。库尔特·胡贝尔和亚历山大·施莫雷尔就在同一天被处决。 Willi Graf 的处决被推迟到 1943年10月12日。
1944年4月3日，萨尔布吕肯的 Willi Bollinger 因“未报告叛徒罪”被判处三个月监禁，由于无法向证明自己卫参与白玫瑰抵抗活动，威利的兄弟海因里希和赫尔穆特·鲍尔于1943 年 4月 19 日后被判处七年监禁。
德国报纸向公众通报了1943年2月23日第一次审判中宣判的死刑。他们将这三名学生诽谤为“叛徒”，并在他们对第二次审判的报道中保持同样的语气。 那些碰巧与被定罪者同名的慕尼黑市民紧忙发布报纸广告，将自己与“与他们无关或不熟悉”的白玫瑰成员分离开来。
传奇永不息
白玫瑰事迹流传出来后，外国和德国流亡媒体都对白玫瑰抵抗组织表示敬意，并大力宣传其事迹，以期帮助传播学生抗议活动。 1943 年 3 月，关于白玫瑰的第一个信息传到了挪威和瑞典。 随后英国和苏联的德语广播节目播放了1943 年慕尼黑抵抗组织的相关信息。德国流亡作家托马斯曼在 BBC 广播节目“Deutsche Hörer”（“德国听众”）中向白玫瑰的抵抗运动致敬。白玫瑰组织的最后一份传单更是成功地从德国走私出来并被盟军接收。并被大量印刷，最终这数百万份宣传单被盟军轰炸机空投在德国上空。
二战结束后，白玫瑰的第一次纪念活动于 1945年11月4日在慕尼黑 Schauspielhaus 剧院举行。当时的文化部长t、慕尼黑第一任市长和宗教哲学家Romano Guardini 赞扬了白玫瑰成员不畏生死的勇敢，称他们试图“唤醒德国人民从昏睡中醒来”。此后，在政府的德国宣传下，公开纪念白玫瑰抵抗组织的传统在慕尼黑和其他德国城市盛行。
在今天的德国，许多街道、广场和公共机构以及200多所学校都以白玫瑰抵抗组织的成员命名，尤其是Scholl兄弟姐妹的名字。而在国际和国内，白玫瑰亦成为反对独裁政权的著名的抵抗组织之一，它更是德国和国外公民价值观的典范。
至于告密者雅各布·施密德，他在德国战败后于1945 年被捕并被关押13周，然后才被释放。 但在1946年却又再次受审被判处5年徒刑，并失去作为德国公民的权利，失去养老金，失去投票能力，还在去纳粹化分类中被评为“主要罪犯”。 尽管施密德试图上诉，称他只是在履行职责并遵守禁止分发传单的法律，那却得不到认同。
1951年，施密德终于被释放。出来后，他从事政府支持纳粹的低学历劳工工作和谋生，改过自新的施密德等纳粹分子也想让德国重新站起来。鉴于他的优良表现，施密德的权利连同他的养老金一起被恢复， 最终他于1964年8月16日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