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一提到项羽，就想起兵败垓下自刎乌江的悲情英雄形象。在陈胜、吴广相继被灭，起义大军陷入僵局。而章邯率领十万囚徒与二十万长城军团将赵王围于巨鹿之时，其他起义军名义上都发兵来营救，但都在隔岸观火。此时的项羽率领五万大军渡过漳水，要与秦军一决雌雄。
刚刚渡过河水，项羽就命令手下破釜沉舟，受尽秦国压迫的军士们只能拼死求生。而项羽又帅头冲锋在前，对面军队中原本就有十万囚徒，在项羽军队视死如归的攻势下，最终在巨鹿大胜了章邯、王离。
之后的彭城之战，更是只率精兵3万，就将刘邦的五十多万联军打的丢盔弃甲，要不是韩信提前保留实力，从这之后刘邦就没有资本与项羽抗争。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在战场上风生水起的霸王，却在政治上始终是一个幼童，及时范增多次相助，但是他犹犹豫豫的性格以及只想偏安，没有远见的政治智慧确实成为了他兵败垓下结局的伏笔。
但就是这样一个有情有义的真汉子，才能在自己失意时来了一场霸王别姬。正是因为他面对秦始皇说“彼可取而代也”的豪情壮志，才更能显示出在自刎乌江时的悲情英雄形象。
就是因为既有以一敌百的传奇事迹，也有性格上的显著缺点，这才让他的传奇形象更加生动，像一个真人。关于项羽经历的记述主要是来源于两本史书，那就是《史记》与《汉书》。《史记》是由汉武帝时期的史学家司马迁所写，而《汉书》是由东汉时期的史学家班固所写，但是两本书中项羽的待遇可谓是天差地别。
在《史记》中，司马迁专门写了一篇《项羽本纪》，而“本纪”往往都是用在帝王身上，例如《始皇本纪》。在《汉书》中，却仅仅是与士大夫并列，被记录在“传”中。
而且同时与项羽一起被“贬”的是陈涉，就是秦末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第一个农民军首领。而且俩人还合为一章。按道理讲这两个人对于历史的重要程度，都值得单独一章。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让项羽在两个人的口中地位有如此差距呢？这个问题其实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解释。
第一个方面，就是司马迁与班固的差异
这就要先来讲讲这两位的生平，首先是太史公司马迁。司马迁出生于官宦世家，父亲甚至一度高举太史令，这让他从小就接受了很多当时的名人，早年跟随孔子的后代孔安国与董仲舒学习儒家思想。
但是司马迁却不局限于儒家的思想，他更喜欢游览各地，体会全国不同的风土人情。而且还趁着遍访全国的机会，不断地搜集遗闻古迹，还访问了秦汉时期著名人物的家乡。而且受到父亲的影响，性格十分的耿直，对于看不惯的事敢于直言。
于是在李陵叛国的事件中，替他说了几句好话，就被汉武帝打入了大牢，忍受了他人难以承受的耻辱。
但是太史公刚强不屈的性格，终究还是完善了他的著作《史记》，由于司马迁时代虽然汉武帝已经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是司马迁受到的影响是有限的。而且他的性格也让他的记述更偏向个人，《史记》也更偏向私史，受到他个人感触与他所接收到的民间逸闻的影响。
但是班固所在的时代已经是东汉时期，儒家思想已经经历了一百多年的推崇，在世人心中已经根深蒂固。而儒家思想又将”王侯将相”的分界线搞得十分清楚，这就让班固不由得对于项羽的地位就有了下滑。
第二个方面，就是两本史书书写的目的不同
这其实也是因为，儒家的正统思想的影响所划分出来的。司马迁的年代儒家思想还没有那么的盛行，而且《史记》也是更偏向于纪实，不太会出现所谓的为了当局者而妥协的内容。但是到了班固的年代，不仅儒家思想已经根深蒂固，而且班固一家写《汉书》就是从正统的角度，写的是统治者的观点。
第三个方面，就是两本史书的影响也有所不同
这一点其实就是写作风格的差异所带来的影响。司马迁的《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而这样的史书一定是从个人角度，通过自己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而记述，这样一定会发生在精彩人物身上记述的十分详尽，而对于事件发生有限的人物记述就十分的精简。
而班固记述的历史虽然也是纪传体，但是他是从官方正统的角度来书写，那必然要根据人物生前的历史地位来决定详略的方向。
而且受到儒家正统思想的影响，对于功利主义就十分的看重。而且他是站在汉家这边书写的汉代历史，那必然对于失败者项羽的重视程度就会有所下降，不会像书写刘邦、汉武帝那样详细。
其实对于项羽到底是《史记》所记载中的西楚霸王，还是《汉书》中记述的刘邦对项羽“鲁公”的封号都是项羽这个人物的一个方面，但是随着近些年来对于像《三国演义》与《三国志》中对于不同人物争议的讨论，其实往往都是在讲述他们的一面。
小说对于人物形象的描绘时一定要比正史丰富的多，而正史也出于一些原因会弱化人物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