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伦与母亲赵瑛
李伦孩童般的机警懂事，似乎是在娘胎里练就的。
在上海的家中，他知道凡是父亲的东西，一律都不能轻易触碰。
母亲告诉过他，父亲放置的东西都添加了只有他自己知道的记号，其他人动了会引起他的警觉。
毕竟，龙潭三杰之一的李克农，打入国民政府特务组织高层后，过的是刀口舔血的日子。
李伦和母亲赵瑛以及哥哥李治，都是李克农的掩护者。
别看李伦年纪小，多年以后他才知道，自己还未出生的时候，就有了“胎中勇士”的美誉。
那是1927年四一二政变刚刚发生不久，芜湖的国民政府当局发出了全城通缉令，悬赏5万大洋捉拿芜湖中共组织负责人李克农。
李克农赵瑛夫妇
得到这一消息的李克农，立刻躲避到了裕溪口镇附近的小王庄。
不过敌人的鼻子比狗还灵，他们很快就获得了李克农的藏身地。
而这一情况李克农和其他同志还不知道。
恰好赵瑛的一个亲戚在警察局内供职，她先于丈夫了解到了这一危急的情况。
必须得把这一情况告诉丈夫他们，否则党组织将会遭受严重的破坏。
然而赵瑛当时身怀六甲，行动不便的躯体，不但会威胁到肚子里的孩子，还可能会延误时间。
可除了自己，身边已经没有其他合适的人选，赵瑛只能拼死一试了。
于是，在那个大雨滂沱的夜晚，她先是找到船过了江，而后在泥泞的路上奔跑了七八里地，最终赶在敌人的前面把消息告诉了丈夫。
要是晚到三十分钟，后果不堪设想。
李克农
妻子冒险给自己传递消息，更重要的是她还怀着孩子，这一切让李克农的内心有了更深的爱意和情愫。
尤其当李伦出生后，做父亲的更是对他另眼相看。
不过，幼小的李伦并不清楚父亲在做什么。
渐渐懂事后，再见到父亲，就是在上海充满洋气的阁楼和弄堂里了。
在这个满是汽车的洋气上海滩，李伦和父亲共同度过的时光，还不到一年时间。
那是1931年的4月24日，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国民政府方面欣喜若狂，为了能够将上海的地下党组织一网打尽，国民政府方面严密封锁着这一消息。
其后，中统驻武汉的特派员蔡孟坚，连续向南京的徐恩曾发了六份加急电报。
1938年12月，李伦与父亲李克农
恰好那天是周末，徐恩曾并不在南京，而是在上海。
更重要的是，他最信任的秘书，就是中共地下党员钱壮飞。
他用上司的密码本翻译了电文，情况虽然万分危急，但徐还不知道此事，所以还有转移疏散的时间。
钱壮飞立刻派自己的女婿刘杞夫火速赶往上海，将这一情况告诉了李克农，接下来就是一轮惊心动魄的生死时速。
李克农知道情况十分严重，他先是找到陈赓，而后又找到周恩来，在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后，敌人原本的大抓捕计划就泡汤了。
李克农原本还想通知家人转移，但是敌人出手的速度也很快。
他刚回到家的附近，就发现周围的街区都是警察，因此只能赶紧离开。
1938年，李伦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屋顶花园
那个时候赵瑛也正好没在家，她带着两个孩子上街买菜去了。
回来的时候发现异常，她也只能带着孩子悄悄地逃脱了。
这一切在李伦的眼里是如此的陌生和惶恐，毕竟自从他懂事之后起，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局面。
在他眼里，父亲就像风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
李伦只能跟着母亲流落街头，遍布全城的地下组织彼此间几乎都失去了联系，赵瑛和孩子无处可去，夜里只能露宿在街头或者菜市。
直到十多天后，李伦的大哥李治遇到了父亲的朋友、民生中学的校长宫樵岩。
直到此时，赵瑛和孩子们才知道了确切的消息，李克农的身份已经暴露，按照中央的指示去了中央苏区。
龙潭三杰，中间为李克农
宫校长给了他们一些路费，让他们回芜湖老家去。
一家老小的生计问题全部压在了赵瑛的肩头，她只是一名小学教员，薪水微薄，加上收点房租的钱只能勉强度日。
由于生活实在艰辛，她只能让大儿子李治到米店去当学徒。
李伦也一天天长大了，别的孩子都是父母都在身边，而他脑海中父亲的形象越来越清晰，但是却不知道他身在何方。
他小小的年纪并不知道，父亲所在的中央苏区，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不但遭受国民政府当局的严厉封锁，还轮番被军事攻击。
而在舆论的宣传方面，国民政府更是污蔑共产党是“赤匪”，说他们“杀人放火”、“无恶不作”。
李克农和子女合影，后排左二为李伦
这一切，李伦只是一知半解，而压力更大的则是母亲赵瑛，她既要照顾家人孩子，还得忍受巨大的心理压力。
有一段时间甚至谣传，李克农已经被杀害了。但不管困难有多大，她都还是在用实际的行动默默承受着。
直到分别3年后，家里才收到了来自江西的一封信。
赵瑛告诉孩子们，你们的父亲很好，而且非常想念你们。
那时，李伦已经上了二年级，她让儿子给丈夫写了一封回信。
青年时期的李伦
于是，李伦用自己稚嫩的手和话语，生平第一次通过纸和笔，和远方的父亲进行隔空的对话：
“我现在已经上小学了，在妈妈和姐姐哥哥督促下，认得不少字了，所以能给你写信了。
我们全家都很想念你，我更是如此，经常在梦中哭醒。别人的孩子都有爸爸搀着上学，给他们买纸买笔，而我们家穷，没有钱买，只好用废纸和笔头。
有些是姐姐哥哥用剩下的，有些还是在路上捡的。但我从不淘气，读书也用功，学习成绩也好，请放心。”
离别的酸楚，在李伦的内心渐渐萌生，作为一个孩子，他的每句话和每个字，都透着对父亲的思念。
李伦与夫人羡蕴华及两个女儿
当这封信辗转到达苏区的时候，李克农除了激动就是热泪满面。
孩子的脸庞在他的脑海中萦绕，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用实际的行动期盼和促成革命胜利的早日来临。
由于长征转战，李伦的这封信寄出去后，接下来3年时间，他和母亲又没有了父亲的任何消息。
一直到1937年初，在母亲赵瑛的带领下，一家人又踏上了前往上海的旅程，此时距离上一次的分别已经过去了快6年时间，李伦也成了10岁的大小伙子。
李伦想念父亲，父亲李克农也十分想念他们。
还在1936年秋天的时候，美国记者斯诺在延安采访，临别的时候，在场的每个人都说了一番话。
轮到李克农的时候，他说的是，给我把老婆送来吧。
1947年，李克农与赵瑛在山西临县
这番话虽然逗笑了送行的一众人，但李克农一本正经的表情，说明了他的思家之切。
他的这份思家之情很快就得到了满足。
三个多月后，国共两党开始进行谈判，李克农作为代表要赶往上海，当他乘坐飞机抵达南京后，迫不及待地换乘一艘快艇回了趟家乡芜湖。
不过这次回家，他连饭都没来得及吃，匆匆见了妻儿一面，便又匆匆离开了。
正是为了掩护李克农接下来在上海的工作，因此赵瑛也很快带着李伦再次来到了上海，不过此次在上海的团聚时间并不是太长。
随着日军的全面侵华，1937年11月，上海沦陷，李伦又跟着母亲，辗转来到了南京。
侵略军进入上海
颠沛流离的生活，一直到撤离到武汉的时候才有所安稳，不过对李伦来说，能陪伴在父亲的身边，这或许就是最快乐的时光。
那时1938年，在武汉的八路军办事处，李克农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秘书长，平时的工作太忙，根本无暇顾及李伦。
小孩子是耐不住寂寞的，在办事处的楼上和楼下到处跑，很快就和这栋楼里的所有人都厮混熟了。
尤其是周恩来和邓颖超，两个人经常给李伦饼干和糖果。
一开始的时候他还有些认生，但孩子是难以拒绝零食的诱惑的，去过几次后李伦就熟门熟路了。
父亲李克农只好经常提醒他，周伯伯和邓妈妈给你零食可以吃，但是不能乱跑乱闹，不能影响他们的工作。
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旧址一角
由于没有给李伦特意安排床，玩累了他都是随便找个地方睡觉。
于是，秘书或者其他工作人员的床铺，都留下过李伦的身影。
有时候他会和秘书童小鹏挤在一张床上，有时候他又跑到另一个工作人员李涛的屋里去了。
李涛身体胖，于是就经常逗他，你来占我的床，这不是和小日本侵略中国一样吗。
10岁的李伦极力反驳，还是被大家传为了笑谈，于是一来二去的，大家就给他起了个绰号——小日本。
只要是在办事处的大院里，就没人叫他的名字，都叫他“小日本”。
快乐的时光永远是短暂的，1938年10月，武汉危在旦夕，李伦就跟随大家撤到了湖南长沙，他们暂住在城郊地区。
10岁的他，还不能理解战争究竟是什么，在他的眼里，见到最多的就是到处逃难的老百姓。
在长沙短暂住了三个月后，李伦随同父亲又撤到了广西的桂林。
很快，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成立，李克农担任办事处的处长。
这里是我党在南方的联络中心，我军在海外采购的物资，都经过南宁入境，而后再抵达桂林，最后再送往延安或者是其他地方。
因此，李克农在桂林期间事无巨细，工作十分繁忙，根本无暇照顾李伦。
再加上战乱时节，也没有学上，李伦还是整天的到处玩。
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于是李克农就准备给儿子找点事情做，让他在办事处里当一名勤务兵，日常的工作就是打扫卫生、打开水以及传递一些简单的信息。
桂林办事处电台工作人员在实习工作，右一为李伦
就这样，李伦和勤务班的战士们住在一起，正式成为了一名八路军小战士。
那时候，李伦才刚刚十一二岁，一个邻家少年般的年纪，走上了一条漫漫革命的征程。
李伦的这份勤务兵工作一直做到了1940年底，随着桂林办事处的撤销，李伦和跟随父母在1941的春天来到了延安。
清清的延河水，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坡和一排排的窑洞，这些在李伦的眼里都十分新鲜。
刚到延安，毛泽东和朱德就请李克农一家吃饭。
多年以后李伦还清晰地记得，那是在杨家岭毛泽东居住的窑洞里，吃饭的时候大家有说有笑，毛泽东就问孩子们，知道你们的爸爸是做什么的吗？
1941年4月，李克农一家在延安枣园合影
李伦的姐姐李冰就说父亲是八路军办事处的处长，风趣的毛泽东则说，你爸爸是个大特务，不过他是我们共产党的大特务。
这番话把在场的人逗得哈哈大笑。
来到了革命圣地，李伦终于可以上学了。
1941年3月，李伦被安排进入延安自然科学院预科班学习。
延安的条件十分艰苦，大家都住在窑洞里，平时根本没有机会洗澡，吃的饭永远是小米黑豆和盐水煮菜。
但也正是这种艰苦的生活环境，更加磨砺和锻造了李伦的品性。在延安的岁月，他的学习成绩不但大大提升，而且在生活上也变得愈发自立。
此时的李伦14岁，既学会了纺线，还能收集各种破布，积攒下来做鞋底的内衬。
1943年底，李伦终于长成了16岁的青年，多年以来辗转各地的生活，再加上延安的学习以及劳动，已经让他看清了将来的路该怎么走。
他向父亲李克农郑重地提出，要学习军事，上战场打仗。
李克农支持儿子的选择，于是李伦和其他三名同学，一起去了清涧县抗大总校二大队。
在抗大，李伦开始接受正式的军事训练。
每天的训练任务十分严格，天不亮就要起床跑步，白天一边学习军事理论，一边学习射击、投弹和刺杀。
经过一年的学习，李伦的军事素养突飞猛进，他又转到了炮兵学校，并且在1945年初，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解放后，李伦回到芜湖在儿时读书的寺山小学前留影
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李伦所在的部队分属晋绥野战军。
解放战争期间，李伦又被调到华东野战军，担任特种兵纵队榴弹炮团1营副营长。
随后，他参加了孟良崮战役和石家庄战役。
1949年4月的长江北岸，李伦所在的炮兵部队，又重创了“伦敦号”巡洋舰，而且在同年的渡海作战任务中，李伦又参加了解放舟山群岛的战役，而且在战后还荣立一等功。
新中国成立后，李伦长期在军事后勤战线上工作，从铁道部军运科，再到军委司令部调度科。
从1958年开始，李伦又长期担任军事交通部科学研究室主任以及总后勤部军事运输部计划处处长。
从理论到实践，他在军事运输岗位上奋战了整整20年。
李力李伦两兄弟在家中合影
1978年，李伦正式担任总后勤部军事交通部部长，此后又先后担任了后勤学院院长和总后勤部副部长等职。
在军事后勤战线上的奋斗，是李伦对革命事业做出的毕生努力。
值得一提的是，1955年，我军第一次设立军衔制并授衔的时候，李伦的父亲李克农被授予上将军衔，而李伦在当时被授予少校军衔。
而在33年后，也就是1988年，李伦被授予中将军衔。
李伦中将1988年授衔照
如果从当年桂林办事处的勤务兵算起，李伦的军队生涯整整50年。
懵懂的孩童时期，随父母在上海凶险的环境中生存，幼年时代又用稚嫩的文笔写尽对父亲的思念。
再长大一点，跟随父亲辗转大半个中国，见证了抗战的艰辛和百姓的疾苦。
2016年，李伦（右二）和夫人羡蕴华、女儿李靖（左一）
正是这一幕幕波折的经历，坚定了他此后大半生的革命信念。
或许多年以后，李伦依旧会回想起当年在桂林办事处的日子，一个十几岁的少年，卖力地做着勤务兵的工作，还去学习电台报务。
激励他的，除了父亲的教导和言传身教，还有一个少年对彼时祖国母亲遭受外敌蹂躏的愤怒。
而这名少年，用一生的奋斗，见证了脚下这片土地从弱小逐步走向强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