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运”这个词很奇怪，在我这么多年来与人探讨历史兴衰的时候，对方经常时不时地蹦出这个词。
大凡能说出“国运已定”这四个字的人，想必是：白发苍苍的智者。他总是站在客观的角度指点江山，总有一种无可辩驳压得你喘不上气儿来。
能说出类似这个词的还有环境、制度，你只要谈到负面问题，就会有人搬出这三个词来。在这三个词面前，任谁都不需要负历史责任了。就是汪精卫、秦桧也可以用这三个词来开脱一切责任。
什么是国运
我最讨厌谈历史的时候说出这三个词——国运、环境、制度。
大家都知道一种现象：有的人犯了罪，有些人就会拿出，这个犯罪分子的家里有多么穷、受过多少骗等客观原因，来为他的罪行辩白。
但问题是：同样的环境、同样的制度、同样的国运，为啥你犯罪，他不犯罪？
所以，拿国运、环境、制度说事儿只是托词。
国运是什么？
国运的观点有许多判断标准。
一是指国家未来发展的趋势；
二是指国家发展的定数；
三是指国家发展的某种规律性描述，如上升、平稳、下降。
第一种，最为客观，根据现阶段国家发展情况，预测未来的发展趋势。
黄宗羲（1610·9·24-1695·8·12）
第二种，最为主观，典型代表就是，罗贯中的那句“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一说。这种观点，从历史实践上看它是正确的，但对现实以及对未来却没有任何操作价值。
除此以外，各种带有宿命论的“天书”，如“烧饼歌”“推背图”等，我根本不会去讨论，文字游戏、个人臆想、用历史解读历史的无聊性质颇大，而且过于宏观，同样没什么操作价值。
反而，这种国运观是最被一些人推崇的。这种国运观只能用作“装贤”，什么作用都没有。
第三种，主客观都比较到位。这种趋势性的描述，现在普遍采用的是“产品生命周期”进而可以推导出来“国家生命周期”。
中国历史上的国运定律
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中，有许多所谓的“国运定律”但严格区分开来，许多都算不上“国运定律”。例如历史学界最有名的“黄宗羲定律”（秦晖先生提出）。
该定律认为：每次税赋改革，农民的负担就重一次，如此反复直至民不堪重负。
其实这一定律只是国运定律的一个方面，它主要是赋税改革定律，它只是构成国运的一个因素，算不上国运定律。不过，你强算它的话我也不反对。
杜牧（803年－852年）
但其他的诸如兔死狗烹定律、包围定律、朋党定律等，这些也不是国运定律，而是权力定律。我是反对将其提高一格的。
其实，过去历史学界，能够真正称得上国运定律就是两个：
其一，杜牧所说的：后人复哀后人。
原话是“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简单地说就是：中国人爱读历史却从来不吸取历史教训。黄炎培先生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朝代虽不同，兴亡的原因却很相似），其实也只是杜牧观点的翻版。
其二，孟子所说的“君子之泽，五世而斩”。
通俗的语言就是“富不过三代”，文一点儿就是柏杨先生的“瓶颈定律”。
下文，我们就谈谈，我所研究出的“国运定律”，我觉得其可操作性还是蛮强的。当然，我这个也是根据前人、先辈的研究，再加上自己对历史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