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钧（Robert Fortune，也译为福琼、福特尼），1812年生于英格兰，1880年去世。他在历史上长期以“植物学家”和“旅行家”的身份示人，但在光鲜的外表下，他还有一个龌龊的身份：盗取中国茶叶技术的商业间谍。
福钧在1843年到1861年这段时间里，先后来华数次，足迹遍及广东、福建、江苏等茶叶产地，窃取的茶苗、茶种（以“福钧”名字命名的茶树竟达十四个）以及先进的茶叶技术，并将一些中国熟练茶工带到印度，以此促进了英国殖民地印度茶园的兴旺发达，却让中国的茶叶出口贸易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由于清政府的腐败和老百姓的无知，福钧“商业间谍”的身份始终未被识破，有些老百姓甚至主动告知福均传统中国茶技中的秘密，真是可悲可叹！
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福均的故事，希望能以旧史来警示今人。
植物学家被高薪收买成了商业间谍
19世纪中叶，中国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政治、军事、经济都落后于西方国家，然而传承了五千年的中华文化却依然让西方国家羡慕不已，这其中就包括制茶工艺。
据说始于神农时代的制茶工艺，在中国已经传承了几千年，尤其经过后世的不断改良，制茶之精和饮茶之境，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独领风骚，中国也成为了当时世界上第一大茶叶生产和供应国。
1830年，东印度公司在印度东北部的阿萨姆邦开辟了茶叶种植园，意图与中国竞争，但他们生产的茶叶质量实在太差，难以和中国茶叶相媲美，最后还是不得不依赖从中国进口。
为了最大限度扩张自己的经济利益，东印度公司想到了从中国盗取茶种、茶苗和制茶工艺。
想偷东西，首先得找到一个小偷。东印度公司把目光放在了英国植物学家福均身上。
英国东印度公司
为什么单单选中了福钧？这还要从他在的经历说起。
1843年，福均以伦敦园艺领导人的身份首次踏足中国。他是带着任务来的，英国园艺协会给他的任务是收集制作不同茶叶的植物。
先到了香港，然后一路北上，经过了已成为通商口岸的厦门和浙江的舟山群岛，最后到达了上海。
途中，他厚颜无耻地在各通商口岸的野外采集各式各样的、西方人从没有见过的植物标本，最后都带回了英国，这其中就包括小巧、精致的盆景植物。
后来，福钧又进入苏州城，搜集最好的装饰性植物样本，找到了各式各样的奇花异草。
1844年5月，这是福钧人生中最重要、最特殊的一个月。他在当时英国驻宁波领事罗伯聃等人的陪同下，到宁波的绿茶产区游览。期间，福钧了解到茶叶的栽培方法，见识了茶叶生产和制作的全过程，这成了他此行最重大的收获。
1845年，福钧又设法到福州附近山区的红茶产区进行考察、收集。1846年5月，结束了第一次中国之行的福钧满载大批茶树和其它植物种苗返回英国伦敦。
在这次中国之行中，福均学习了不少的中国习俗和文化，甚至还熟练地掌握了筷子的用法。
1847年，福钧出版了介绍他中国之行经历的书籍——《华北省区的三年漫游——包括茶区、蚕丝和棉花产区的参观，以及中国的农业和园艺、新植物的描述》。尽管书中的地理知识错误百出，但从那冗长的副标题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福钧此行有多么明确的经济和商业目的。
福钧正是因为这段经历被东印度公司看中了。1848年6月20日，英国驻印度总督达尔豪西侯爵召见福均，提出每年给他550英镑的报酬，让他到中国挑选最好的茶种和茶苗，秘密送往加尔各答。
有些学者是有良知和尊严的，但福均显然没有。而且，还有这么一大笔钱——东印度公司给福均的年薪，现在折合成人民币，相当于一百多万元。
植物学家福均，就这样被高薪收买，成了商业间谍。
数次进内陆盗取茶树苗种和制茶技术
1848年8月份，福钧再次经由香港到达上海。途中，他结识了英国宝顺公司的商人比尔，比尔对远道而来的同胞福钧超级热情，之后还充当起福钧窃取茶苗的帮手，比尔家也成了福钧运送茶苗的中转站。
福钧此行并不像上一次那般顺利。受了几年洋人欺辱的中国人，早已对洋鬼子充满了敌视。狡猾的福钧见状，索性剃掉了大胡子，模仿中国发式在头上加了条假辫子，又弄一套中国服装穿在身上。
他这套行头，有些时候——尤其是没见过洋人的偏远乡下——竟然也能以假乱真，一时连中国人都分不清他是土是洋。
在上海安顿下来后，福钧马不停蹄地开始实施他的商业间谍活动。浙东和皖南的绿茶产区，成为了福钧的第一个目的地。
为了提高效率，福均高薪聘请了两个中国人，一个做苦力，一个当仆人。一则提供服务，二则在被搜查时也能帮助福钧隐瞒身份。这两个中国人因为到手的钱多，明知福均的目的，也心甘情愿地为他打掩护。
就这样，福钧坐着轿子，向宁波一带进发了。
福钧先乘船到达了杭州，又经富阳、桐庐、严州等地到了屯溪，在当地的茶区和休宁茶产地进行考察。之后福均，由屯溪南下婺源，又因行程阻滞从婺源折返回到严州，然后路经绍兴、曹娥、百官、余姚等地，最后到达了宁波和金塘岛。
茶园
到达宁波时正值秋天，福钧想和当地老百姓就茶叶相关事宜进行交流。面对面时，当地百姓从他的深目高鼻认出了他的洋人身份，纷纷像躲避瘟疫一样远远躲开。福钧见百姓不愿理睬，带着随从毫无顾忌地采摘起当地的茶籽来，整个过程中不管是政府还是百姓，竟然无人出面阻止。最后，钵满盆满的福均心满意足地携带着战利品返回了上海。
1848年12月15日，福钧任务觉得自己任务完成得差不多了，志得意满地给达尔豪西侯爵写了一封信，言及已经弄到了大量茶种和茶苗，并保证很快就会完整地运送到加尔各答。
1849年初，福钧携带茶种和茶苗前往香港，为了规避可能遇到的损失，福均将它们分三只船装运，送到加尔各答。
遭受损失的中国人还蒙在鼓里的时候，福钧已经将福建产茶区定为第二个目的地。他在香港直接去往福州，之后到了南平的水口镇。为了提高效率、扩大战果，他还预先派随从前往武夷山等地购买茶种、茶苗，然后再到宁波与其会合。
1849年5月，福钧亲自前往武夷山红茶产区。当时的武夷山并不属于向外国开放的区域，清政府如果发现福均有权逮捕甚至处死他。但已经疯了魔的福钧对此毫不在乎，愿意冒任何风险，只想到这驰名中外的茶产区捞上一笔。
置身风景如画的武夷山后，福钧心潮澎湃，他迫不及待地向当地人了解有关茶叶种植和生产的情况。此后，他猥琐的身影还出现在风光旖旎的九曲溪畔，只因那里出产最好的红茶——“小种红茶”和“白毫”。
贪婪的福均收集好了武夷山附近的茶苗、茶种和茶技资料后，又经武夷山东行到闽北浦城，收集了当地茶叶资料，再往北进入浙江后，一路返回了上海。
对福钧来说，这第二站最大的收获，就是认识到红茶和绿茶本都是源于同一种植物，只不过是加工工艺不同而已。这在中国属于常识，但西方人对此并不了解，他们一直以为红茶绿茶是由不同植物制成的。
1849年底，福钧收集的第二批茶苗和茶种又被运往了加尔各答。
因为当时的中国人对“商业间谍”根本没有概念，所以福钧窃茶的过程并未引起人们的警觉。相反，因为中国礼仪之邦的的传统，不少人对福钧厚待有加，经常不自觉地向福均透露一些茶技上的秘密。
比如，福均在普陀山时，和一些僧人交上了朋友。这些僧人不但拿出最好的茶招待福均，还向他传授了泡茶时用水的重要性。
福均在盗茶时还发现，光盗取茶种、茶叶和茶技还不够，有些中国传统茶叶技术是不能用文字来描述的，必须手把手地在实践中传授才行。为此，他又想到了一个龌龊的办法：“盗取”茶工。
1851年3月16日，福均把招聘的8名熟练中国茶叶工人带到了印度，向英国人和印度人传授茶技。这8名工人中，包括6名种茶和制茶的工人和2名制造茶叶罐的工人。
由于当时许多中国人出洋谋生，福均此举未受到清政府的任何怀疑。
此行，除了工人外，福均还携带大小茶苗19000余株。
这次“颇有成效”的工作，为日后东印度公司盈利颇丰的制茶工业打下了坚实基础。
1852年，福钧还厚颜无耻地出了一本书，叫《中国茶区之行》，然而，当时的国人对这个“自供式”的出版物依然没有在意。
1853年，对“盗茶”驾轻就熟的福钧第三次来到中国。此次，他到慈溪、天童山茶区考察，并将收集好的“战利品”先放在一个老僧人处。
在茶种即将成熟的10月，福均再次来到天童山茶区收购茶籽。收购茶籽期间，福钧还另外购置了五六百斤的茶种。与此同时，他的两名随从也前往徽州的婺源和绍兴收购茶种。
这次，他又收集到2万余株茶苗及大量茶种，统统都运往了印度。
作为东印度公司忠实走狗，福钧没有满足于收集红茶和绿茶，又将触角伸到了花茶领域。
英国人的下午茶
福均想方设法到广东了解中国行销国际市场的花茶制作、加工工艺以及用于制茶的各类花卉。福均很快摸清了用于制作花茶的花卉的共同特点——沁人心脾的芳香。于是，他又到了著名的花茶产地福州，做起了盗取花茶资料的勾当，最终获得了数以千计的良苗。
福钧先后来中国数次，历时近20年，总共为印度送去10多万株茶树苗，帮助东印度公司在印度东北部、喜马拉雅山南麓的阿萨姆那扩大了茶叶种植规模，提升了茶叶的品质。福钧的晚年默默无闻，或许英国人也不愿触及这段不光彩的往事，所以政府从未给福钧颁发任何勋章，也从未使其享受到英国茶叶贸易收益中的任何提成。但因为东印度公司给的巨额薪水，福均晚年生活富裕，过得很舒服。
几乎毁灭了当时中国的茶叶出口贸易
福均自己过得很舒服，东印度公司也因为他赚得钵满盆满，但当时中国的茶叶出口贸易却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自18世纪开始，茶叶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是中国最大宗的出口商品，中国也几乎是世界茶叶出口市场唯一的供给国（上面我们说了，东印度公司的茶叶因为品质低劣，根本不能与中国茶竞争）。
但在福均盗茶之后，中国茶叶出口量直线下降，茶叶出口贸易遭到了极其严重的打击。
数据显示，从1873年到1920年，中国茶叶出口由215710000磅跌至40787000磅，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由92%跌至6%。1866年，英国仅有4%的茶叶消费来自印度；福均盗茶后，这个比率飙升至60%。1854年到1929年间，英国茶叶进口上升了837%，绝大部分的茶叶已经不再来源于中国了。
福钧盗茶后的20年间，世界茶叶贸易的重心由中国转移到了英国版图之内，印度及锡兰都引进了制茶工业，它们的红茶取代中国成了红茶的主流，至今依然兴旺发达。欧洲市场自茶叶贸易的重心转移之后，摆脱了对中国茶叶贸易的依赖。到1903年时，世界销售给西方人的茶叶中，中国茶叶所占比率已经下降到了10%。
往事难追，但却值得现在人们的警醒——在各个领域，我们都应该睁大眼睛，抵制福均这样的人物，不能因为无而做了他们的帮凶，当然，更应该警惕藏在“福均们”背后那些贪婪、卑劣的后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