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5月22日到23日，为期两天的“作为历史课题与思想课题的‘青年’”会议在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举办，此次会议希望通过文学、历史学、哲学、社会学等多学科学者的讨论，推进对20世纪中国革命史和现当代文学史中青年问题的深入理解。
本文是青年学者李静在该会议圆桌讨论中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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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圆桌的主题是“作为历史课题也作为现实课题的青年”，我们的讨论已经由1920年代延伸至当下，逐渐聚焦到对现实课题的讨论。我常会遇到两种讨论当代青年问题的途径：一种是在生活中。我是1989年出生的，同龄人的聚会很容易演变成诉苦加吐槽大会，从工作压力到经济困境，从人际困扰到养生技巧，充满了不安全感、匮乏感和焦虑感。最后总会有人看不下去了，跳出来说：何必垂头丧气，往后肯定越来越好！大家也会作附和状，可这时整场谈话也就驶入了终点，仿佛“越来越好”等同于一个空洞的休止符。在场诸君怀抱种种忧虑，望不见“未来”的具体图景。
不知从哪天起，周围的许多同龄人不再那么地相信成长过程中所接受的“奋斗叙事”“人上人叙事”。记得小时候有句如雷贯耳的话，“你奋斗十八年，就可以和别人坐在一起喝咖啡”，长大后才发现“条条大路通罗马，而有的人就住在罗马，就出生在罗马”。
所以这样的线下聚会主要是宣泄情绪，当然也会产生一种短暂的连结感，然后重返各自的困境里。
另一种触及青年问题的途径是互联网。青年群体是互联网文化的最主要的生产者、传播者和受众，同时也是消费时代里电商产业最重要的消费群体，所以网上的舆论焦点经常围绕青年展开，自然是情理之中。
一个很突出的现象是，从2019年年底开始，许多描摹青年现状的网络用语喷涌而出，比如社畜、打工人、内卷、“后浪”“小镇做题家”和“985废物”等等， 还有最近的“躺平学”。今天已经又有了一个新的词：“卷心菜”——无心参与内卷，所以显得很菜。
这些词在社交媒体上彼此“传染”，俨然成为社交时尚，以至泛滥成灾，逐渐磨损了这些修辞原本令人不安的、揭破表层现实的嘲讽力度，变成轻飘飘的玩笑话。毕竟当明星都可以自诩“打工人”的时候，这个词的所指也就彻底虚无了。不可否认，这些词的流行背后有着真实的集体处境乃至无意识，有着想要定位与表述自身的愿望，但正如项飙老师的提醒，它们更多地反映了中产对于阶层下移的恐惧。泛滥的热词，无法真的切入我们的现实。很多时候，不是我们在说话，而是话在说我们，语言失控的后果之一，就是使得公共交流在平滑笼统的修辞之间空转，越来越远离事物的真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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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舆论对于青年的态度大概可以分为几种，一种是非常谄媚，这并不是真的以青年为重，反而是把青年当成工具（消费者/劳动力等），去实现自己的目的；另一种态度则是说教，网上的说法是“爹味”，指的是站在青年的问题脉络与情感世界之上，横加指责，试图灌输和复刻自己那一代的成功经验；而剩下的态度更多是漠不关心，潜意识里过早进入“中老年心态”，认为青年问题并不存在或并不重要。
相比上面所说的日常生活和互联网这两种讨论青年问题的模式，这两天论坛所提供的反直觉式的、反情绪化、反热点、具备历史纵深与思想能量的讨论方式极为必要且难能可贵。这两天的讨论里面所呈现的1920—1960年代青年们的人生道路与心灵世界就彰显出了意义，这种严肃的彰显本身就是意义。相应的，大家只要看看当前“大陆青春疼痛文学/电影”，就知道所谓的大众文化产业对于青年的理解和想象是多么的贫乏和可怕。
当我把“青年议题”推向现实，试图去构思今天的发言的时候，却觉得非常困难。“当我开口说话，就感到了空虚”。因为作为青年的一份子，直接去描述和审视自己的处境变得很难。可以说的话好像很多，但又会很快觉察发现这些话都是被媒介或者其他东西塑造出来的，我们用别人的话描述自己的生活，在二手信息的海洋里流连，却对当下此刻的自己缺乏起码的理解力与表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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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在我面前的第一个困难便是，如果要谈论作为现实问题的青年，那么这里的青年是谁？或者说谁在定义青年？且不说85后、90后、95后和00后的代际区分，在更深的维度上，作为一个总体性描述的青年好像已经在裂解。
宣传片《后浪》截屏
2020年五四青年节，B站曾推出宣传片《后浪》，引起轩然大波。其中主要的分歧点是，中年既得利益者凭什么来定义青年？而且片中展现的青年是具备很强消费能力的都市青年，无法涵盖青年的大多数。
“青年”的含义，史无前例地笼统而模糊：当人人都自诩“打工人”，真正的打工者仍然沉默；当“小镇做题家”成为关注焦点，大多数小镇青年依旧是隐身的；当我们痛斥系统对人的控制时，同时也作为系统的一部分，对外卖员和快递员下达着指令，斥责他们还不够快，而忘记了他们跟我们一样，也是青年。吊诡的是，越来越为人共享的修辞下，是越来越细分的人群与互不相关的生活。
回溯19、20世纪之交，“青年”概念的登场，是与伟大的新生活、新世界的开辟同步的，是激进政治的重要载体。而在今天这样一个去政治化、消费主义的全球资本时代，带有共同体色彩的“青年”消失了。青年也许并不知道自己的使命和未来是什么，同时也很难感知和理解别的青年，无法形成一股合力，我们就这样就被分化到各自的劳动流水线上，成为螺丝钉，或者分解到各自的小家庭里，化为互联网平台的用户画像，化为电商平台的消费数据等等。每个个体的现实压力都很大，因此任何求全责备或是高门论调，如果不能对接到现实，都显得很苍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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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见别的青年，这不仅是一种道德上的指责，也是一种结构性的困境。
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本身就是伴随着各种各样竞争机制起来的，你不去争，就大概率要出局了。所以《甄嬛传》这种极致的权力叙事与竞争模式，才会成为我们时代的影视经典。如果看看《甄嬛传》的海量弹幕，会惊讶于这部剧众多的十级“学者”对人与人竞争套路的熟稔与认同。总之，只增长不发展，个人要谋取应得的回报，争得自己的一杯羹，自然会为彼此的共情与团结带来阻力。
上面列举的这些问题是很有限的一部分，但我觉得只有在做出一些前提性的清理之后，我才能尝试去谈谈对于青年问题的看法。记得华东师大的倪文尖老师在分析赵树理小说时曾说：“要用一个靠不住的自己去同一个没有完成的对象去说话”，我觉得这句话，也同样适用于去面对包括自己在内的青年问题。
互联网公共讨论的质量令人堪忧。互联网舆论环境与信息质量的恶化，导致我们曾经幻想的地球村里分布着一个个老死不相往来的部落，我们曾经憧憬的信息高速公路上布满了谎言和垃圾。个体所看到的只是相当单一的“现实”，而当下的对话机制又是相当不理想，很多时候都只是立场之争，这些都导致了打开青年问题时的困难。
如何相对理性地探讨当代青年的处境呢？我特别想强调两点：
一是重视历史的维度。讨论青年话题时，离不开的参照系是五四、新中国建立之初和八十年代。那是青年被寄予厚望，高扬主体性的年代。我们与历史经验对话的方式常常缺乏弹性，也缺乏创造性转化的能力。知识界在这方面做得不是很到位，而青年人在调用历史经验时只能非常抽象地比附，带有强烈的情绪色彩。
疑问出现在青年生活世界的各个方面，充满了挑战。比如说人与群的关系，对于网生一代来说，数字化生存与虚拟关系更加真实、可靠和甜蜜。再比如个体和群体的关系，对于网生一代来讲，他就不需要群，因为他在一个数字化的世界里面，那种虚拟关系带给他们的可能更加的真实可靠和甜蜜。用他们自己的话说，他们可以没有爱情，但是他们嗑的CP必须要结婚。
总之，今天充满了对于历史的滥用与误用、似是而非的比附、情绪化与道德化的翻版，也带来了许多意义不大的立场之争。强调现实讨论应该有历史维度，并不是新鲜之见，困难的是在语境发生转变、历史经验越来越黯淡为“他乡”的前提下，如何转化历史经验来增强对于现实的应对能力。
《不求上进的玉子》剧照 山下敦弘导演，前田敦子主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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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强调的第二点，是关于能动性的问题。相比起人们对于青年应然状态的想象，当下的（或者是自诩的）低欲望状态，或者刚才有老师说的“生命力的迸发”不够的状态，就特别引人注目。我自己也经常陷入这样的无力感，扪心自问“怎么办”。为了摆脱虚无和悲观，摆脱冷气“往上走”，当然需要一双冷眼看清自己的位置，这离不开政治经济社会结构的总体分析，也要依靠跨学科的合作和更具总体性的当代研究。
除此之外，我认为探索自己的内在，在日常生活中不断进行内与外、观念与现实、思考与行动之间的对话撞击，同样是很重要的。从个人经验来讲，学校教育、社会生活设立了许多机制与框架，让青年不断减损内心的丰富程度，追逐外在的指标。而当生活被填满的时候，当然没有时间精力和自己相处。更可怕的是，空心化的自我与膨胀的自我往往是一体两面，越是没有内在的丰富性，那个自我的外壳越大，越容易膨胀为自我视线的中心。
另外，有没有可能实现在一种跨年龄层的对话？青年的许多问题来源于涉世不深、经验匮乏，但如果有跨年龄层之间的有效对话，而非说教，许多困惑就可以解决。在一个高科技社会里，老人总被视为落伍的青年，认为自己的问题是崭新的，却忘记了在人生基本问题上彼此共鸣与启发的可能性。最近阅读赵园老师关于老年的散文，很受震动，如果我们对于他人，对于人生不同的时段能多些共情与理解，自己的生命也会因之更加饱满。如果有一种“生涯”的意识，如果能够在人生的长度里面去慎终追远，也许会打开青年讨论不同的风景。
更何况，点滴的、有限的行动还是有空间的。能够从日常生活里面发现的意义或者闪光点，发现平凡自我的一些可取之处，都是了不起的修身之道，足以疗愈和填补那个逐渐空心化的“自我”。而我们身边也不缺乏走向他人、社会的路径，需要的只是迈出那一步，我愿意相信钱理群老师所说的，以韧性精神沉潜于可为空间，一切都会静悄悄发生改变。
李静
“作为历史课题与思想课题的‘青年’”会议，本次会议由商务印书馆和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主办，北京·当代中国史读书会协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