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通常所说的鸦片战争，就是1840年至1842年英国对中国发动的一场侵略战争，也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这场战争的结果，是以中国的失败并赔款割地而告终，中英双方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
这个条约的签订，严重的危害了中国主权，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丧失独立自主的地位，并促进了自然经济的解体。
就这样，西方列强用炮舰敲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清政府虽然是被迫的通商贸易，但是由于贸易额的增加，促进了海关的繁荣。
清朝的首次以“海关”命名贸易关口，是在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当时先后设置粤、闽、浙、江四海关，作为外国商船来华贸易的指定地点，这是中国历史上正式建立海关的开始。
1757年，乾隆皇帝宣布撤销原设的沿海各关，仅留广东的粤海关一口对外通商，对外贸易便锁定在广州十三行。
后期的清朝，可谓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腐败的朝代之一，此时的清朝官员，已经烂透了，“一任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贪污腐败成了当时流行的社会风气。
当时的海关，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腐败滋生地，成为了清朝官僚机构中，最腐败的官僚机构之一。
你想那些朝廷的官老爷，日常眼睛里见不到银子时，还要想方设法的搜刮民脂民膏呢。而海关的职能就是收关税，整天接触大量货币，这些官老爷能克制住自己的欲望，那才叫不正常呢。
我们仅从乾隆朝朝查办的海关关长就能看出端倪了。
乾隆二年(1737)粤海关监督祖秉圭，被革职、抄家，判处斩监侯；十年之后（1747），粤海关监督郑任赛，又来了个被判革职、抄家、斩监侯；二十年后(1759)，粤海关监督李永标同样被革职、抄家。
此后的乾隆三十九年(1774)李文昭、四十三年(1778)德魁、五十一年(1786)富勒浑，也都遭遇此下场……
短则一两年，长则10年，就要查办一个关长，可谓是前赴后继，络绎不绝了。
但是，鸦片战争之后，这种情况没有持续多久，来了一个英国人，这一切都改变了，海关由过去的腐败重灾区，变成当时清朝政府中的唯一一块净土。
这是怎么回事呢？
1853年9月5日，小刀会的刘丽川、陈阿林在上海起义，占领县城。
这时的上海十分混乱，那些海关官员为了躲避战火，纷纷逃到了租界里，由此造成海关的停摆。
官员们跑了，但是外商的船只还在港口等待入关，没有收税的人了，这可急坏了那些外国商人。
我们不得不承认，自卢梭的《社会契约论》问世以后，外国人对诚信的要求已经深入人心。对于这个根本不设防的海关，在一般人看来，趁此机会自行其是该多好呀，但是这些外国商人就是死心眼，他们不那么干，因为他们已经养成了照章纳税的习惯，这个习惯还一时改不了了。
清朝的政府官员没有人来收税，英、美、法三国的领事商量了一下，决定三国各派一人，成立了税务司，“代替中国政府”管理上海海关。
主人不在，自行成了这么一个收税机构。就像老百姓不在家，你把人家家改造成小卖部一样，就是对主人主权的严重侵犯。
但是当时的清政府也没有人进行抗议，因为这些都是小事，剿灭太平天国和小刀会的这些乱民起义，那才是朝廷的头等大事。
令大清朝廷很感意外的是，这些外国人真都是傻蛋，到手的银子不会中饱私囊，他们不但诚实认真地收税，收到的税款后来也如数交给了朝廷，看起来这些老外的敬业精神，还真值得清朝的官员们好好学习呢。
在外国人的管理下，上海海关贪污腐败明显减少，征收额明显上升。
由此清政府的官员们也都脑洞大开了，很高兴地同意由英国人代管中国海关，并写入与英美等国签订的《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第十款：“任凭总理大臣邀请英人推行帮办税务，并严查漏税、判定口界、派人指泊船只及分设浮椿、号船、塔表、望楼等事。”
从此开始，由外国人代管海关行政，最高长官称“总税务司”，由于英国在华的商业利益最大，所以总税务司的头头都由英国人担任。
首任总税务司是英国人李泰国，第二任则是罗伯特·赫德，其中赫德在此任上一待就是近50年。
这个总税务司的级别相当高，它只和总理衙门（相当外交部）发生联系，其它任何中央或地方部门都无权过问。
赫德也曾很坦诚地承认，晚清的中国海关，是一个半殖民性质的“一个非正常的机构”。
但是抛却关于主权这个政治立论不谈，就技术操作性来说，英国人的管理确实技高一筹。
清代海关原来的会计账簿，是使用中国古代的四柱账法，即包括旧账余、新附、支出、剩余四部分，比收、支、余的三柱多出一部分，在中国来说，还是一种比较完善、先进的财务记账方法。
但此记账法也有明显的漏洞，有些灰色收入不能体现，就是正常的税收也存在被化公为私的现象。
赫德看到此弊端后，首先是建立新的会计制度。他采用了英国也刚刚才实行的新财政制度，这套新制度，详实可查，也使得做假账更加困难，从而有效地遏止了海关腐败行为的滋生，提高了海关的行政效率。
配合新的会计制度，赫德还建立了有效的审计制度，他专门设立了一个独立的稽查账目税务司，对各关财务会计制度进行监督，每年至少检查账薄和账目一次。
稽查税务司的权力很大，每到一处，稽核人员马上接管保险柜的钥匙和全部账册，不受任何干扰。
一旦发现有未经授权的支出、滥用公款或其它不正当行为，就立即停止任何税务司或负责关员的职务。
不管干什么事情，其实都是人的主观能动性在发挥作用。但是对清朝的官员，实在难以让人放心，于是在制定完制度之后，紧接着就是人事制度改革了。
他对海关人员进行了大换血，把重要的岗位，基本上都换为外国人。由于清政府总理衙门赋予了他主宰一切的权力，“总税务司是唯一有权将人员予以录用或革职、升级或降级，或从一地调往他地者”。
所以，这个办起来阻力并不太大，都顺利的实现了。
当然，赋予赫德这么大的权力，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让他“出菜”，否则要你何用？
而赫德也果然不负众望，1861年，海关税收是490余万两，到了1871年，仅仅十年，就达到1100余万两，翻了一番。
到1904年赫德离职时，已经达到3020万两，比当初成立时足足翻了6倍还多。
说赫德管理下的海关，是清政府的摇钱树，一点都不为过。据统计，1861年海关税收约占清政府总财政收入的9%，到了1864年这一比例增加到了12%，而到了1887年，由于税厘并征的实行，海关税收占清政府财政的比重迅速提高到了24.35%。
原本不起眼的海关，谁也没有想到，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这个机构已成为清政府最重要、最稳定、最可靠的财源。
这期间曾经有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提出要中国人接受海关，但是都被清政府拒绝了。总理衙门大臣文祥这样回答：“用中国人不行，因为显然他们都不按照实征数目呈报。”
文祥告诉威妥玛，以前管理江海关的薛焕，近三年来没有报过一次账。
清政府对赫德宠信有加，甚至恭亲王都亲切地称他为“咱们的赫德”。朝廷先后授予他“按察使”、“布政司”、“太子少保”衔；并赏“花翎双龙二等第一宝星”、“三代一品封典”。
就是1911年9月20日赫德去世，朝廷还追封他为“太子太保”，这种对外国人的恩遇可谓是绝无仅有。
参考资料：
《清史稿》赵尔巽
《赫德爵士传-大清海关洋总管》王宏斌
《江海关署变迁录》陈春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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