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智主义”这个词，如今越来越常见。面对反智者，人们搬出这个词，反智者自己也会搬出这个词来说别人，一个词被当成标签砸来砸去，可实际上没多少人真正明白这个词的含义。
艾萨克·阿西莫夫曾说过：
“反智主义是一条长期以来盘踞在我们的政治和文化生活中的线索，它背后是这样一个错误的观念：民主意味着‘我的无知和你的智识一样好’。”
反智主义概念的经典之作，当属1963年出版、次年获得普利策奖非虚构类获奖作品的《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一般认为，正是这本书定义了“反智主义”这个词。它试图找寻反智主义这一美国社会现象背后的基本因素，同时也用比较的眼光，将美国视为整个现代工业社会的一个样本。书中这样总结反智主义的普遍特征：
“对理智生活以及那些被认为代表这种生活的人抱有的怨恨和怀疑，也是一种总会贬低这种生活之价值的倾向。”
这部经典之作被视为美国社会学的必读书之一，但这并不代表美国人对它的广泛认同。因为美国社会本就鼓励思辩与争论，并不赞同所谓的观点一致。同时，反智主义也不是美国社会思维的主流，否则也不会有科学技术的高度发达。
当然，或许也恰恰是这种较为宽松的社会氛围，才能让《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这样的书出版并成为经典。
书名：《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
作者：理查德德·霍夫施塔特
译者：何博超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3月
定价：68元
写于上世纪60年代的本书，其背景是麦卡锡主义。那时的美国，强调爱国多于智识。正如书中所述，美国的宗教在其内部制造出了清教徒意识的精英知识分子，美国的世俗社会导向强健的大众化的实用态度。知识分子立国的美国既崇尚民主又强调个人权力。到了现代社会，稀薄的群体意识，自由漂游的状态，权力与市场的压力，金钱与消费的冲击，让思想精英失去了往昔的优越地位。不论偏左还是偏右，现代美国的反智主义都很突出。
不过，也有许多人认为，作者理查德德·霍夫施塔特的寻找多少错了方向，因为麦卡锡主义本质上并非一场反对知识分子的运动。“虽然教授们被迫宣誓效忠，左翼教员也遭到了迫害，但更多精力被用来清洗好莱坞的激进分子和左翼工会活动家——这是新政政治至关重要的基础之一。的确，麦卡锡把矛头指向了哈佛，但众所周知，他把更多的时间花在了攻击国务院和军方上。”
在理查德德·霍夫施塔特看来，美国反智主义的源流部分来自于清教信仰。清教徒和天主教徒不同，他们怀疑作为中介的受过教育的牧师对神的意志的表达，他们更愿意自己从圣经中寻找神的指导，听从灵魂深处的声音。另一个源头则是美国的拓荒精神，因为面对自然，书本知识往往无用，农民更相信自己的实践经验，因此藐视知识。这种思路一旦固化，就容易对知识产生蔑视心理。
更重要的是，脱胎于旧有欧洲文明的美国文化，在成长中急于摆脱欧洲印记。这种焦虑感影响了一代代美国人，也奠定了美国反智主义的基调——它明明在旧日文明世界汲取了无尽养分，却极力摆脱旧日文明世界的一切，在这种矛盾中走上了自己的路。
其实在早期美国，开国元勋多半是极具思辨能力的知识分子。不过随着美国的建国，精英体系逐渐被党派和理念的纷争所替代，“美国民主制度的设计就是基于让更多的大众参与民主决策的初衷。而这种参与和民情的向上传达，不可避免地会与上层所谓的‘精英阶层’产生冲突”。
1798年，马萨诸塞州农民威廉姆·曼宁写出《自由之钥》。他不信任少数人控制的政府，更不信任知识分子。他认为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人会自视过高，教师和牧师薪酬过高，并鼓吹平民政治。这显然是典型的反智主义倾向，并很快在1828年成为现实。
那一年，安德鲁·杰克逊当选总统。他与他的拥趸是典型的唯农论者和平民主义者，对专业知识毫无信任，也让精英在政治舞台上一度边缘化。
不过说实在话，霍夫施塔特写作此书时，受历史影响太大。霍夫施塔特的成长过程，正是旧文明主流观念崩塌的过程。两次世界大战、大萧条、纳粹大屠杀和冷战，恰恰是霍夫施塔特前三十年的人生背景。在他看来，一切都已破产，旧有的主流叙事模式完全可以被打破。这一切让他对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共识氛围并不认同，对自由主义的前景心存疑虑。大学时代，他曾参与学生反战组织，参加过许多激进左翼行动。直至三十岁，他得到哥伦比亚大学教职，才摆脱左翼行动，渐渐蜕变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但很显然，年轻时的经历不可能完全舍弃。
也正因此，他过分关注二战与冷战的现实，因此担心“某种美国式的法西斯主义（发自中心地带的邪恶的右翼运动）不但可能，而且十有八九会发生”，但事实证明他多虑了。正如有人所言：
“这本书误解了它出版的那个时代。在1964年的美国，反智主义很难说是一个大问题。六十年代初，美国知识分子的处境不能再好了：大学正在以空前的方式发展，国会为精英机构提供了大量的资助，像霍夫施塔特那样的教授薪酬丰厚并且书约不断。就连通俗杂志也在跟进知识分子的热门讨论——丹尼尔·贝尔的“意识形态终结”论，大卫·理斯曼的“孤独的人群”论，C.怀特·米尔斯的“权力精英”论，欧文·豪的“从众年代”论，C.范·伍德沃德的“吉米·克劳的奇异生平”论，以及迈克尔·哈灵顿的“另一个美国”论。”
不过即使如此，反智主义的提出仍然是极具建设性的议题。霍夫施塔特在著述中始终秉持历史研究者的严谨与克制。在他看来，“智识”与“智力”这两个相近概念有着极大的区别。他认为前者意味着批评性、创造性和沉思性，“智力试图去掌握、控制、重组、调整，而智识则是检查、斟酌、好奇、究理、批评和想象”。
书中提到，美国社会非常看重发明技能，因而像爱迪生这样的发明家会成为传奇明星，但与此相对应的是对纯科学的冷淡，比如为现代物理化学奠定基础理论的科学家吉布斯，就终其一生都不为公众所熟知。所以，即使人们常把“崇尚理性”“尊重科学”一类的话语挂在嘴边，他们所尊崇的也不过是工具型、实用性的科学，对于那些真正具有奠基意义的科学，仍旧是懵懂无知的状态。
其实这本是全世界都存在的问题，直至今天都是如此。不过霍夫施塔特从中看到的问题是：反智主义并非那些绝对敌视思想的人所创造的，恰恰相反，正如受过充分教育者的最有力的敌人都是受教育不足之徒。主要的反智主义者通常也都深入地从事思想，只不过沉迷于这种或那种陈腐或废弃的思想之中，他们是边缘知识分子、自诩的知识分子，是被褫夺资格或愤恨不平的知识分子。
当然，霍夫施塔特也非一味悲观，他同样表达了自己的乐观：
“自由社会有一个主要优点，就是很多不同风格的智识生活可以在其中出现——我们可以看到热情而叛逆的人，也有优雅而华丽者，或是质朴而内敛的、精明复杂的、聪明而又耐性的，以及某些观察敏锐而很能适应环境者。最重要的，是要有一种开放包容的心态，以便可以在即使狭小单一的社会中，也能欣赏体会各种杰出的心智。”
这种社会具有极大的包容性，也具有自我修复的能力。相反，一个封闭社会没有信息增量，也没有未来。
客观来说，一个能够将“反智主义”这种明显的批判观点作为社会议题的国家，具有起码的自省精神，而这种自省精神很大几率会转化为前行的动力。这就好比一个直面自己缺点的人总有改进的空间，起码有不再堕落的空间。一个社会最可怕的是认为自己没有问题，也不准人说自己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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