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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内蒙一老鞋匠被公安枪决,弥补刘志丹左权两烈士生前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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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廓侃历史 2021-06-02 20:45

1951年2月4日,正值农历腊月二十八,家家户户都在喜气洋洋地准备过春节。但在绥远省(今内蒙古自治区)中部武川县二份子乡的小花窑子村的一个农家院落内,几名全副武装的公安人员用枪逼住了五六个土匪模样的人。
这时其中一个老头站出来辩解说自己不是土匪,是个老实本分的鞋匠,是被另外几个土匪抓来背东西的。其他几名土匪也七嘴八舌地附和那个人的说法。这时带队的县公安局侦察股长孙有光冷冷一笑,说:“你是鞋匠,一定会钉鞋吧,你钉一双鞋给我们看看!”最终,这个“鞋匠”不得不承认,他就是祸害陕北20多年的大恶霸和大土匪头子,“陕北三边保安司令”张廷芝。而张廷芝的被捕,也终于弥补了刘志丹和左权两位烈士生前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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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部队将一批匪首押往公审大会现场

恶霸地主犯累累血债,成烈士生前遗憾

张廷芝是陕西省靖边县(今吴起县)人,因为老辈中有人中过举人,所以在当地是显赫的大户人家。但和那个年头的富豪地主一样,张家并没有造福乡里,反而倚仗权势横行霸道,欺压百姓。

他家利用清朝末年的乱世大肆兼并土地,将周边四百多个村子的土地通过各种手段将其兼并,成为了靖边县的第一大地主。靖边的老百姓却在张家的残酷盘剥和压迫下,常年劳作却过着食不果腹的痛苦生活。

解放前的陕西地区的民团和土匪简直难以分辨

进入民国后,张家又攀附军阀井岳秀,购置枪支,并组织反动民团,对人民的压榨更进了一步。受家庭的影响,张廷芝从小赌博、吸毒,和地痞流氓为伍。

1930年,刘志丹和谢子长等同志在陕北开展地下工作,利用陕西地方扩充地方武装的机会按照控制了一支民团,准备组织暴动,创建陕北红军并建立根据地。

为了尽可能利用不同派系敌人的矛盾,争取部分民团为我所用,我方曾经派人与驻扎在我们队伍附近的张廷芝取得联系,希望能争取他一起参加暴动。

但张廷芝玩弄两面派手段,他一方面接受我方的善意,但在暗中则积极调兵遣将,企图吞并我们的队伍以扩充实力。

1930年夏的一个晚上,张廷芝趁着刘志丹同志外出时,发动突然袭击,把我地下党控制的民团包围了,人被扣了,枪也被缴了。

有部分隐藏在民团中的同志不愿意缴枪,和张廷芝带领的民团打了起来,结果部分同志被杀害,其他的被赶出了民团。

所幸谢子长同志脱险了,张廷芝在吞并了地下党控制的民团后,又企图抓捕刘志丹同志。还好有人冒险通知刘志丹,他才免遭敌人的毒手。但辛辛苦苦掌握的民团却没有保住,全都损失掉了,还牺牲了一批同志。

陕北红军的领导人刘志丹同志画像

这就是陕北革命斗争史上的“三道川事件”。此后,张廷芝多次积极配合白军进攻陕北苏区,与红军和赤卫队作战,杀害革命群众,罪恶滔天。

凭此,张廷芝则得到了国民党方面的“嘉奖”,并“因功”不断地升官,甚至一度捞到了“陕北三边保安司令”一职。

而直到1936年,刘志丹牺牲于战场,也没能消灭张廷芝这个血债累累的刽子手,为牺牲的同志报仇。这也成为刘志丹烈士永远的遗憾之一。

到了1937年10月,左权也带领部队到达了吴起镇。他发现张廷芝祸害乡里,周围老百姓家的女儿都让土匪们抓走霸占。左权于是下令铲除这帮祸害。结果,我军虽然打垮张廷芝所部,但张廷芝却侥幸逃跑了。

到了抗日战争期间的1941年9月,丧心病狂的张廷芝投靠了日本人。他假借想把女儿嫁给想坚持抗战的爱国将领刘宝堂(国民党11旅旅长)之子,在订婚仪式上设下“鸿门宴”,将刘宝堂杀害,然后跑到包头,给日本人当护路队保商团团长。

1942年5月25日,左权将军牺牲于抗日战场。于是,惩治张廷芝这个土匪和汉奸,也成为了左权烈士永远的遗憾之一。

假改编真叛乱,多次逃脱打击

在解放战争中,张廷芝又重新投靠了国民党的气焰更加嚣张,他利用胡宗南部对陕甘宁边区发起“重点进攻”的机会,在三边地区多次协助国民党正规军进攻根据地,并扬言要铲平其辖区内的共产党。

但1949年,随着解放战争进入尾声,见大势已去的张廷芝狼狈地从他在靖边的老巢带着1000多匪徒仓皇逃往尚未解放的绥远,和那里的国民党军沆瀣一气。此后他带领这批土匪继续在陕、甘、绥的边界处继续与人民为敌。

1949年9月19日,绥远的国民党军在董其武将军的率领下宣布举行起义,张廷芝部也当时也在起义部队中。

我军不计前嫌,多次派人到其部队对他进行政治教育,阐明了党和人民政府对待起义人员既往不咎的宽大政策,同时希望张廷芝能抓住这个机会痛改前非,回到人民的一边。

但张廷芝再次玩弄其惯用的两面派手段,一面和我方干部虚与委蛇,一面则在起义部队中暗中勾结和拉拢那些不满人民政府的官兵。

1950年1月,张廷芝觉得时机成熟了,他趁着临近过年之际,带着自己的人马脱离了部队,重新为匪,继续与人民为敌。

没过多久,张廷芝的匪帮因为遭到我第1骑兵师剿匪部队的围追堵截,损失大半。走投无路的他又故伎重演,利用部分起义部队尚未完成整编,管理混乱的机会,又改头换面混进部队,继续潜伏。

绥远起义的国民党军队接受改编迎来了新生,但也有部分人抗拒改造,企图卷土重来

1950年7月,张廷芝见朝鲜战争爆发,所谓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似乎要开始了,于是他再次叛变为匪,他利用对当地情况熟悉的特点,多次袭击基层政权,残杀干部群众,并多次抢劫合作社。

为了彻底消灭张廷芝匪帮,绥远省剿匪部队和公安机关调集大批部队进剿,彻底地打垮了张廷芝的匪帮,但张廷芝仗着熟悉地形,在起义部队中暗藏内奸的包庇下,多次侥幸逃脱。

绥远公安重点督办抓捕

1951年初,张廷芝匪帮大部已经被我军歼灭,将张廷芝逮捕归案成为了绥远公安机关的当务之急。武川县公安局的侦察股长孙有光接到了上级的一个重要任务,命令他尽快抓捕匪首张廷芝。

此时武川县公安局才刚刚成立不久,可以出动执行任务的只有约50名公安干警,而且就在这五十人中还分为三种,其中大约一半是留用的旧警察,另外一半人有的是从作战部队调来、或者刚加入公安队伍不久的新人。

这三种人中,部分旧警察对当地情况熟悉,而且较有侦察方面的经验,但政治素质不足;从部队调来的同志战斗力很强,但对当地情况不熟;新同志热情很高,但既缺乏训练也没有经验,别说和张廷芝手下的惯匪作战,有的甚至连枪都没有摸过;而且公安局的武器也多是解放前后从敌人那里缴获的,型号很杂,有的枪甚至只有几发子弹。

绥远剿匪部队在张贴剿匪布告

而张廷芝和他手下的惯匪,则多是凶残狡诈的亡命之徒,射击、骑术和徒手格斗的技能都较强,而他本人据称能双手持枪射击,百发百中。此外他能多次从我剿匪大军的围歼下逃脱,说明他不是等闲之辈,需要有十二分的小心。

郭有光接受任务后,感到责任重大,他立即马不停蹄地赶回了武川县。当时已经是下午15时了,局里的大部分同志都在局长的带领下配合土改工作队下乡了,其余的同志分别担任县内重要机关的警卫任务。

郭有光向县领导做了汇报,县领导立即指示他从留守的同志中抽调3名精悍的干警实施抓捕。

郭有光随后带人连夜赶到了二份子区公所,找到了区长,一起研究了具体的抓捕行动方案。熟悉当地情况的区长向郭有光交待了许多注意事项,并且让他们务必注意自己的安全。

临告别时,区长特地用自己的二十响驳壳枪换下了郭有光的左轮手枪,以加强追捕小分队的火力。同时区长还将区里的3名公安人员交给郭有光指挥,使小分队增加到7人。

在绥远剿匪战斗中被我军俘虏的土匪

当时我围捕小分队已经接到了群众的举报,说有一小股土匪在小花窑子村一带地区出没,经常出动抢劫过路的行人,打劫周边的村庄,搞得这一带的群众人心惶惶。

小分队考虑到土匪一般都是昼伏夜出,如果趁夜直接奔袭小花窑子村,土匪很可能出去打劫不在村里,导致小分队扑空,反而容易打草惊蛇。

因此孙有光在和大家讨论后,最终决定等第二天天亮后,待土匪回到村里后再对村子进行奔袭。那时土匪经过一个晚上的折腾,往往人困马乏,只想着休息,其警惕性和战斗力都有所下降,便于我军歼灭敌人。

小分队凌晨奔袭,“老鞋匠”最终落网

第二天,也就是1951年2月4日凌晨,小分队起了个大早,在匆匆吃了早饭后,便向小花窑子村奔袭。

为了不盲目地冲进村子和敌人展开混战,孙有光留了个心眼,他先带着小分队来到附近的大花窑子村,向群众详细地了解小花窑子的地形、常驻的人口等,在做到心里有数后,才和小分队同志一起前往小花窑子村。

藏身在老乡家里的粮仓中的土匪向解放军剿匪部队投降

当小分队摸到小花窑子村时,发现村里因为常年战乱和土匪的骚扰,多数村民已经四散逃跑,村里就只有一户人家。很明显,土匪有可能就藏在这户人家。

于是,孙有光命令小分队几个战士散开包围院子,自己则亲自带着2名战士静悄悄地潜入了院子。

为了防止惊动可能躲在房子里的土匪,他们轻手轻脚地来到了正屋之外,孙有光透过玻璃窗,看见屋里有一名抱着孩子的中年妇女,此外别无他人。

孙有光于是进了屋,小声地问那个妇女说:“你们这里有土匪吗?”那个妇女最初被吓了一跳,见是公安人员,顿时显出惶恐的神情。

她没敢开口,只是用手指了指西屋。孙有光点了点头,随即示意2名战士随自己来。他们掏出手枪,顶上子弹,然后慢慢地摸到西屋外。

孙有光突然撞开了屋门,正对着大门的炕上躺着几个匪徒正在休息。土匪被突如其来的袭击吓呆了。在他们来得及反应过来要去抓枪的时候,孙有光的二十响驳壳枪和另外2个战士的手枪已经对准了他们。

他们厉声命令土匪:“都不许动!举起手来!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缴枪不杀!”5名土匪被手枪逼住,不敢随便乱动,放在一边的武器被一名战士全部收缴,没了武器的敌人只能束手就擒。

孙有光随后趁着敌人还惊魂未定的时候,立即对5名土匪进行了突击审讯。他首先盘问一个看上去年纪最大的,长得像匪首的人:“你叫什么名字?”

那个人稳了稳心神,挤出笑容对孙有光说:“报告长官,我名字叫闫子平,我原本是钉鞋的,前几天被他们几个土匪抓来,叫我给他们背东西。”

他一边说,一边盯着另外几个被俘的土匪。其他几个土匪见这个老头盯着自己,纷纷低下头来,七嘴八舌地对孙有光说:“他是鞋匠,是被我们抓来背东西的,长官你放他走吧,他不是土匪!”

剿匪部队缴获土匪使用的武器弹药

孙有光仔细地打量着这个老头,感觉他和匪首张廷芝年纪差不多,而且在小分队破门而入的时候,他和其他匪徒一起躺在炕上休息,土匪哪里会有那么好心,让被抓来的老百姓和自己一起躺在炕上,这老头分明就是土匪,而且还很可能是匪首!

于是孙有光一面用二十响逼住另外几个土匪,一面冷笑着对老头说:“你既然说你是钉鞋的,那你马上给我钉一双鞋看看!”那老头顿时哑口无言,他发了一会呆,最终才不得不垂头丧气地招认:“我是张廷芝,我就是你们要抓的人。”作恶多端的匪首张廷芝终于落网了!

张廷芝被抓后,并不肯束手待毙,他时而称自己认识党内的某高级领导干部,本来今年1月是要去北京的,时而又说自己和我军某高级将领是“拜把子兄弟”,话里话外都意思就是自己是“有来头”的,想要获得我军的宽大和优待。

但张廷芝的挣扎,面对我党的铁拳,已经毫无用处了。他被押送到萨拉齐县专署的公安处后没几天,大年初五,也就是1951年2月10日,当地公安机关又奉命将他解往归绥(今呼和浩特),被羁押在公安厅。1951年3月12日,当时的绥远省军管会法庭根据张廷芝的罪行,判处其死刑。1953年3月,张廷芝在归绥伏法。

参考资料

《内蒙古公安志》,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编撰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华北剿匪斗争》,解放军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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