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1月6日，120两黄金从当时的苏区首府瑞金起运，在我党地下交通员的护送下，开始秘密向上海运输。这批黄金是由当时的苏区主席毛泽东和财政人民委员林伯渠，想方设法地筹集的。我军将从战斗中缴获的黄金首饰熔铸成12根、共120两的金条，以作为当时在上海的临时中央，营救被逮捕的9名地下党的经费。
正常情况下，黄金最迟1个月也能运抵上海。然而，直到12月22日，上海方面仍未收到这批黄金。苏区的保卫部门立即展开了调查。结果发现，这120两黄金在运输的最后一站，也就是从松江县（今上海松江区）往上海运输的途中，与负责携带黄金失踪的交通员一起神秘失踪。而正是因为这12根金条的不翼而飞，导致中央营救失败，那9位地下党全部牺牲。因此，此事也成为包括毛主席在内的所有中央领导的心头憾事。可限于当时的条件，这个“中央特别经费”黄金失窃案，因无法继续追查，成为一宗悬案。
18年后的1949年5月下旬，人民解放军攻克了中国最大，也是最现代化的城市上海。随着上海的解放，我方逐步接管了上海的警察系统，并且逐渐完善了上海的人口和户籍登记制度，对旧政权遗留的诸多陈年积案的清理时机已经成熟。
1931年，毛泽东同志任中央苏区主席
在 1949年11月下旬，公安部和社会部要求华东局、东北局和华北局下属的公安部、社会部对辖区内建国前我党、我军的各个历史时期尚未侦破的历史遗留案件进行调查和清理，力争将其破获。
中央特别指示华东局务必侦破当年的中央特别经费失踪案，并且说明毛泽东主席、林伯渠等当年经手此事的中央领导对此案非常重视，华东局领导在经过讨论后，最终决定由上海市公安局负责进行侦破。
中央督办黄金失踪案，林伯渠亲自接见侦察员
为了完成上级交办的任务，上海市公安局抽调精兵强将，组成了“悬案调查办公室”，专门侦破这些历史遗留案件。
办公室下设6个专案组，特别经费失踪案由第3组负责。第3组由4名经验丰富的侦察员组成。
1949年5月25日，上海获得解放，解放军开进上海市区
4名侦察员随后从上级那里领到了一份案卷，里面有关于案情介绍以及当年保卫部门对此案进行调查的资料，只有两页纸！他们必须从这里入手，破获此案。
当时侦察员已知的情况为，1931年初冬的一起大案，当时在上海的临时中央急需一笔经费开展活动。因此中央负责人博古要求中央苏区提供这笔经费。
苏区主席毛泽东同志和财政人民委员林伯渠想方设法地筹集了120两黄金，通过地下交通线送到上海的中央手里。
这批黄金是1931年11月6日从苏区首府瑞金起运，一般最迟1个月也能运抵上海，但上海的中央始终没能收到这笔黄金。
心急如焚的中央从11月底开始，连续发电催问。到12月22日，苏区的保卫部门意识到这笔黄金很可能已经出事了！于是立即展开了调查。
在对运输黄金的交通员进行反复的调查和核实后，保卫部门发现是在黄金运输的最后一站，也就是从松江县（今上海松江区）往上海运输的途中失踪的，连同黄金一起失踪的还有负责最后一段的地下交通员。
但限于当时的条件，案子查到这里就再也查不下去了，上海是国统区，想要在这里展开大规模的侦破和调查是不可能，至此，这起案子就成了一起悬案。
由于此案的案发时间在18年前。可以说，案件的侦破工作从一开始就陷入了僵局。
上海虽然解放了，如何尽快切实掌握这个中国最大的城市就摆在了共产党的面前
这18年来，上海周边地区饱受战火的蹂躏，许多地区都已经物是人非；而且当年运送黄金是高度保密的，除了直接当事人外，其他的人对此知之甚少。
不少当事人在这10多年中，或牺牲、或叛变、或不知去向，线索少之又少。公安机关一开始甚至连负责运送黄金的几个地下交通员的名字都不得而知，破案的难度之大是可想而知的。
4名侦察员在经过讨论后，决定首先去北京向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同志那里了解案情。
1950年12月9日，林伯渠在百忙之中抽空会见了专案组的4人。
由于年代久远，且经手的同志多数都牺牲了，林老唯一能提供的线索只有从瑞金派出的第一个交通员，姓秦，而且之前给一名领导同志当过警卫员，现在这名领导在东北。
时任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的林伯渠同志
于是专案组立即赶赴东北，虽然没有见到这位已经卧病在床的领导，但这位领导将自己警卫员的情况转告了专案组。这名警卫员叫秦朴，现在解放军13兵团担任副师长。
当时13兵团驻扎在广西，于是4名侦察员又马不停蹄南下广西南宁，在那里见到了秦朴。秦朴向专案组介绍了当年的情况。他并不知道自己当时负责押运的东西是黄金，只知道上级命令他将东西送到福建南平的另外一个交通员那里。
因为当时南平是国统区，所以在出了苏区后，秦朴就化装成一个受伤的老百姓，要去南平求医。
他比较顺利地见到了下一个交通员，是一个在庙里当庙祝的同志。双方在接上头后，他将东西交给了那个同志就返回瑞金复命了。
秦朴向专案组描述了那个和他接头的同志的特征。专案组在向上级请示后，获取了当年中央保管的一批绝密档案，找到了十八年前那几名秘密交通员的身份信息，于是开始一一查证。
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带人视察基层
他们很快就找到了已经是当地县委副书记的那个化装成庙祝的同志。随后他们通过资料一个个地查证，终于找到了倒数第二站的交通员，当时他负责将黄金从杭州运到松江。
倒数第二站交通员提供重要线索
杭州站的交通员是个46岁的中年人。他因为与党组织失去联系，所以现在只是一个普通群众，在一家店里当店员。当专案组向他询问当年运输黄金的事情时，他的记忆力还是相当不错，提供了很多细节。
当年他是第三次执行运输任务。他首先在一个饭馆和地下党接了头，对方告诉他要他负责运一批东西去松江县，并给他留下了接头所用的物件和凭证。
1931年12月1日晚，从金华来的交通员找上门来，双方对上暗语后，办理了交接手续，随后立即分手。
这个交通员于是在第二天向老板请假，说要去探望一个亲戚。随后就乘坐当晚的火车，在12月3日上午到了松江。
他在下榻的旅店里和下一站的交通员接上了头，并且拿到了信物和凭证。他将黄金交给对方后，两人就匆匆分手。
他返回杭州后，向上级来人提交了凭证和信物，此后就失去了和党组织的联系。一直到杭州解放后，他去向军管会和人民政府反映自己当年的情况。
正因为他主动寻找组织，才使得专案组找到了他。
解放初从上海老市区远眺浦东
根据这条线索，专案组终于查到了当年运送黄金的地下交通线上的最后一关，在松江接头的那个交通员。
据杭州站的同志回忆，他是一个穿黑色棉袍的男子，但更多的信息就没有了。于是专案组只得去松江当地展开调查。
1950年2月1日，4名专案组的侦察员从上海到松江，在当地公安局的协助下展开了调查。
他们先是想从当年杭州的交通员住宿的旅社下手，但这家旅社早在抗战爆发初期就关门了。虽然经过艰苦的努力，他们还是找到了旅社的老板和账房先生，但由于年代久远，这2人对当时的情况已经完全忘记了。
但在专案组对案情进行仔细分析时，一条线索出现了！杭州的交通员谈到在交接时，对方那个交通员没有携带行李，两手空空来的。
考虑到在当年的地下交通线的复杂情况，往往在预定的接头时间不一定能马上接上关系，都需要提前抵达接头地点，然后在那里一直等到接头的人来了为止，因此他很可能是住在附近的什么地方。
而客栈里的老板和账房等人对来接头的交通员完全不认识，说明这个人很可能不是本地人，因为松江是个小地方。
虽然这只是推测，但专案组的4名侦察员和松江县公安局的同志经过讨论后，认为这是最有可能的一种情况，值得大力调查。
随后，专案组立即动员当地公安机关和民政系统，对松江当时的几个旅社进行了仔细地调查。经查，18年前松江城关有5家旅社。但在解放前长期的动荡岁月中，先后有2家倒闭。
上海虽然是中国最大和最现代化的城市，但底层人民的生活依然非常艰苦
在对现有的旅社进行核实没有发现相关人员后，侦察员又对倒闭的2家也想办法进行了调查。但最终一无所获，侦破工作进入了一个死胡同。而此时中央已经通过上海市局频频向专案组了解案件的进展工作，大家的压力之大是可想而知的。
眼看着一条条线索断了，大家心急如焚，这时又得知侦破其他悬案的战友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大家就更急了。
在借鉴其他同志成功的经验时，专案组注意到了一点，就是“不厌其烦”，向看似无法调查的方向去进行侦察。于是大家又仔细把案情梳理了一遍，认为那个交通员有可能寄宿在亲戚熟人家里，不一定住在旅社里。
于是大家再次动员起来，对当时松江城内的住户进行了大面积的排查，但最终仍然是一无所获。眼看着案子进了死胡同，但大家也无可奈何。此时已近年底，大家只能决定先回上海，等过完春节再做打算。
一名厨师成为破案关键
在回上海之前，其中一名侦察员向组长请假说，要去当地驻军那里探望一个老战友。在获得批准后，他便动身来到了松江军分区司令部，和战友见了面。
那个侦察员的战友是军分区司令部的参谋，为人热情豪爽，一听说老熟人来了，非常高兴，于是就要做东请大家一起吃饭。
盛情难却之下，专案组的其他几个同志便去军分区赴宴了。觥筹交错之际，大家觉得菜肴的味道不错，于是主人便请出了厨师。大家很客气，请厨师一起入席。
在交谈之中，侦察员将侦破案件卡壳的事情告诉了主人，这时厨师突然提供了一条很有价值的线索！
解放前的国民党松江县保安团士兵
这个厨子说当年在松江的保安团内部，还有一个军队内部的招待所是可以接待旅客的。虽然大部分住客都是军警人员，但只要有军方的人担保，也会接待社会上的人。这下子专案组立即找到了新的突破口！
第二天，专案组立即到当地公安机关调出了当年松江保安团的档案，并且查出了1931年12月1日至5日，在保安团招待所入住了非军人旅客只有3人。
其中一个人是来自上海的，叫梁壁纯，他是12月1日中午入住，4日上午离开。这个梁壁纯很可能就是大家要找的人！
根据登记簿上的记录，这个梁壁纯是一家药店的店员，到松江是来采购一批中药的。
此时大家精神大振，不顾马上就要到来的新春佳节，开始了围绕梁壁纯展开了更深入的调查。
经查，梁壁纯所在的药店，是在原法租界开的一家中药店，1941年10月底，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倒闭了。
当年上海公共租界的巡捕
侦察员们不肯放过这个线索，于是来到了那家药店的原址，向周围的商家和邻居打听梁壁纯。
在经过细致而艰苦的努力后，终于一位六十多岁的老人说那家药店里的确有一个姓梁的店员，他为人和气，手艺又好，但后来突然就下落不明了。
专案组立即敏锐地意识到，黄金也是突然失踪了，这个梁壁纯有重大的嫌疑！
专案组的4名侦察员对梁壁纯进行了内查外调，确定了药店里的确有梁壁纯这个人。他带上海郊县的口音，据称是江苏嘉定人。
梁壁纯在1931年12月初去过松江，在三四天后返回了药店。他行为举止与平日无异，然后对老板说自己出差回来很累，想休息一下。老板答应后，他便回去了，然后就再也没有出现。
后来老板虽然找到巡捕房报案，但梁壁纯已经人去楼空，再也不知去向，加上店里也没有财产遗失，所以这事情也就这么过去了。
直到这次专案组找到了当年的店员，这事才被重新翻了出来。而且更重要的是，有个店员还保存了一张当年所有店员的合影照片，里面就有梁壁纯！
侦察员把梁壁纯的照片进行了放大后，拿给与他接头的杭州交通员，对方一眼认出他就是当年取走黄金的另外一个交通员！
案情至此有了重大的突破，专案组立即再接再厉，开始围绕梁壁纯的下落展开了调查。
租界的中国巡捕
在进行了多方查访后，专案组终于在上海浦东洋泾镇找到了化名申继谷的梁壁纯，并立即将其带往上海市公安局受审。
当年失踪的交通员找到了
随后梁壁纯交待了一个情况，说他当年奉上级的命令去松江和杭州来的交通员接头。在拿到黄金后，返回上海的途中，他在乘坐一辆黄包车时，被伪装成车夫的强盗使用麻药迷翻，失去了知觉。
在他醒来后，他已经躺在曹家渡的一家旅社里了！而他随身携带的、装黄金的小箱子不见了！
当时，惊慌失措的梁壁纯立刻找来了旅社的老板。通过询问老板和伙计，他这才知道自己遇到了麻醉抢劫。对方是三个人，在劫走黄金后，将他送到旅社安置后即匆匆离去。
随后梁壁纯要求对方写下整个过程以证明自己的清白，便离开了旅社。
梁壁纯在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后，担心自己没法面对组织的严厉纪律制裁，说不定还会被处决。
在反复考虑后，他决心从此隐姓埋名躲起来。于是他先离开了药店，躲在一处庙里。过了几年，他又想办法将家人接到浦东，并且化名申继谷，成了另外一个人。
专案组随即对曹家渡那家旅社进行了走访。这家店的老板还在，在询问中他证实了梁壁纯的说法。于是专案组又不得不开始调查当年参加麻醉抢劫的犯人了。
经过研判，专案组认为这是一起偶发的案件，应该是当地的流氓地痞装扮成黄包车夫，伺机作案，结果刚好遇到了梁壁纯，于是对其进行了抢劫。
侦察员判断这些案犯肯定不会是第一次作案，因此很可能旧警察中有人知道这些犯人的线索。
1950年3月8日，专案组在长宁区公安分局，召集了一批能找到的当年负责在曹家渡一带治安的旧警察和巡捕。
专案组向他们提到了这起抢劫案，要求大家认真回忆，当地有没有从事过这种犯罪的人员。
经过这些旧人员的反复回忆以及相互补充，他们一致认为这起案子从案犯的年龄结构、行事风格、思维方式来看，应该不是惯匪或者帮会中的老手所为，很可能是社会青年受当时社会风气和传闻的影响，临时纠合犯案。
这些旧警察随后回忆说，这起案件在解放前因为没有报案，而且案值巨大，他们都不知道有此类案件破获过。
提篮桥监狱
随后，他们建议专案组可以向当时被关押在监狱中的犯人询问情况，或许有人知道案犯或者了解案情。
专案组采纳了这个建议，随后到提篮桥监狱要求配合查案。
监狱方面非常重视，立即多次召开全体犯人大会，并且通过广播等形式对所有犯人反复进行宣讲，要求凡是知道1931 年12月在曹家渡发生的黄金抢劫案线索的，可以随时向政府检举。
检举内容一旦查实，将视为重大立功表现，马上可以报请减刑或者提前释放。但专案组随后接到了不少线索，在经过查实后都没了下文，案情又卡住了！
富家公子提供线索，找到黄包车
1950年5月，案情突然出现了重大突破！
原来之前专案组召集了一批旧警察和巡捕人员开会，其中有一名巡捕房的巡捕也被找了过来。
在开完会后，他就回去了。但因为解放前，他有一批巡捕房的“结拜兄弟”参加了汪伪和此后的蒋政权警察机构，上海市公安局要了解这批人当年参与破坏上海地下党的情况，于是就将这个老巡捕作为当事人给拘了起来。
这个老巡捕被关押的地方是上海市第二看守所。同监的犯人有20多人。
当时还是解放初期，监狱里还没有形成严格的管理制度。因此犯人基本就是成天坐在里面聊天消磨时间。这个老巡捕因为见多识广，很快成了监房里众人的焦点，成天和大家吹牛，讲述各种案件。
期间他也谈到了1931年冬天曹家渡的这起黄金劫案，并谈到了现在人民政府正在加紧调查，任何提供有用线索的人都可以立大功。
在这个老巡捕谈到曹家渡案子的第二天，同监房的一个人悄悄把他拉到监房的一角，低声询问他，如果自己知道当年曹家渡的案件的线索，政府会不会宽大？
这个老巡捕立刻就知道这个人很可能知道当年的案情，于是立即说那当然，你把案情先和我说一下，我帮你出个主意。
解放初公安人员在逮捕犯人
于是这个叫冯安宝的人就向老巡捕一五一十地把事情说了出来。
冯安宝家里是资本家，他父亲开了家机修厂，家里比较有钱。冯安宝因为从小体质不好，但是又很调皮，所以平时在外面玩的时候就时不时被人欺负。
好在他有个会来事的表哥叫吉家贵。这个表哥比他大十岁，平日喜欢武术，加上又有一帮子混在“道上”的朋友。所以冯安宝只要吃了亏，就找吉家贵替自己出头，因此两人的关系就比较密切。
吉家贵本人不务正业。家里给他介绍了不少工作，但每份工作都做不长。因此他也很喜欢到这个有这个有钱的表弟家里骗吃骗喝，经常一住就是两三周。他还经常怂恿表弟向家里要钱，买自己需要的东西。
1931年10月，冯安宝过十五岁生日。作为有钱人家的阔少，家里很早就开始准备了。吉家贵当时刚刚又辞掉了工作，在家里闲着。这种事他自然是要上门帮忙的，于是就又顺理成章地住进了冯家。
他一住就是两个多月，一直住到12月上旬。而且他还时不时找来另外两个“拜把子”兄弟，分别叫“小克”和“阿古”，一起到冯家来陪表弟玩。那2个人都比吉家贵小，平时也是不务正业的社会青年。
那时，冯家有一辆私家的黄包车作为代步工具。但在冯家买了小汽车后，黄包车就过时了，被弃之一旁。这个车本来是要送人的，但被几个年轻人拉着当玩具玩。
玩着玩着，吉家贵和另外2个朋友就拉得很像模像样了，简直就像个职业车夫。冯安宝当时因为一方面年底快考试了，另外也对拉车不感兴趣，于是就让表哥和另外2个朋友把车“借”走玩去了。
黄包车是当年城市里的主要交通工具之一
到了12月上旬的一天，吉家贵突然把车子擦都整洁一新，送回了冯家。此后他就不怎么来冯家了，据说开店做起了生意。
冯安宝本来还一直盼着表哥来带着自己继续玩，但吉家贵忙着做生意，很少来玩了。双方的关系也就渐渐地淡了。
冯安宝在监狱里听到老巡捕谈到当年的曹家渡黄金劫案，马上联想到当年自己表哥“借”走的黄包车，而且案犯是三人。表哥和另外2个朋友，加起来不也是三个人吗？
而且在当年12月后，表哥突然就有了钱做生意，这不都对上了吗？于是他就向老巡捕说了这件事。
老巡捕觉得这事可能不是子虚乌有，于是就对冯安宝说，此事重大，你可以和看守所所长直接报告。
于是冯安宝就向所长检举了自己的表哥。看守所不敢怠慢，马上联系了专案组。
18年前悬案，水落石出
专案组在1950年5月11日夜提审了检举人冯安宝。在听完冯的情况介绍后，专案组随后问他： “你家的那辆黄包车是什么牌照？”冯说是当年租界工部局发的牌照，并且提供了号码。
4个侦察员立即激动起来，因为根据此前的案情调查，这个牌号正是案犯使用的那辆黄包车的牌照！
解放初，上海市公安局民警正在学习
专案组立即调集警力，连夜出动，在当天晚上就将毫无防备的吉家贵抓获，同时对他家和店铺进行了仔细搜查，查出了一个铜盒。
经几个交通员辨认，这就是当年装着黄金的盒子！在人证物证面前，吉家贵心理防线很快崩溃，一五一十地交待了当年作案的经过。
他承认这起黄金劫案正是他和阿古和小克三人所为，原先是准备弄点钱做生意。没想到第一次犯案就抢到了120两黄金，三人将黄金分赃后即各奔东西。
专案组随即乘胜追击，很快将在北京路经营一家五金行的阿古抓获，并且对他的五金行和家中进行了搜查，搜出黄金首饰一批，可能是用其所劫黄金打造，予以全部没收。
至于另外一个案犯小克，经过调查，发现此人后来投入上海滩流氓头子杜月笙的门下，在抗战后加入了戴笠的“别动队”，并且在与日军作战时阵亡。
在搜查其住宅时，小克的父母交出了他当年留下的2根金条，经瑞金当年的金匠辨认，这正是当年他铸的金条！至此，18年前的这起案子告破！
1950年11月18日，吉家贵和刘阿古被人民法院以抢劫罪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小克因为已死，不再追究刑事责任；梁壁纯则被判有期徒刑10年，在判决后没多久将其遣送原籍，交由地方人民政府监督管制，他在1959年因病去世。
因检举立功的冯安宝也在半年后获得宽大被释放；而老巡捕也一并立功，且经调查认定他与原同僚破坏上海地下组织无关，于1950年7月间被释放，并由人民政府为其安排工作。
参考资料：
《上海公安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中央特别经费失踪之谜》；
《啄木鸟》2012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