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头条号顾氏造船厂厂长
大军汇集的平壤
1894年，“东学”暴动军席卷朝鲜南部，朝鲜政府于6月3日向清政府照会：请求派清军入朝助剿，当直隶提督叶志超带领的2465名清军于6月8日在朝鲜东南沿海的牙山湾登陆、进驻南部城市牙山后，日方也援引《中日天津会议专条》向朝鲜派兵。6月16日，大岛义昌的第九混成旅团先头部队4000余人就登陆仁川（另有3000余人随后跟进）、抢先控制了朝鲜的王京汉城，对牙山的叶志超部形成了压倒性的兵力优势。虽然叶志超的牙山军得到江自康部1400人的增援（总兵力为2500人，另1100人随“高升”号沉没），但仍然不是日军的对手。6月28日深夜至6月29日凌晨，中日两军在成欢驿首度接仗，孤立难支的清军在日军密集的炮火准备和步骑兵的左右合击下损失惨重，被迫放弃牙山后取陆路北撤。
高升号事件揭开了甲午战争的大幕
清军在成欢驿和丰岛的陆海两处遇袭使得清政府正式向日本宣战，同时从北洋沿海各地要塞抽调的精锐也开始陆续入朝。入朝清军主力构成为宁夏镇总兵卫汝贵部盛军6000人；补授太原镇总兵马玉昆部毅军2000人；高州镇总兵左宝贵、总兵聂桂林部奉军4026人；镶白旗护军统领丰升阿部奉天盛字马步练军1500人；总计兵力14000余人。加上从牙山北撤而来的叶志超残部，总数接近两万人。而朝鲜北部能够供这支大军驻扎的只有大同江畔的朝鲜第二大城市——平壤。
扣去后路的安州和物资中转站义州的兵力防守外，最终在平壤的清军人数定格为15000人左右，行营炮32门、机关炮6门，组成了甲午战争爆发以来中国军队最大的陆军兵团。
此时的平壤可谓将星齐聚，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四人正是本文的四大主人公——叶志超、马玉昆、卫汝贵和左宝贵。
直隶提督叶志超，字曙青，安徽合肥人。早年以淮军末弁从刘铭传镇压太平军、捻军，积功至总兵。赐号额图浑巴图鲁。平定捻军后，得李鸿章赏识，留北洋。光绪初，署正定镇总兵，率练军守新城，防大沽后路。后移防山海关。光绪十五年（一八八九年），擢直隶提督。其人身材高大魁梧，因作战“果毅勇为、骁勇敢战”而得到了“叶大呆子”的绰号。
和部下一起合影的叶志超（身材魁梧者）
太原镇总兵马玉昆，字荆山，安徽蒙城县马集镇人，初在原籍办团练。1865年随宋庆镇压捻军、后赴西北镇压回民起义、1874年随刘锦棠远征新疆、1894年补授太原镇总兵，跟随老东家宋庆驻防旅顺。
穿官服的马玉昆
宁夏镇总兵卫汝贵，字达三，安徽合肥人，早年从周盛波、周盛传兄弟与捻军作战，从基层士兵干起，凭借作战英勇积功累迁至副将，晋总兵，授河南镇。得李鸿章赏识，留统北洋防军，最终成为北洋防军系统中最大的一支重兵集团——盛军的统领。“历授大同、宁夏镇，均未之官，统防军如故。”
高州镇总兵左宝贵，字冠廷，回族，山东费县地方镇（今属平邑县）人。幼年家贫。父母早丧，孤无所依。后被迫携两弟投效江南军营，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他参与镇压过太平军、捻军和东北伐木工人、挖金工人、东荒教民暴动。先后奖给获六品军功、奖武金牌、白玉翎管、白玉搬指、大小荷包，赐予铿色巴图鲁勇号，赏穿黄马褂，头品顶戴，赏戴双眼花翎，授建威将军。
身穿便装的左宝贵
四位将军的共同特点都是出身低微，从基层摸爬滚打多年、久历战阵、作战勇猛、战功卓著，麾下军队战斗力较一般营头为强。叶志超和卫汝贵都是正宗淮系出身；马玉昆虽是宋庆的部下，但由于宋庆和李鸿章关系密切，也能算成淮系陆军的编外人马；左宝贵之所以能成为奉军大将也是因为李鸿章的力荐结果，亦可算是半个淮系将领。所以，这也是他们被李鸿章选中进驻平壤抗敌第一线的重要原因。
戴着镣铐跳舞的将军们
大军在平壤集结完毕，统帅也产生了，来自北京的圣旨送达：任命直隶提督叶志超为前军总统，统领平壤各军。“即著统率诸将，协力进剿，速奏虏功。”
各军将领对朝廷对叶志超的任命很不满意，作为经历了成欢和牙山两次战败的败军之将，败军之将何德何能，也敢统领平壤大军？
原因在于叶志超为自己的前途考虑，也为手下的数千军兵考虑，将成欢-牙山之战在给朝廷的战报中渲染成了成欢-牙山大捷，在这份写得非常漂亮的报告里，叶志超部牙山军是突破了日军的层层堵截以及沿路恶劣的地形和缺粮饥饿的客观条件阻挠最终来到平壤和大部队会和的。漂亮的报告一送上去，兴奋的光绪皇帝立刻就下达了对叶志超的任命。
其实也不能怪叶志超说谎话，毕竟他的牙山军从牙山到平壤的路途除了没有日军的层层堵截外所有恶劣的自然条件都和叶志超在报告里所描绘的基本吻合。更关键的是——在文贵武贱、武将被文人当成狗一般看待的时代，如果提交的战报不漂亮，那后果将非常不妙，甚至非常悲惨。更何况在战报中“注水”是提交战报的“行业潜规则”，因此笔者非常理解叶志超提交的那份战报的动机——情有可原。
不管叶志超的“注水”动机能不能被人理解，平壤众将心中即便有不服，可叶志超人家毕竟是提督，而另外几个不过是总兵，官大一级压死人，所以心中再有不服，但表面上还是得服从，所以平壤驻军的领导层也并非分崩离析。
由于光绪皇帝的圣旨要求的是“协力进剿，速奏虏功”，言外之意就是不能在平壤枯守，平壤不过是个进攻的出发点，这支大军的目标是已经被日军占领的朝鲜王京——汉城。
对于小皇帝的这道圣旨，别说是在成欢和牙山领教过日军战斗力的叶志超，平壤城内的诸将都觉得很不靠谱。来自各方的消息汇总告诉叶志超，一支兵力雄厚的日军正在向平壤气势汹汹的逼来——大岛义昌第九混成旅团3600余人和12门行营炮；野津道贯第五师团第十旅团5400余人和12门行营炮；立见尚文第四旅团2400余人和6门行营炮组成的“朔宁支队”以及佐藤正第三师团第五旅团4700余人和12门行营炮组成的“元山支队”。四路日军总兵力达16000余人！就这支日军清军都没把握面对，更遑论击败他们再去汉城和依然源源不断的船运而来的日军主力火拼。
1894年9月6日，根据斥候骑兵提供的报告，叶志超和诸将商议厚集兵力（平壤守军的半数兵力也就是7000余人），在半道截击日军。结果在9月7日深夜因误会而导致了一场悲惨的自相残杀。
参加过平壤战斗并被俘的军官栾述善在他的著作《楚囚逸史》中是这么记述的：“夜，越三更，忽言敌至，黑夜昏昏，不辨东西，竟各自施放枪炮，不问敌在何方，彼此自攻，互相击杀。混战一时许，带伤者，轰毙者，兼有之。及闻确报，始知敌人尚远。杯弓蛇影，自启惊疑，致有屈死之魂。四顾惨然，追悔莫及。”
在见识过自己军队的悲催野战能力后，叶志超和前敌诸将彻底打消了半道截击的念头，将守住平壤的全部希望压在了平壤的守卫工事上。
1894年9月13日，领教过日军真实战斗力的叶志超在试探性的提出撤守平壤建议的并遭到左宝贵和马玉昆坚决反对的叶志超经过与各军将领的商议划定了防区：受过日记重创且士气低落的叶本部牙山军2100余人守平壤城西。马玉昆部毅军和一营的盛军约2500人守卫平壤城东及大同江东岸。卫汝贵部盛军主力和丰升阿部约7000余人守卫平壤城南至西南地区。左宝贵奉军1500人守卫城北的玄武门和制高点牡丹台。另有1400人守卫城北的箕子陵。并规定一旦某军守卫地域受到攻击，相邻两军应该尽力支援，并放出狠话：“不论何军何营，倘有疏失，一经查出，立照军法惩办！”
叶志超的部署是“重东南轻西北”，最有战斗力的毅军和盛军都被布置到了平壤以东和以南，北路左宝贵部虽然也较有战斗力，但也只布置了2900人。虽然李鸿章曾经在9月3日提醒叶志超注意来自北方的“元山支队”和“朔宁支队”，并希望他“与诸统将密筹挑选精锐，间道出奇，拦头痛击，使其畏威不敢深入”。但是光绪皇帝严令叶志超挥军南下“收复汉城”，如果叶志超在城北放过多的兵力被言官的小报告递上去，那就是抗旨！所以，中堂大人的胳膊拗不过皇帝的大腿。所以叶志超只好被迫“无视”步步紧逼的“元山支队”和“朔宁支队”，只是期望左宝贵能够死守北路玄武门和牡丹台，能让卫汝贵和马玉昆二军能够专心防御从东南面攻来的两个日军旅团。只要勇猛的左宝贵将军能守住北路，平壤，叶志超是有底气守下去的。
坚决抵抗和溃如决堤
进攻平壤日军最高指挥官野津道贯（中座者）右一为日本陆军大臣山县有朋
1894年9月14日深夜，各路日军全部抵达预定进攻阵地，负责统一指挥的野津道贯命令大岛义昌部由东部发动正面攻击，野津道贯本人引军攻击平壤西南，朔宁、元山两个支队负责攻击牡丹台等制高点。9月15日清晨4时30分，大岛义昌所部第九混成旅团开始攻击由马玉昆所部毅军驻守的位于大同江东岸的阵地，遭到了马玉昆所部的就地拼死抵抗而攻击受阻，进退两难的大岛义昌又遭到了来自大同江西岸的卫汝贵部的渡江侧击，在阵亡了140余人、伤290余人后被迫撤退，大岛撤退得如此狼狈，以至于战死者尸体都没有时间拖回，只好将死者的“遗发及铭牌收藏”后任其横尸战场。野津道贯的攻击也不顺利，攻击未久就以“白昼不宜进攻”为由先于大岛义昌部撤退，撤退过程中甚至遭到了清军丰升阿部马队的反冲锋——
正面攻击平壤不顺的大岛义昌
但是在平壤北部战场则是另一种情形。朔宁、元山两支队在立见尚文的指挥下猛攻牡丹台，左宝贵所部1500奉军用手中的毛瑟13响连珠步枪奋力抵抗，“突然以毛瑟十三连发枪，从侧面向我军部队射击，其势猛烈，势不可挡。”但最终抵不过日军的步炮合击，上午8时30分，牡丹台失守，左宝贵率领残部退守玄武门。
元山、朔宁支队指挥官立见尚文
攻占牡丹台的日军立刻在台上架炮，居高临下的轰击玄武门的清军工事，中风未愈的左宝贵穿上清军总兵的全套盛装、以及象征着皇帝赐予的至高荣耀的黄马褂出现在弹如雨下的玄武门城头，大声激励士兵拼力死战。左右想拉他下城，被斥退；又劝其脱下黄马褂以免成为显眼目标又被左宝贵将军严词拒绝。
“吾服朝服，欲士卒知我先，庶竟为之死也。敌人注目，吾何惧乎？”
在左宝贵的激励下，人数已不足千的奉军依托厚80厘米的城墙坚决死守，随着越来越多的奉军官兵在弹雨中中弹倒下，身为主将的左宝贵接替了阵亡的炮手，亲自操纵起一门加特林机关炮向蜂拥至城下的日军开火。在日军眼中，这实在是一个非常扎眼的目标，火力很自然的向这个目标集中，在向日军发射了36发炮弹后，左宝贵被一颗流弹击中左胸，高大的身躯倒在了玄武门城头之上，平壤玄武门旋即失守。
中日甲午战争陈列馆中的左宝贵将军殉国雕塑
玄武门的失守使得清军继续死守平壤已无意义，平壤的丢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日军也由于天降暴雨加上战斗疲劳停止了进一步的攻击行动。经和日军方面交涉9月15日当天休战、换取日军撤出玄武门退驻牡丹台的叶志超于黄昏召集众将开会商议下一步该如何应对。由于9月15日的战斗使清军各部弹药消耗量巨大，根据日军战后缴获的清军火炮和炮弹数量记录，行营炮每门能摊到的炮弹不到三十发，机关炮所剩炮弹只够打不到一分钟！且粮草所存业已不足，即便不顾平壤城内百姓的死活全部充作军粮，也只能供应一周，如若将平壤全城人口计算在内则只能供应不到三日。此等情形算作弹尽粮绝毫不为过。因此在9月15日黄昏的商议最终做出一致决定——弃守平壤。
“守城乏人”、“子药又尽，叶军门不得已与诸将筹商退守之策。”
本厂长绘制的平壤战斗详图
左宝贵英勇的战死了，他得到了日方的尊重并厚葬，最后被清政府羽化成了名垂青史的民族英雄，而活着的叶志超、马玉昆和卫汝贵还要迎接命运对他们的裁判。
平壤的撤退最终演化成了彻头彻尾的溃退悲剧，9月15日晚8时，冒雨从平壤城西七星门和静海门撤离的清军遭到日军立见尚文部伏击，损失惨重，阵亡人数超过1500人，另有683人沦为日军俘虏。一万多名淮军精锐瞬间崩溃，一路溃退到鸭绿江这才惊魂未定的停住脚步。
平壤战役后被俘的部分清军士兵
亲疏有别的最终处置
平壤丢失后的整整四个月后的1895年1月16日，卫汝贵等到了他的命运裁决——光绪皇帝以“贻误军机、失陷城寨”为由下令处斩盛军勇将卫汝贵。慈禧太后在看到上谕后觉得此案可疑，在午后召集军机大臣问“可从宽否”？被翁同龢等以“不杀不足以申军律”的大帽子强势顶回。
最终在当天傍晚时分，年近六十、在平壤前线作战英勇的卫汝贵将军身穿死囚囚衣被押解到菜市口行刑，面对围观的人群，这位曾在朝鲜大同江畔与日军第九旅团血战的淮军老将一直哭骂喊冤不绝，在甲午年的北京坊间也留下了“卫汝贵鸣冤赴菜市”之词。
卫汝贵为何被杀，其实并非卫汝贵真的该杀，而是在某些人眼里，卫汝贵该杀，而且是替一个他们认为真正该杀的人被杀！这里的“某些人”是掌握着舆论导向、一直想扳倒权臣、满心“辅佐圣明天子于亿万年也”的帝党集团，而在他们眼中真正该杀的是淮系集团领袖——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其实原来他们想用来当李鸿章“代用靶子”的并不是卫汝贵，而是叶志超，奈何叶志超的这个前军总统的任命是“圣明天子”光绪皇帝亲自下上谕确认的。杀掉叶志超，岂不是向天下人宣称圣明天子瞎了眼用错了人？叶志超该杀的话，那任命叶志超的人岂不是更加该死？所以，叶志超的命被保住了，得到的处分是“斩监侯”，最后遇大赦、被撸成白身遣送回原籍养老，于1899年去世，年六十一岁。
叶志超没死，那在平壤剩下的李鸿章嫡系就剩卫汝贵一人，偏偏卫汝贵为人耿直，不懂得奉迎，难得玩一把“行贿”送的居然还是自种的千斤天津小站稻米，“行贿”对象是翁同龢，对于收惯了古玩字画的翁师傅而言这个只送得出大米的卫汝贵实在是一个不识相的家伙。身为李鸿章嫡系加不识时务，卫汝贵不死也难！
出身宋庆部毅军且同样作战勇猛的马玉昆由于和帝党没有什么利害关系，所以率部撤回国内后安然度过了甲午战争接下来的时光。1899年晋升为提督，庚子拳乱时率部掩护慈禧太后西逃，在1901年銮驾还京时加了太子太保衔，1908年病逝，年七十岁，追赠太子少保，赏加二等轻车都尉世职，谥忠武。算为甲午平壤清军守将中最得善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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