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熟悉的是，180年前的鸦片战争是屈辱的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中国就是从这里开始逐渐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陌生的是，我们对罂粟的由来及其效用的历史演变知之甚少。
罂粟花绚烂华美，不仅是一种很有价值的观赏植物，而且还兼具使用价值，由罂粟蒴果制成的鸦片在古代还是一味药。罂粟在古代也被称为“莺粟”，正如其名，莺是美丽，粟是食用，美丽与食用在它的身上完美合体。
与牡丹、玫瑰等花朵相比，罂粟花不失娇艳，而又更加实用，历代文人墨客对其颇多赞誉。杨万里在《米囊》中写道：“鸟语蜂喧蝶亦忙，争传天诏诏花王；东君羽卫无供给，探借春风十日粮”。至道光初年，蔡家琬还有《罂粟花》一诗，云“小罂贮粟饱朝饥，此法遥传今试之。更把决明间松竹，令人长忆颍川畦”。
罂粟的药用价值和食用价值历史上曾造福过人类，包括中国。我们熟知的鸦片，主要是从罂粟的蒴果中提取制成，是罂粟的主要产物，鸦片本身并不可怕，长期以来，鸦片一直作为药材而被人所利用。最早关于鸦片药用的文字记载出现在元朝，《回回药方》中记载：阿芙蓉（即鸦片）可以治疗痢疾、瘫痪、中风。明朝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也说，鸦片主治“泻痢、脱肛不止，能涩丈夫精气”。
那为什么鸦片由药品黑化成了毒品呢？
那到底是谁发现了鸦片吸食方法？
我国曾有这样一则传说：乾隆时期，在广东地区，有位富婆，由于丈夫早死，所以整日独守空房。沉重的打击使这个妇人终日郁郁寡欢，竟然瘫痪在床。她的婆婆实在心疼，四处找寻名医来给她治疗，可大夫们都束手无策。于是只能四处搜集珍宝奇玩，想让缠绵病榻的寡妇有些消遣。可寡妇对奇珍异宝兴味索然，把玩一阵后就放在一旁，怎么也提不起兴致。
这时十三行的富商送来了西洋玩意想讨寡妇欢心，其中除了花露水，还有鸦片。一次妇人无聊之际，将鸦片放入瓶中置于灯上烧，看着鸦片起泡泡，觉得好玩。但很快瓶子被烧了个洞，鸦片在火焰燃烧下发出的阵阵幽香吸引了她。于是寡妇学着吸旱烟的样子，把鸦片放在烟管里吸起来。这一吸不要紧，寡妇竟然“垂死病中惊坐起”，瘫痪数十年的双腿也能活动如常了。一传十，十传百，鸦片的吸食方法就这样产生了。
当然，这只是野史的记载，后来也被证明是不足为信的，只能当作故事来听，也不排除鸦片贩子美化鸦片的嫌疑。那么鸦片吸食方法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呢？
四、地理大发现带来的吸食方法
实际上，鸦片的吸食方法是西方殖民者带到中国来的。这还要从地理大发现说起。地理大发现后，美洲的烟草很快随着殖民者的足迹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开来，在16世纪中期传入欧洲，并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传入中国。烟草最初有三种不同的利用方式，一是用鼻子嗅闻（鼻烟），二是咬嚼，三是吸烟。在亚洲的葡萄牙人采用第一种方式利用烟草，而荷兰人则用吸烟的方式。他们自然而然地把这种吸烟方式带到了他们的殖民地——与中国一衣带水的印度尼西亚。而在1617年，印度尼西亚有人又开发出把鸦片拌在烟草中吸食的新方式。
《步步惊心》中的鼻烟壶
荷兰人占领台湾是在1624年，这样鸦片吸食方法传入台湾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1683年，康熙皇帝收复台湾，台湾与内地的交流也日渐密切，鸦片的吸食方法也随之传至东南沿海。
《娘道》中，用孩子换鸦片
1721年，出巡台湾的黄叔璥在《台海槎录》中说：“鸦片出咬留吧”“鸦片烟，用麻葛同鸦土切丝于铜铛内，煮成鸦片拌烟，另用竹筒实似综丝，群聚吸之，索值数倍于常烟”。1773年，从台湾回京的朱景英出示所作《海东札记》，其中说“鸦片产外洋咬留吧、吕宋诸国。”咬留吧，即印尼的巴达维亚，今天的雅加达，吕宋指菲律宾。金学诗在1791年说“鸦片产于西洋，康熙年间始来自泉州之厦门海口”。看来鸦片的吸食方法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就已经传入我国内地了。
鸦片之所以从药品变成毒品，关键在于吸食方法的发明，随着吸食方法由荷兰殖民者传入我国，鸦片这一毒品也始入华夏。看来，地理大发现所带来的物产交流，才是鸦片成为毒品的元凶。
罂粟本是美丽的花朵，也曾受到历代文人的歌咏，它的果实还可入药造福人类。可是在近代却成了毒品，甚至被称作“罪恶之花”。可罪恶的并不是罂粟花本身，因为罂粟花本身并没有改变，改变的是人们对它的利用方式，是人们自己发现了它的“恶”，瘾君子克服不了脆弱，贩毒者克服不了贪欲。鸦片之毒，不是罂粟的毒，而是人心中滋生出的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