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梁思成，两人的名字同样光芒万丈，因彼此而愈显传奇。
2021年，辛丑初春，由这对建筑伉俪圈阅、批注的中国营造学社藏本《大唐西域记》神奇现身。随之，我们在“最美四月天”，在花开又花落的季节里，不断找寻林徽因的温婉身影，循着她的足迹，从山西五台山佛光寺、陕西古耀州林徽因故居，再到山西汾阳、太原……直至步入首都、步入清华学堂，一路走来，渐渐地，走进了她的世界、她的内心深处，总是被她的风骨与志气所打动，几度潸然。
如今，又迎来热情如火的夏天，也即将迎来林徽因诞辰117周年的日子。
她，出生于1904年（甲辰龙年）6月10日。
恰好，这件无比珍贵的藏本将于6月5日亮相北京海王村中国书店春季书刊资料文物拍卖会（预展时间为6月2日至4日），对于届时的竞拍者——那些热爱、崇敬林徽因先生的人们来说，无疑是最特别、最有意义的纪念。
值此之际，我们特邀历史学者陈新华与您“对话”，现在就一起来认识一下立体而真实的林徽因先生吧。
▲陈新华与她的新书《风雨琳琅：林徽因和她的时代》（2020年1月 中信出版集团出版）
——专家简介——
陈新华：历史学博士，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系。
祖籍上海，生于宁夏。现为深圳行政学院副教授。
研究兴趣在晚清以来的社会与文化。
著有《百年家族——林徽因》《留学旧踪》《留美生与中国社会学》《中国留学教育通史晚清卷》《风雨琳琅：林徽因和她的时代》等。
▲1933年，林徽因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前
问：林徽因先生是著名的建筑学家与诗人。好友费慰梅女士曾说：“截至1941年，梁思成所主持的营造学社已经踏访了十五个省份里的两百个县，实地精细地研究了两千座古建筑，其中很大一部分徽因大概都参加了的。”
林徽因先生与山西的渊源也很深厚，数次到山西考察古建筑，包括发现“中国第一国宝”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文学只是她的爱好，而建筑才是林徽因的命。”
您如何评价林徽因先生在建筑及美学方面的成就呢？
陈新华：林徽因在有生之年，的确是把文学当副业，建筑当主业的。她去世之后，墓碑上镌刻的是“建筑师林徽因”的字样，我想已经是最好的说明。并且，众所周知的是，梁思成学建筑，也是因为受林徽因的影响。
之所以选择建筑，在我看来，主要是因为两个原因——
一是由林徽因本人的性格特点、气质禀赋决定的。林徽因并不是一个徐志摩一样的完全浪漫主义的诗人，而是一个兼具理性与感性，希望在两者之间做到平衡的人。在她看来，建筑学是集实用性和艺术性于一体，包括工程技术和艺术的学科，学科的气质完美契合了林徽因本人的气质。
另一个原因是，一个具有爱国心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下希望实现文化复兴的使命感。
在林徽因的时代，中国建筑在西方学术界是普遍被忽略、被忽视的，西方学术界关于建筑史的研究基本是以欧洲为中心，中国建筑不在文明的主线。
而与此同时，和西方世界形成对照的是，建筑学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同样不被重视。中国文人阶层认为这不过是“匠作之事”，是形而下技艺。
这对林徽因来说是一种刺激，她希望重新发现中国的建筑文明，向西方，向世界证明自己民族的文化。
因为他们在战乱年代不嫌烦难、甚至不惜性命的古建筑考察，因为他们在清贫疾病中仍然坚持的中国建筑史研究，中国古建筑上迄唐宋，下至明清，如迷图、天书般的历史演进首次拥有了清晰的轮廓与线索，他们为后来者的中国古建筑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同时，他们也为中国的现代建筑的构建做出了自己的开创性的探索。
▲1929年，梁、林夫妇及林母、女儿
问：在建筑学研究上，作为妻子、同事和旧日同窗，林徽因对于梁思成起着怎样的作用？
陈新华：林徽因和梁思成在建筑学研究上是一体的，并且，主要的学术成果基本都是梁思成撰笔，但不可否认的是，林徽因在其中也付出了巨大的心力，她是梁思成灵感的源泉，忠实的同路人。此外，林徽因的建筑学思想也深刻影响着梁思成。
比如，林徽因在1932年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实际上是以西方结构理性主义理论框架第一次对中国古建筑全貌、特质做了分析和总结。并且，这些论述的核心要义几乎贯穿在她和梁思成后来的所有的著述当中。可见林徽因对梁思成深刻的影响。
所以，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林徽因是中国建筑史研究的奠基者、先行者。
▲1925年前后，林徽因与梁启超、梁思庄在北京游长城
问：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您认为林徽因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
陈新华：在我看来，有一点非常有趣。众所周知，林徽因的才华是多面的，在身为作家的那一面，她一直强调，写作最重要的是真诚，诚实。
当我们再看作为建筑师的林徽因，会发现，诚实和真诚同样是她关于建筑审美的灵魂。
她以为，中国建筑并不是像西方学术界所言的徒有装饰。中国建筑最大的美，在于内部结构和外在装饰的统一，在于外在诚实地表达了内在。
所谓文如其人，研究如其人，林徽因从文学到建筑学审美的一致，其实向我们传达出她本人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追求真实。
▲1926年，林徽因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学生证上的照片
问：在您心目中，林徽因的哪一方面最让您感动？
陈新华：正是她的真实。作为一个丰富而立体的人，林徽因是多维度，多侧面的，但在我看来，她最鲜明的特质，即真实。今天网上所谓“绿茶”“玛丽苏”的评价，对林徽因实在是天大的误解。她一点一点都不“绿茶”，一直都活得非常的真实。抛开专业的关怀，这其实也是我写林徽因的一个重要的理由。
我一直以为，所谓“真善美”，之所以把“真”放在前面，不是因为“真”必然会产生“善”和“美”，而是因为，失去了“真”，就不会有真正意义的“善”和“美”。
林徽因当然不完美，她的真实暴露出她很多一望而知的瑕疵，比如争强好胜，说话不留情面，爱出风头。这些瑕疵，她从来都无意掩饰。
与此同时，我想我们也应该看到，她爱憎分明，性情刚烈，“嫉恶如仇，才高如天”，被人评价是“敏捷锐利，鞭辟入里，不是不让须眉，简直是让须眉汗颜”，她一生都不会审时度势，曲意逢迎，一生都在坚持学术的价值，为了维护学术的价值，任何时候都敢于抗争，任何时候都有说真话的勇气。
这种任何时候都忠实于自己、用最大的力气真实活着的姿态，是最让我感动的。因为，做一个真实的人，就这一点，已经难倒了这个时代的多数人。
▲1930年代，林徽因与孩子们在北总布胡同三号家中
问：或许是受冰心那篇《我们太太的客厅》文章的影响，有人认为：“林徽因非常喜欢说话阐述观点，非常喜欢成为大家的焦点。所以她其实算不上贤妻良母，同年代的有些人是不太看得惯的。”
对于这类观点，您是如何看待的呢？
陈新华：我以为，我们今天有一个悖论，一方面，很多人爱看大女主的情节，另一方面，又常常会以男强女弱的公式去衡量一个女性的价值。所谓“贤妻良母”，在我看来，其实是男性主导的话语体系中生长出来的价值评判，它常常带有先入为主的经验判断的色彩，并且，这种评价本身也表现出一种泛道德主义的趋向。
对此，我想我们可能首先需要追问的是，什么样的女性才称得上贤妻良母，渴望在公共或者私人领域成为焦点，积极展示自己的能力、才华，是不是就等同于贤妻良母的反义？
此外，“贤妻良母”是否就是女性的最大价值，抑或最高标准？
很多人想当然认为，像林徽因这样一种受西方文化熏染出类拔萃又争强好胜的新女性，她当然不可能是“贤妻良母”。这样的推论难免把真实的生活、丰富的人性刻板化、标签化。
实际上，如果我们愿意摒弃脑海里固有的模式，愿意抛开偏见，不难发现一个鲜活的、立体的、多面向的林徽因。
她固然恃才自傲，但同时，也能在婚姻的紧密关系中给梁思成以支持和包容。比如，他们在一次争吵之后，林徽因反复打量和反省自身，得出的结论是“在夫妇中间为着相爱纠纷自然痛苦不过那种痛苦也是夹着极端丰富的幸福在内的。冷漠不关心的夫妇结合才是真正的悲剧。”
1950年代，面对种种风波，她大声疾呼，站出来为梁思成，当然也是为他们共同的学术追求据理力争，陈情请命。如果说，理想的伴侣是关于精神的共同成长，守望相助，是两个人格平等、相互独立的人之间的惺惺相惜，那么，林徽因和梁思成应该可以算是。
他们是夫妻，是朋友，也是风雨同行，不离不弃的同路人；妻子的角色之外，是作为母亲的林徽因。
对孩子，她可能没有一日三餐，在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里都呵护备至，但是，她是他们人生中的第一位老师，在他们的童年时光，像对成人一样陶冶他们的心灵，教他们李白、杜甫、王国维、沈从文、屠格涅夫，永远待他们以平等的友谊。
她的女儿梁再冰说起她，认为她给他们的爱可能比一个普通的妈妈更多、更深，她以自己的文化修养和学识留给他们的精神财富，远比其他任何老师要丰富、持久，她说自己的母亲是一个更能给自己以支持、启发和鼓励的朋友。
当然，林徽因也面临所有走向社会的新女性所共同面对的问题，那就是家庭和事业之间的平衡。林徽因的选择是付出自己全部的精力，希望做到兼顾。
今天，当我们从性别议题出发阅读林徽因，我想我们也许应该多一些同情的理解，去思考这个时代的两性关系，思考女性普遍的困境。而不是回归到陈旧经验中的道德评判。
实际上，在今天，很多的压力与偏见，常常是女性加诸在自己身上的。从这一点来说，我想，女性的自我实现之路还很漫长。
▲1920年，林徽因与父亲林长民在英国伦敦
问：通过近年的考证研究，您有哪些新的发现？
陈新华：从林徽因研究的史料来说，当然会有一些新的发现，但整体来说，并没有太多石破天惊的新的资料。
作为一个史学训练出身的人，我们的习惯是一分材料一分话，十分材料十分话，没有材料不说话。除非徐志摩的康桥日记、梁思成的日记出现，否则不会有根本性的变化。
所以，过去几年以来，我做得更多的，还是在写作的过程中，从新的角度去分析。从大的格局上而言，我是试图以林徽因为主线，勾勒民国留学归来，致力于家国建设、民族独立富强的知识分子群像，并上溯至林徽因的父辈，梁启超、林长民为代表的晚清一代知识分子，他们在大时代的浮沉、思考、命运。
这样的视角，是目前林徽因传记所没有的。
在这样一种大的思路下，具体的研究和写作中，可能有一些领域是其它的研究者和写作者没有涉及的，有一些资料也是首次整理使用的：
首先，是林徽因的家族，祖辈，父辈的描写。比如，我用了大量篇幅去叙述林徽因的祖父，父亲。这也是基于一种专业的兴趣。
林徽因的祖父林孝恂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带有些传奇色彩的历史人物。仔细去梳理，其实是有一些零散的新的资料。比如，他任孝丰知县期间，当地扰民已久、占山为王的盗匪竟然收身敛迹，不敢入境。他握州县符七八年，决狱断案大大小小以千计，从没冤枉过一人。晚年，在时代的大动荡里，他投资商务印书馆，送子侄留学。还有他和林徽因祖母一见钟情，一生只爱一人的爱情故事。
这些碎片拼凑起来，你会看到一个非常丰富的、丰满的、有血有肉的人，他在巨大的变局里走出的每一步，都踩在时代的潮头。你也可以清晰地看到他对林徽因的影响。
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我着重写他身为读书人从政，力图早日实现宪政的理想，理想和现实的落差，在入仕和为文之间的挣扎，充满悲剧感的一生。以及他和林徽因生母何雪媛，妾室程桂林的情感梳理，也是前林传所无；其次，就是大众感兴趣的林徽因的情感。比如林徽因和徐志摩的恋情考据。
我觉着大众对徐志摩有一种广泛的误解，以为他就是吟风弄月、处处留情的诗人。但其实，他是一位有着浓厚的家国情怀、忧患意识、心怀天下的知识人，有非常高远的文艺理想和抱负，他对政治的见解也非常犀利而深刻，很多地方甚至超越胡适、鲁迅。
所以，我不只是就林徐恋情而谈，而是从徐志摩身为转型时代的知识人，在中西文化之间的精神世界，抱负襟怀入手，去分析他和林徽因之间情感的基础和共鸣。具体的考辨中很多资料也是首次引证；林徽因和金岳霖，我也是希望勾勒出金岳霖身为哲学家的精神世界，在我看来，金岳霖在学问上的追求和他对情感的追求是一以贯之，密不可分的。在这个前提下，我对金岳霖、林徽因、梁思成之间的关系，他们之间广为流传的所谓的情感表白的故事，以及金岳霖对这段感情的态度，他的终身不娶，他的同居不婚，都做了考辨。
我希望能澄清一些东西，还原一些东西，尽可能接近真实。
最后就是，我用了大量笔墨去分析林徽因1949年之后的探索，转变，挫败，困惑。从前的很多林传对这一部分都是轻轻带过，我觉着挺可惜的。这一部分其实是最能体现林徽因精神特质、理想追求的部分。
作为“五四”一代的知识人，林徽因一生都在做的事，是在中西之间寻找我们这个民族的出路。这个过程其实很艰难，我们今天其实也仍然在这条寻找、探索的路上。只有充实了这一部分，她的一生才能成为一个闭环，我们可能才能谈到真正理解林徽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