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说到中国古代的人口流动，我们许多人想起的恐怕都是人口南迁。迁移的理由也无外乎北方战乱频发、自然资源有限、自然灾害不断。诸如魏晋南北朝这样的大分裂时代，人口的南迁也就更加频繁。但我们想说的是此时真的就没人北迁？
一、魏晋南北朝的人口迁徙
人口迁移本是正常的人类活动，是人口居住位置在空间中的客观移动。而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陷入极度动乱，人们安居乐业的家园被普遍破坏，一场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涉及民族、地域亦空前的人口迁徙由此发生。
当时迁移“大军”有的去往中国东北、西北，也有的去往西南、东南，其中尤以流往东南为甚。因而在我们对这一时期的人口迁移不甚了解时，我们确实很容易误以为这场迁移只有向南的线路。
而就动机来说，这一时期有的迁移是人们为避祸而进行的自发迁移；有的迁移是统治者有规划的具有一定规模的迁移；有的迁移是统治者的粗暴驱赶或掠夺。我们熟悉的“南迁”就多是第一种自发的迁移。
二、易被忽视的南人北迁
然而无论是从关中到荆、襄再到巴蜀或从中原到杭州、扬州再到岭南的路有多少人走，仍然有一部分民众不随大流地奔赴中国北方。乍一看这和我们所知的北方常年战乱的背景相悖，而细细说来这背后其实也有很多现实缘由。
早在三国时期，随着曹魏对北方控制的加强，一些世家士人为追求仕途即携家眷从南方迁往曹魏。（仅从书籍记载中，确切可数的投奔了北方的士人就高达400位）。而在西晋灭吴统一天下后，为控制蜀汉和东吴的残余势力，朝廷强制蜀、吴宗室、旧臣和当地名士迁往北方。据《华阳国志》记载，在这次强制迁移中仅蜀汉的宗室和旧臣就有三万多户被迁往河东和关中。
到了东晋，东晋和十六国的对峙让许多百姓从北方逃往到南方。战争对生产的破坏、人口的流失、其他割据势力对自己的威胁……种种消极因素叠加，北方的割据政权便开始直接向东晋掠夺人口。（譬如石勒就曾派遣“（郭）敬毁襄阳，迁其百姓于沔北，城樊城以戍之。——《晋书·石勒传》”）
同时，随着东晋内部政治斗争的加剧，以及北方政权对一些确有实干者的拉拢，一些原本居住在南方的士人也被迫或主动向北方迁移。
至于这一时期具体的人口迁移数据。因为劫掠人口事件频发，晋人投靠北方也因立场问题而缺乏足够的详细记载，所以我们难以推断出一个较为确切的总数。但从现有的相关记载来看，劫掠人口的常见单位是“千户”、“万户”，这便怎么看都不是小规模迁移了。
而到了南北朝时期，人口迁移出现了新的局面——自发的南人北迁显著增多。新局面的产生主要是因为北方的统一和南方的混乱。强大的北方内部较为稳定，又在不断南攻中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土地（地广人稀）。南方政权则一面需要应对北方的进攻，一面还需缓解内部的政治冲突。所以为追求安稳生活，从士人阶层到普通百姓，人们纷纷主动北迁。（所谓内生动力，“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还有一种特视情况，豫、雍、青三州本归为南籍。但随着这三地将领北投后，籍贯就由南而北了。
三、南人北迁带来的重重影响
从魏晋到南北朝，从北人南迁到南人北迁，尽管被更多人记住的只有南方在人口迁入后的繁华，南人的北迁其实也曾推动了北方的发展，促进了南北文化的融合，尤其是促进了民族的融合。
前文提到，魏晋已将常有士人被动或主动前往北方。而除了读书人，医师、方士、书画人才等也有不少北上。这些或饱读诗书、或技艺精湛的南方人在去往北方时，将南方更为发达的文化一并带到少数民族主导的北方。这使得北方文化迅速追及，乃至部分赶超了南方文化。
且随着南人（主要是汉人）的显著持续增加，北方少数民族的对汉政策也出现调整。在两晋，汉人与北方少数民族的冲突还较为尖锐，少数民族政权对统辖的汉人常常区别对待。但当汉人越来越多，少数民族与汉人的交融越来越深，他们的民族政策总体上也在往更公平的方向发展。
在一众涉及汉人的政策中，北魏曾有一项有趣的政策——在洛阳城南设立“四夷馆”和“四里”。这政策本不过是在城南为汉人确定一片聚居区。但在这片聚居区中，许多汉人由于难以接受少数民族的饮食，愣是在城南闹事辟出了一片汉人的“桃花源”，建立起一个专门贩卖水产的“鱼鳖市”。
虽然后来这些北迁的汉人大多适应了北方的饮食文化，但其南北文化交融的实质才是南人北迁带给社会的最大影响。在近400年间，在北人南迁和南人北迁的交织下，中华民族因他们的努力经历了一次重要的融合。尽管奔波迁徙被渐渐淡忘，但民族融合却一直被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