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直接投资作为一项跨国经济活动会对东道国的国内政治产生广泛影响。现代化理论与依附理论围绕外国直接投资对发展中世界的政治经济效应展开了长期争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迅速增加并未消弭不同理论间的分歧。聚焦中国直接投资对埃塞俄比亚国家能力建设的影响，本文概括了中国投资者相较于传统七国集团投资者的三大特质，分别是较长的时间范围、较高的风险容忍度以及较紧密的投资者——东道国政府关系，并基于上述特质发掘了中国投资者在埃塞俄比亚国家能力建设过程中的积极作用。从秩序提供能力来看，由中国投资者建设的基础设施有助于埃塞俄比亚中央政府加强对边远地区的有效控制，从而降低国内武装冲突的烈度。从资源汲取能力来看，中国投资者所采取的工业园模式有效增加了埃塞俄比亚政府的税费收入，并且优化了其税收结构。从社会保护能力来看，中国在埃塞俄比亚当地的制造业和基础设施投资创造了大量当地就业并带来了人力资本外溢，同时为政府促进公共教育发展提供了动力。埃塞俄比亚国内的中国直接投资同时也是多项中国倡议和政策的生动反映，体现了中国对发展中国家和低收入国家提高税收征管能力的帮助以及对非洲国家加强能力建设、提升治理水平的支持。
对外直接投资不仅对国际经济意义重大，而且也会对世界政治产生广泛影响。如同“把跨国关系找回来”的研究议程所洞见的那样，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国际关系中不仅存在着国家间关系（interstate relations），而且还存在大量的跨国关系（transnational relations），这促使人们更加重视国际关系领域诸多非国家行为体的影响。外国直接投资及作为其实施主体的跨国企业构成了跨国关系的重要研究对象。
现代化理论与依附理论围绕外国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特别是发展中东道国）的政治经济效应展开了长期争论。虽然这些争论主要着眼于欧美等发达经济体的跨国资本，但随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近些年的迅速增加，中国资本对发展中世界的政治影响也越来越多地成为学界和政策界关心的议题。积极观点认为中国直接投资创造了就业和税收，加快了发展中东道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消极看法则抛出所谓“新殖民主义”和“债务陷阱论”，指责来自中国的投资并未给发展中东道国的政治发展带来实质帮助，反而有可能破坏民主、加剧腐败。本文的研究问题亦与此紧密相关，旨在探讨中国直接投资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了埃塞俄比亚的国家能力建设。
中国在2000年提出实施“走出去”战略，鼓励国内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对外投资进入新发展阶段，对外投资政策和服务体系不断健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在2019年达1369.1亿美金，蝉联全球第二位。与此趋势相一致的是，中非合作论坛于2000年年底成立，此后中国对非直接投资增长明显加快。
特别是2009年以来，尽管非洲地区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连续下滑，但中国对非直接投资仍快速增加。2018年，在全球直接投资大幅下降、中国对外投资流量也有所减少的情况下，中国流向非洲的对外直接投资为53.9亿美元，同比增长31.5%，是五大洲中增长速度第二快的目标市场。2003—2018年，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的年复合增长率分别为30.6%和32.8%。截至2018年，埃塞俄比亚是中国在非洲的第四大直接投资存量目的地，为25.7亿美元，仅次于南非、刚果（金）和赞比亚。从年复合增长率来看，埃塞俄比亚2003—2018年中国直接投资的流量和存量增速分别为47.7%和52.1%。
通过对埃塞俄比亚案例的剖析，本文将讨论中国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国家能力建设的影响。根据经典定义，国家能力指的是国家作为行为体执行官方目标和政策的能力，此处我们主要指的是中央政府的国家能力。之所以选择埃塞俄比亚作为分析对象，一方面是因为其中国直接投资额发生过较大变化，故对埃塞俄比亚不同时期的比较构成了一组相异案例选择（diverse case selection），其中我们所关注的核心变量分别处于较低值和较高值；另一方面，埃塞俄比亚可以作为讨论中国直接投资影响发展中东道国国家能力建设的最不可能案例（least likely case）。首先，在发展中经济体中，无论在外国直接投资存量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值还是外国直接投资存量的人均值上，埃塞俄比亚均属于数值较低的一类。根据可得数据，埃塞俄比亚在1980—2018年外资占GDP的比值为13.1%，人均外资存量为49.2美元。外国资本对其国内政治的影响应该相对难以观察。其次，埃塞俄比亚是联合国于1971年认定的第一批最不发达国家（LDCs）之一且目前仍在名单中。一般的理论推测是，最不发达国家在面对外国投资者时议价能力相对较低，外资对国家能力产生正向效应的条件将更为苛刻。综上所述，埃塞俄比亚的国家能力受外国直接投资的影响比较难以观察，并且即便有影响，由于其作为最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这种影响也很难是正面的。本文则希望展示，中国直接投资的进入依然对埃塞俄比亚的国家能力建设产生了诸多积极效果。
聚焦中国直接投资对埃塞俄比亚国家能力建设的影响，文章阐述了中国投资者相对于七国集团投资者的三大特质，分别是较长的时间范围、较高的风险容忍度以及较紧密的投资者—东道国政府关系。基于上述特质发掘了中国投资者在埃塞俄比亚国家能力建设过程中的积极作用。从秩序提供能力来看，由中国投资者建设的基础设施有助于埃塞俄比亚中央政府加强对边远地区的有效控制，从而降低国内武装冲突的烈度。从资源汲取能力来看，中国投资者所采取的工业园模式有效增加了埃塞俄比亚政府的税费收入，并且优化了其税收结构。从社会保护能力来看，中国在埃塞俄比亚当地的制造业和基础设施投资创造了大量当地就业并带来了人力资本外溢，同时为政府促进公共教育发展提供了动力。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阐释了来自中国的直接投资在埃塞俄比亚国家能力建设过程中的作用，从跨国资本的角度为研究埃塞俄比亚的国家能力建设提供了一种新视角。文章拓展了三方面的既有研究，其一是外国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国内政治的影响研究。现有的政治经济学文献多讨论东道国的国内政治如何对跨国企业的外国直接投资行为产生影响，而非反之。事实上，外国直接投资由于与东道国政治和经济生活的深度联结，也会作用于东道国的国内政治。其二是非洲国家的国家能力建设研究。作为发展中国家最为集中的大洲，非洲的国家治理问题引起了多方关注。一些研究者从非洲各国的殖民地遗产、国内制度、“资源诅咒”和援助有效性等角度探讨了非洲的国家建设和国家失败，但从外国直接投资的角度对非洲国家建设展开分析的著作依然不足。其三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研究。以往适用于发达经济体的跨国投资理论在运用到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时难免存在解释力短板。中国对外投资实践已成为全球理论界的重要研究对象，但对其世界政治影响的相应分析仍相对较少。在一般意义上，本文也蕴含着对中国资本世界政治意义的探讨。
在2014年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峰会上，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应“加强全球税收合作，打击国际逃避税，帮助发展中国家和低收入国家提高税收征管能力”。在埃塞俄比亚的案例中，来自中国的直接投资的确有助于增强埃塞俄比亚中央政府的资源汲取能力。在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通过了《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2019—2021年）》，其中指出“中方支持非洲国家自主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制定国家发展战略规划，加强能力建设，提升治理水平。”这也是中国向非洲提供特色国际公共物品的一部分。在埃塞俄比亚，中国资本的特质使东道国政府能够在更长的时间范围和更广的自主空间中规划自身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发展。
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经济全球化出现回头浪的背景下，中国企业对埃塞俄比亚的投资步伐依旧稳健。如同埃塞俄比亚前总理梅莱斯·泽纳维曾表示的那样，“中国对埃塞俄比亚的兴趣简直是天赐良机。······中国企业家可以通过投入资本和引进易于适应的技术，从而在埃塞俄比亚的建设、基础设施和自然资源开发等领域扮演主角。”埃塞俄比亚投资委员会新近数据显示，2020年1月2日至4月16日，至少有30个中国投资项目在埃塞俄比亚获得了许可，注册资本总额超过20亿美元，其中部分项目已进入运营阶段。新注册的公司涉及多个领域，这些项目全面实施后，预计将创造约7600个就业岗位。这再次印证了中国投资者的特质以及中国直接投资在促进埃塞俄比亚国家能力建设时的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