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的“高管性侵养女案”，大家都知道了。
身高190、体重200多，年龄48岁的鲍毓明，涉嫌长期性侵14岁的养女。
但一宗看似简单的案件，追诉起来，难上加难。
因为它不是普通的暴力强奸。双方权力、地位不平等。存在精神控制、权力控制。再加上鲍毓明又熟知法律。
所以为受害者维权，难如上青天。
但一名叫郭建梅的公益律师，毫不犹豫就接下了案子，成为李星星的代理律师。
许多人看到她的名字，都大吁一口气：李星星有救了。
因为郭建梅三字，就代表了公义，代表了良知。
她所在的律所，代理过被家暴致死的董姗姗案，山木集团总裁强奸女员工案，李彦杀夫案。
她一直站在维护女性权益的路上，用法律、用良知，保护无数弱势群体。
很多人提到她，会说：她是作家刘震云的妻子，是导演刘雨霖的母亲。
但在更广阔的人权世界里，她有另一个名字：公益律师。
什么是公益律师？
即，免费代理案件的律师。
它是律师中的一种。
通常所说的律师，共有三种。
一是社会律师：收费为个人或企业代理各种案件。
二是政府律师：协助和监督政府依法执政。
三是公益律师：代表公众利益，为弱势群体发声。
几乎所有律师都会选第一种。因为社会律师最赚钱。
公益律师最穷。因为几乎都是免费代理。
而她们代理的，又多是弱势群体的案件。
这种案件都非常棘手。取证难，经费少，当事人法治观念缺乏，办理起来极其不易。
郭建梅是中国第一位专职公益律师，是领路人。
这条路很难走，郭建梅却走了25年。
如今已是花甲之年，也依然在路上。
在常人眼里，放着稳定平静的生活过，去做没有回报的工作，这不是“自讨苦吃”吗？
在外人看来，确实是自讨苦吃。但对于郭建梅，这事非做不可。
1960年，郭建梅生于河南农村，男尊女卑盛行。
幼年的郭建梅，已见过很多女性遭遇不公。
玩伴“辫子”，因为是女孩，早早辍学，每天割草喂羊。
一天夜里，辫子家传出棍子粗暴抽打的声音，还有女人痛苦的喊叫声。
声音响彻整个村子，但没有一个人出面制止。
过了几天，郭建梅得知，辫子的妈妈死了。
而郭建梅的姥姥，因为两胎都不是儿子，被姥爷无情休了。
姥姥无法在村里生存下去，只得随小女儿迁到北京，改嫁给一个老工人。
奶奶就更惨了，总是被爷爷殴打。
一次，奶奶出门卖馍，最后却活活饿死了。
因为奶奶被打怕了，宁愿饿死也不敢吃馍、更不敢回家。
还好，郭建梅的父母是乡村教师，对儿女一视同仁。
郭建梅不仅能正常上学，父母还很重视。
一直到初中，郭建梅的成绩都很好。但第一次高考没发挥好，只考上了安阳师范学院。
父亲很满意，因为他希望女承父业。
不过，郭建梅的梦想不是老师。
中学时，一次看露天电影，放映的是一部印度电影《流浪者》。
郭建梅被法庭上走来走去的辩护人震撼：“感觉特别高大。”
虽是黑白电影，却在郭建梅心中种下了绚丽的梦想。
郭建梅毅然决定复读。
一年后，郭建梅如愿考上北京大学。
1983年，23岁的郭建梅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
那是改革开放初期，法律人才异常抢手。
但郭建梅选择了司法部研究室，她充满激情想做研究。
现实却是一个办公室三个人，其中两个是领导。
领导每天喝茶看报纸。而自己是初出茅庐的小郭，每天替领导代笔、写公文。
时间都被琐碎占满，梦想的研究工作却遥遥无期。
在外人眼里，这是体制内的铁饭碗。
对于郭建梅，这是一眼就看到了自己的一辈子。这不是自己千里迢迢到北京学法律的目的。
郭建梅很迷茫，但也只能耐心等待。
2年后，机会来了。
大学班主任升任全国妇联书记，邀请郭建梅当法律顾问。
一接到电话，郭建梅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她跟随专家全国各地到处调研，从大城市到小山村。
她看到女人挺着大肚子，还在田间地头挑水。
还看到女人没钱做手术、用吊带将脱垂的子宫勒起来。
看到重男轻女的家庭不让女孩上学。
她认识到女性遭遇不公的现象，不仅仅存在于家乡，而且非常普遍。
她知道自己一定要做点什么了。
为此，她参与牵头起草了《中国妇女权益保护法》。
但妇联也是体制单位，人事关系复杂，工作并不如意。
自己有梦想，但备受排挤。恩师有雄心，但输给了现实。
最终恩师抑郁了，早早地离开了人世。
她为恩师感到惋惜。对恩师最好的告慰，是坚持梦想。
于是，郭建梅也选择了离开妇联。
一年后，《中国妇女权益保障法》顺利发布实施了。而郭建梅已成为《中国律师》杂志社的记者。
记者生涯的第四年，一次采访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
那是1995年夏天，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NGO论坛，在北京召开。
被临时派去采访的郭建梅，原本打算只花一天记录花絮。结果她呆了整整10天，直到大会开完。
原来，郭建梅一入会场就被迷住了。
参会人员中有很多女性律师，每个人都意气风发、精神抖擞。
她们分享案例、谈论如何发起捐款、探讨如何推动民主法治。
会场充斥着郭建梅从来没听过的概念：NGO（非政府组织）、公益诉讼、妇女维权······
但郭建梅情绪高昂，觉得自己来到了一个新世界。
虽然很陌生，但她清楚地知道自己属于这里。
她说：“我找到了我的位置，我的家园。”
郭建梅（右一）和马忆南（左一）在大会上
在会上，郭建梅找到马忆南和杨大文。决定成立一个非政府组织，为妇女提供法律援助。
组织名为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得到了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资金支持。
在做记者同时，郭建梅走上了公益律师之路，她负责咨询和办案。
但基金会的资助有限。
最开始在小旅馆租了小办公室，旁边的公厕总是异味扑鼻。
结果房租还涨了，只能搬到更偏的地方。
一年后，郭建梅在杂志社已评上副高职称，当上了主编助理。
但她却辞职了。
她决定专职当公益律师，投入全部精力运营中心。
也就是说，她放弃了稳定、名利双收，去做一份没有工资的工作。
这份工作，注定坎坷。
起初，中心没有知名度，迟迟接不到案件。只能上街贴小广告，贴了整整两个月。
慢慢地，案件却多得忙不过来。
因为当事人都是弱势群体，没钱、没资源。且案件都很棘手，取证过程往往都很漫长。
一个女人跑来，说有25个女工被关在工厂打工，却没签合同、也没有工资。
每天只能吃过期的方便面，连生理期都没钱买卫生巾，生病了也没人管。
工厂有两条大狼狗看门，限制女工进出。
调查过程中，遭遇白眼、吃闭门羹是家常便饭，还险些被狗咬。
因为对手不单单是一个工厂，背后有庞大的网络。
但郭建梅没有妥协、更没有放弃。
终于，历时三年，胜诉了。
郭建梅为这25个女工赢得了工资和赔偿。
但这样的胜利少之又少，大多数案件只有无奈的结局。
一位母亲，被告知儿子意外去世。尸体却有淤青，手指还断了。
显然不是意外，很可能是被打死的。
母亲痛心，决定来北京伸冤。却不幸遭遇车祸，被机场大巴撞得多处骨折、还摘掉了左眼。
大巴全责，但只得到了三万元赔偿。
雪上加霜的是，三万元还被偷了。
这位母亲将最后的希望放在了郭建梅身上。
历时一年艰难取证后，郭建梅写了八千多字的代理词。
可是，郭建梅被嘲笑了。
法官看到当事人衣衫褴褛、眼睛流脓、全身恶臭。
不解又轻蔑：“你怎么会为这种人代理？是没有案源吗？”
郭建梅反问：“这不就是我们律师应该做的吗？”
至于后续如何·····哎，不说了。
反正结果令人伤心。
随着中心扩大，这样的失败越来越多。
有的当事人败诉后自杀，对身心的打击也在不断累积。
郭建梅开始失眠、常常想哭、生理期异常。一诊断，中度抑郁、重度焦虑。
这是专职做公益律师的第五年。
在家人的陪伴下，郭建梅慢慢走出来了。
只休息了半年，就又投身到工作中。
在中国当公益律师很难。因为在这方面国家没有激励、也没有保障。
公益律师是单枪匹马在战斗。
不仅外人不理解，连被援助且胜诉的人都不理解。
2007年，她帮助28个女性，获得了上千万的土地赔偿，每人还获赔一套二层楼房。
然而，当她想宣传该典型案例，以推动法律不断完善时，28个当事人默契地换了号码。
郭建梅说：“她们躲着我们，怕我们要钱。”
三年时间，免费帮助，依然没有信任。
但郭建梅依然知难而进。
她带领团队出版了17本书，办理了4000多个案件，提供咨询12万次。
她不仅填补了中国公益律师的空白，还不断推动女性维权运动的发展。
几十年来，她获得了无数国际荣誉，更是2019年诺贝尔替代奖的获得者。
诺贝尔替代奖，又被称为“正确生活方式奖"或“诺贝尔环境奖”。
每年只选出4位获奖者，是国际科学界和环保界高度认可的奖项。
国内的报道却寥寥无几，很多人都不知道她。
但她不在乎这些。
她在乎的是早些年当事人浑身青紫，却不知道是被家暴。
她在乎的是“家庭暴力”一词被越来越多的人知晓。
她在乎的是越来越多的女性勇敢站出来打官司。
至今，事务所已遍布不少城市。
但中国太大了，能影响到的人还是很少。
几十年来，郭建梅作为领路人，一直在摸黑前行。
抬头就能看到月亮，但还是有很多角落没有光照到。
她说：“即使是现在，我抬起头望向月亮，眼泪也还是会留下来。”
作者：水门鼬，生于西南，嫁至东北，漂在广州，沉于文字。可能不对，但一定真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