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主流媒体将以色列视为“犹太家园”和“中东唯一的民主国家”，但是，这些新闻报道中的共同基调却是基于一系列可疑的假说，而这些假说基于独立犹太人的观点，他们挑战着强硬的以色列政策。
在Interlink出版社2020年出版的《与犹太复国主义的冲突：犹太异见者的声音》一书中，介绍了21位犹太思想家的立场和转变，其中包括自犹太复国主义兴起以来，便一直基于文化、伦理或哲学的理由，从政治和宗教上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学者、研究人员、新闻工作者和活跃人士，其中包括阿尔伯特·爱因斯坦、马丁·波普尔、汉娜·阿伦特、诺姆·乔姆斯基以及以色列的反对派人士，例如耶沙亚胡·莱博维茨、齐夫·斯特恩希尔、谢罗莫·桑德及伊兰·帕佩等等。
本书的作者达芙娜·莱维特是一位目前居住在加拿大的以色列人，她曾在以色列军队中服役，并逐渐意识到以色列的叙事与历史逻辑相悖。她曾亲眼目睹每天发生在被占领土上的虐待巴勒斯坦人的情况，为此，她在书中写道：“我的漫漫长路始于对犹太复国主义叙事的失望，并在1967年的六日战争结束后不久找到了其他的反对之声，当时，我在艾伦比大桥担任新闻联络官，看到巴勒斯坦难民试图越过边界而逃离。我与国家的分离是渐进式的，共历时数十年时间。2002年，在犹太复国主义议程变得更加激进、对异议更加无法容忍之时，我离开了以色列并前往加拿大。
这本书解释了自19世纪末以来，在以色列建国之前直到现在所出现的多种互相矛盾的观点，并探讨了主要人物的观点，强调了勇敢的知识探索传统，以及扎根于犹太道德义务的行动。
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犹太教义
在21世纪，几乎没有人还记得犹太复国主义只是19世纪犹太人中的少数派运动，当时，西奥多·赫兹尔开始倡导这项运动，而成立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并鼓励犹太人移民到巴勒斯坦的记者遭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犹太领导人的强烈反对，其中包括维也纳的首席拉比莫里茨·古德曼，后者拒绝了“犹太民族主义”的主张，并强调“信仰同一真神，才是将犹太人聚拢的唯一要素”，他还强调，“犹太复国主义与犹太教义相矛盾”。
美国改革派拉比在匹兹堡举行会议，强调拒绝任何形式的民族主义，并宣布称：“我们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民族，而是一个宗教社会，因此，我们不希望重返巴勒斯坦，也不希望恢复与犹太国家相关的任何法律”。根据书中的介绍，正是希特勒和犹太大屠杀的出现，改变了许多犹太人的信念。
作者指出，“除了那些被以色列和犹太机构描述为极端主义者和憎恨自己的犹太人之外，很少有以色列人和犹太人或是以色列人的朋友，会认为自己是在抵抗或是批评犹太复国主义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作者认为，她的书代表着反对者的声音，他们勇于反对当前盛行的以色列“民族主义”叙事，而这种叙事认为以色列是犹太人的国度，认为它是中东民主的象征。
达芙娜·莱维特拥有特拉维夫大学、印第安纳大学及康奈尔大学的学位，并且还是和平运动、结束占领组织、人权医生、以色列反对房屋拆除委员会等组织内的积极成员。她还曾参与创作另一本有关中东的书籍，即2011年出版的《以色列的拒绝：中东和平进程的隐蔽议程》。
达芙娜表示，她从小便受到犹太复国主义教育制度的影响，她“打心底相信以色列拥有这片在当时被称为巴勒斯坦的土地，并且否认“在巴勒斯坦存在所谓的巴勒斯坦人民”。
波普尔、爱因斯坦与阿伦特
达芙娜·莱维特在书中写道，部分人物的立场相互矛盾。例如，德国哲学家马丁·波普尔曾多次严厉谴责犹太复国主义对待阿拉伯原住民的方式，却无法摆脱将犹太人聚集在巴勒斯坦的想法，甚至是拒绝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家的传统的犹太宗教派别，最后都转变成了犹太复国主义，并渴望在那个过去曾拒绝前往的国度上定居。
波普尔在1891年访问巴勒斯坦领土时，认为巴勒斯坦并不是没有人民的土地，后来还批评犹太定居者以残忍、侵略和暴力的方式对待当地的阿拉伯人，并强调自己拒绝这一立场，因为它与犹太教的传统和道德背道而驰。但是后来，他又被视为犹太复国主义的文化理论家，在1904年，这位奥地利哲学家退出了大部分犹太复国主义的组织工作，全身心投入研究和写作，并在19世纪20年代初呼吁建立一个犹太-阿拉伯国家，让犹太人与阿拉伯人共同生活在这个和平的国度内，像兄弟一样共处，两个教派都在这里享有自由发展的机会，并拒绝犹太人对阿拉伯人的统治。
另一方面，曾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爱因斯坦，却对犹太复国主义持有不同的立场。当然，他也对犹太遗产带有怀念之情，但是，他警告不要将犹太人的道德和文化本性转变为“狭隘的民族主义”，他还表示，“我对犹太人本质的认识，使我反对建立有边界、军队及统治的犹太国家的想法”。在1929年11月25日，他致信后来成为以色列第一任总统的哈伊姆·魏兹曼，并在信中指出，如果我们无法找到与阿拉伯人正当合作、真诚对话的途径，那么我们就没有从过去两千多年的痛苦中学到任何东西，而我们所经历的一切痛苦也是咎由自取。”
尽管如此，他似乎却改变了主意。他在1947年写给当时的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的信中，要求对方支持在联合国出台分治决议时建立一个犹太国家，此后又在1948年再次严厉批评了犹太复国主义，随后还呼吁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之间的经济合作，以便为双方的共存打下基础。
作者认为，德国裔的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是犹太复国主义的异见者之一，而且以色列人也尽力避之不谈，因为她对犹太复国主义的矛盾进行了最为深入的分析。
阿伦特所经历的情况，使她成为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最为重要的文化和思想象征人物之一，而这种经历也因她与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的关系而得到体现：是哲学让二者聚拢，又是政治让二者分离——在海德格尔开始支持纳粹党之后。这让阿伦特感到震惊，作为一名犹太人，她逃离纳粹并前往美国。
阿伦特研究了欧洲犹太人的历史以及犹太人和德国人之间的关系，以了解纳粹对犹太人怀有敌意的原因。阿伦特承认，“犹太人具有强烈敌视基督教徒及其他非犹太教信徒的传统”，这当然无法令犹太复国主义者感到满意，他们强烈批评了阿伦特，尤其是当她在《纽约客》上发表有关以色列1961年在耶路撒冷审判纳粹大屠杀负责人阿道夫·艾希曼的报道之后，因为她在报道中提出了这种审判的“展示性质”和“宣传性质”，并揭露了“部分犹太领导人在解决纳粹分子时进行的不道德的合作”，她在1963年出版的主要著作《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被翻译成希伯来语。
犹太复国主义的未来
作者认为，“犹太”国家已经变得与当初的希望截然不同。它已经变成了“一支武装力量，对我们的受害者视而不见”，她还补充称，“我还发现了其他的精神，也许更为开悟，旨在摆脱因我国行动而产生的罪恶感。”
该书侧重于犹太传统的道德观念，而不是民族主义思想而导致的过分行为。作者认为，犹太复国主义的口号“是一个没有土地的民族，要求占有一块没有人民的土地”，这种说法却遭到了早期在巴勒斯坦定居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驳斥。
该书还在一章中专门谈到了希伯来大学的老教授、信仰东正教的犹太人以赛亚·莱博维奇，他认为，绝不能崇拜任何国家或民族并认为其具有神圣性质，而且这类似于偶像崇拜，他呼吁将宗教与国家分离，并强调占领巴勒斯坦的土地会破坏以色列的精神。与此同时，特拉维夫大学名誉教授希洛莫·桑德则认为，根据本书的观点，以色列的犹太社区已经在种族主义上达到了令人无法容忍的程度。
书中还有一章谈到了希伯来大学政治系主任扎伊夫·斯特恩希尔，后者曾在2018年发表一篇题为《法西斯主义和种族主义在以色列的发展类似于早期纳粹主义》的文章。扎伊夫在这篇文章中问道：“在50年或100年之后，历史学家将如何解释我们这个时代？国家从什么时候开始如此残酷地对待国内的非犹太居民？部分以色列人要到什么时候才能明白，他们对其他人的霸凌和残忍——无论是巴勒斯坦人还是非洲人，是从他们作为一个具有主权的实体的存在而开始获得道德上的合法性的？
作者在书中表达了她对犹太复国主义在道德与人道主义上的未来的失望，并在书中呼吁“每一位犹太复国主义者阅读达尔维什的诗歌和爱德华·赛义德的著作”，因为当初正是二者让她眼界大开，看清楚了西奥多·赫兹尔梦想失败而留下的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