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的周女士今年38岁，一年半前，确诊为白血病，最好的治疗方法就是骨髓移植。周女士有个妹妹，确诊后她和妹妹商量了捐赠事宜，妹妹同意捐赠，且两人配型成功，可以实施手术。周女士还告诉妹妹，手术之后，她会支付6万块钱的疗养费。
2020年7月，为期一个月的手术开始了，周女士被推进了手术室里，前半段要把她体内异常的造血干细胞清除，后半段植入妹妹的干细胞。
结果在这个过程中，妹妹突然反悔了，称不管给多少钱都不会捐。好在周女士还有一个15岁的女儿，也配型成功了，否则周女士性命堪忧。由于她的女儿尚未成年，所以一开始没在医生的考虑范围内。
周女士的母亲去世得早，父亲有一套120平米的房子，她的经济条件比妹妹好很多，从来没有惦记过父亲的房子，没有想过和妹妹争房产。但这次事件之后，周女士怀疑妹妹是想独吞父亲的遗产，才出尔反尔的，她非常心寒。
有人认为，一开始就不同意捐赠倒也没有什么，人都是利己的，生活中高道德水平的圣人没有那么多，但姐姐都被推上手术台了，才临时反悔，这难道不是故意杀人吗？
在法律上，这种行为是很难被界定为故意杀人的，因为妹妹在客观上没有直接实施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主观上也难以认定有剥夺姐姐生命的故意，她反悔，也有可能是怕疼，怕留下后遗症。
器官捐赠涉及到很多人伦道德和法律层面上的问题，现在提倡的是“自愿、无偿”的原则，不符合这两个原则的话，那就涉及非法器官买卖了。既然是自愿，那么捐还是不捐，主动权都在捐献者手中，理论上来说，捐献者是有中途反悔的权利和自由的。
江西有个小女孩叫欣欣，出生70天，就被确诊为重度地中海贫血。欣欣的父母是农村人，家里情况不好，但还是尽了一切努力，用15天输一次血的方式，维持着孩子的健康。6岁那年，有人和她配型成功，且答应捐赠，日子敲定以后，父母通过众筹、借贷等方式，凑齐了40万手术费用，欣欣为了这次移植手术，做了6天的化疗准备。
但就在入院接受捐赠的前一晚，志愿者反悔了，欣欣虽然年龄小，但非常敏感，她知道这意味着什么，难过地哭了出来，医生们也都非常难过。
“如果我没有见过光明，我本可以忍受黑暗”，若是欣欣没有看到被治愈的希望，她或许会从以往熟悉的生活中，获得一点虚假的安全感，不用过度难受。志愿者给了欣欣和欣欣父母希望，又自己活生生地把希望掐灭了，对于这个可怜的孩子来说实在是有点残忍。
但就算如此，我们也只能在道德的层面予以谴责。对悔捐的人罚款甚至判刑是不切实际的，我国每年有30万人在等待器官捐赠，志愿者人数本身就不够，再对他们过于严苛的话，志愿者只会越来越少。
与其考虑如何惩罚那些反悔的人，倒不如思考下如何降低反悔的概率。从现实生活来看，悔捐的原因大多为以下两种：一是担心手术的过程太痛了，比如说很多小说和电视剧里，将脊髓捐赠的过程描述得过于夸张，让部分人感到害怕。
二是担心捐赠以后，会对自己的身体健康造成影响，像网络上有过谣言，称给白血病患者捐赠脊髓后，自己也会感染白血病，但这种说法其实压根就没有科学依据。
让志愿者敢于捐赠，需要加大科普的力度，让他们对相关的风险、疼痛程度有足够的了解和认识。要对网络的言论进行适当规制，不要让谣言迷惑别人。相关部门也可以与时俱进，从法律的层面上，对捐赠行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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