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0月3日至8日，苏区中央局在江西省宁都县小源村召开全体会议，史称“宁都会议”。对于这次会议，毛泽东一直耿耿于怀并曾多次提起。1964年，毛泽东在接见外宾时就曾谈道：“宁都会议后，啥人也不理我，就剩我一个孤家寡人。我说，有一个菩萨，本来很灵，但被扔到茅坑里去，搞得很臭。后来，在长征中间，我们举行了一次会议，叫遵义会议，我这个臭的菩萨，才开始香了起来。”可以说，从宁都会议到遵义会议的这段时间，是毛泽东一生中最为失意的时期。
1932年10月3日至8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的小源村召开全体会议，即史上著名的宁都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在后方的中央局成员有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在前方的中央局成员有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中革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列席了会议。
这次会议开了好几天，但是没有详细的会议记录，只有《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以及部分参加人员的回忆文章。不过从这些史料中，依然可以看出当时争论的焦点。
由于周恩来在前线指挥作战，开始的时候，会议由任弼时主持。有着临时中央支持的后方首脑占了上风。
会上受到点名批评的毛泽东不停地吸着烟，一脸严肃，态度镇静。毛泽东在原则问题上是从来不让步的，面对来自“左”倾冒险主义者的无端指责，他毫不妥协、据理反击，冷静地分析了整个战场的形势，说明红军早应执行向赣东北发展的方针，以利于粉碎敌人的“围剿”。
毛泽东话音刚落，后方一位领导拍着桌子站了起来：“我不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他对形势的分析与战略方针的设想是不符合实际的，对错误承认和了解不够！”
许多人在压力下沉默了，不敢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这时，原“三人团”的成员、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勇敢地站了出来，明确表示了自己的态度：“众所周知，我也是四中全会后中央派来苏区工作的，我对中央指示也一直是服从和执行的。但是我从几次反‘围剿’的胜利中，以及从攻打赣州的教训中，逐步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主张是符合红军和苏区实际情况的，他提出的战略思想和战术原则，已被实践证明为行之有效，他的指挥决策也一再被证明是正确的。即将开始的第四次反‘围剿’，正需要毛泽东这样的指挥者和领导人……总之，我的意思是：大敌当前，不可换将；指挥重任，非他莫属。”
王稼祥看到自己的发言使会议气氛紧张起来，便和缓地淡淡一笑道：“大家知道，我与毛泽东同志并非深交，相识不久，倒是与王明、博古是老同学、老同事甚至同乡，我不赞成这种做法，而支持毛泽东的主张，相信不会被认为是什么‘小团体或宗派主义’。因此，我请大家撇开个人意气和人事纠纷，郑重考虑我的意见。”
会议主持者的不满神色溢于脸上。一时会场鸦雀无声，静得令人喘不过气来。后方中央局成员又趁热打铁，坚决要求会议一致同意“中央长信”指示。
所谓“中央长信”，即临时中央于1932年7月21日给苏区中央局和闽赣两省委要求坚决执行“进攻路线”“夺取中心城市”“争取江西首先胜利”的长信。
▲1932年10月，在江西宁都举行了中共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会上排斥了毛泽东对军事的正确领导。图为宁都会议会址。
正当前、后方中央局领导成员争论得不可开交之时，周恩来从南城、广昌前线飞马赶来参加会议。他作为中共苏区中央局最高首长，显然要担任“裁判”的角色。
周恩来处于两难境地，针对会议斗争激烈的情况，他采取了调和双方的立场。他首先以温和的态度批评前方领导人“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泽东表现最多，对中央电示迅速击破一面开始不同意，有等待倾向”。另一方面，他又指出后方中央局个别同志对毛泽东的批评过分了。
会议在毛泽东是否继续留在前方指挥作战问题上发生了尖锐的意见分歧，后方中央局成员提出毛泽东应回后方，负中央政府工作责任，前方由周恩来负战争领导的总责。
周恩来从大局出发，竭力维护和支持毛泽东，力主毛泽东留在前方指挥作战，认为“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并提出可供选择的两种方案：“一种是由我负主持战争全责，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责指挥战争全责，我负责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这两个方案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要毛泽东留在前方，而不同意将毛调回后方。朱德、王稼祥也不同意毛泽东离开前线。但是，与会多数人认为，毛泽东“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方针上容易发生错误”。
毛泽东本人鉴于不能取得中央局的全权信任，也不愿在别人监督的情况下“负责指挥战争全责”，坚决不赞成后一种方案。会议通过周恩来提出的前一种方案，即“泽东仍留在前方助理”，同时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回后方，“必要时到前方”。
会议结束后，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后方中央局借口毛泽东身体不好，撤销了他刚刚恢复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调他回后方主持中央政府工作，并于10月12日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公开了毛泽东离开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工作岗位的消息。毛泽东的最后一点兵权竟然在最需要他的紧急关头被剥夺了。
10月26日，临时中央正式批准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
随后，毛泽东去后方长汀福音医院休养。周恩来、王稼祥把毛泽东送出了宁都城。临别时，毛泽东对周恩来说：“军事工作我还愿意做，前方军事急需，何时电召便何时来。”毛泽东还幽默地对王稼祥说：“你和我都是少数，不服从不行，我只好到后方去了。好在革命不分前方后方，哪里工作都一样，你就别争了吧。”一向幽默的毛泽东这次再也无法笑出声来。他心中充满了苦涩，但还是顾全大局，忍辱负重地服从了临时中央的决定。
宁都会议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王明“左”倾盲动主义的“积极进攻战略”同毛泽东为代表的“积极防御战略”斗争的总爆发。这次会议在红军第四次反“围剿”即将到来的紧迫情况下，排挤和剥夺了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和指挥，不仅给当时红军的前线指挥机关造成了困难和不利局面，而且成为后来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摘编自《胜会》，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有删节
▲《胜会》，江苏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