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末，专注研究明清白话小说的美国汉学家浦安迪接受了乐黛云教授的邀请，在北京大学开设了一门名为“中国古典文学与叙事文学理论”的课程。随后，浦安迪教授的讲稿整理集结为《中国叙事学》一书，本文便摘自于此。
《三国演义》中的寓意
文/浦安迪
《三国演义》写关羽颇费心机和笔墨，斩颜良、诛文丑、千里走单骑、五关斩六将、单刀赴会、水淹七军，乍一看来似乎都是肯定的描写，但仔细分析，几乎每一事迹中都能找到反讽的情调，或者模棱两可的暗示。
关羽性格中最明显的问题，就是“刚而自矜”，这是史书对他的最后定评。《三国演义》的作者则把这一评价移至第七十八回，借诸葛亮之口说出。关羽是否真的所向无敌？不然。对汉末诸侯，他既有“温酒斩华雄”之勇，又有“三英战吕布”的力不从心，刘、关、张三兄弟才与吕布打个平手。对曹操，虽然有“五关斩六将”之威，也有“土山约三事”之败。甚至在民间传得神乎其神的“单刀赴会”里，他也免不了要预先埋下伏兵，以防不测（《三国志平话》里无比细节，为小说作者精心所加)，令人失笑。此外，关羽性情孤僻，极难相处，甚至和张飞也存在紧张的关系，和诸葛亮也经常过不去。关羽是否在“三顾茅庐”时就开始种下了对诸葛亮的终生不释之怨，今人当然不得而知，但他们两人之间存在紧张的关系，却是在相当多的情节中都可以看出来的。
刘备在第七十三回进位汉中王，是关羽在小说的发展曲线中由强转弱的转折点。他始而对自己和黄忠并列为五虎将，极为不满，随后拒绝与孙权联姻，又作了一个被野猪咬伤的梦。自此以后，他那刚愎自用的信心和逐渐消衰的体力之间的矛盾，就越来越明显了。《三国演义》的作者虽然没有正面描写关羽日益年迈的过程，但读者还是能从第七十四回关平要求代父迎战庞德一事中意识到这一点。第七十五回的“刮骨疗毒”确实使关羽的意志力升华到了顶点，但同时也标志着这是他的末日的前兆。这次手术严重地影响了关羽的体力，也间接预示了荆州的失守和走麦城的结局。
《三国演义》把关羽之死写成一个逐渐衰亡的过程，而不是一位英雄从事业的顶峰上突然悲壮地倒下。这种写法使人想起繁本《水浒传》里刻画武松的某些手法。首先两人都有过人的神武，其次关羽在第一回出场时，和武松一样是个逃犯，不是偶然的笔墨，再次他们都与佛门有缘，关羽遇普静和武松出家遥相映照。小说的字里行间处处透露出对关羽的反讽。
在民间的通俗文学的传统里，关羽是“义”的化身。《三国演义》的处理则充满了皮里阳秋的意味。第二十五回“屯土山关公约三事”里，关羽投降曹操的那些先决条件扫清了任何可能引起对他不利的疑虑，但他的这种精明，却同时为其英雄形象蒙上了模棱两可的阴影。究竟他是真投降，还是假投降？关羽为曹操斩颜良一事，为我们提供了暗讽关羽的一个好例。众所周知，颜良是袁绍上将，而当时刘备是袁绍之客，小说的某一个版本里穿插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细节，说明颜良其实带有刘备给关羽的口信，所以颜良完全是猝不及防被杀死的。试问其中的讽刺意味是何等地强烈。
反过来说，关羽过分看重个人之义也造成极度的危害。最鲜明的例子，莫过于第五十回里赤壁战后的“义释”曹操，它对三国一代的历史进程，产生了决定性的效果。这一处理是《三国演义》作者独具匠心的神来之笔。史书里对曹操如何逃脱语焉不详，《三国志平话》则说曹操是在一场大雾中脱身的，只有文人小说《三国演义》才有此意味深长的“义释”之说，又一次显示出了文人小说是与通俗文学相距不可以道里计的高深文艺。
张飞的形象也值得研究。与关羽相比，张飞无论在身材和勇武上都稍逊一筹。他的形象在说书和戏曲等通俗文学里是一个样子，在文人小说里又是一个样子，《三国演义》严重地贬损了张飞在《三国志平话》和元杂剧里的正面形象。在民间文学的传统里，张飞是一个粗汉的形象。这一俗套早在唐代的“说话”里就已形成。李商隐有“或谑张飞胡”之句，足资佐证。元杂剧称张飞为“莽张飞”则继承了这一传统。《三国演义》在很大的程度上把张飞的形象复杂化了，例如“粗中有细”个性的加入，就是不可忽视的一环。张飞的形象令人想起《水浒传》里李逵的形象。古今不少读者都盛赞张飞不受禁锢，敢作敢为的精神。托名李卓吾评本的评注者称张飞为“快人”或“圣人”，也使人油然想起《水浒传》中的李逵。
在评价文人小说对这个通俗形象的修正时，我们再一次注意到张飞性格的这些特征，在小说中牵涉到若干重要的关节，读者一眼就看清，张飞尽管朴素可爱，但与小说中其他英雄人物的关系却常是刻毒多于友爱。
张飞在第二十八回“斩蔡阳兄弟释疑”里痛斥关羽是卖国贼、直到关羽斩了蔡阳才消释前嫌一事，虽然以当时的特定情景而论，并非全无道理，但这段嫌隙到了第六十五回“刘备自领益州牧”时就逐渐更为暴露了。刘备在蜀中一得手，他的两位结义兄弟就在新的统治等级内，为谋利争地而展开了竞争。张飞的这种敌对的情绪也针对蜀营中的其他武将，尤其触目的是针对赵云和黄忠等五虎将成员。张飞与诸葛亮的关系也相当紧张。对刘备的三顾茅庐，张飞始终表示“不悦”。搏望坡军师初用兵的时候，张飞持激烈的反对态度。他们之间的关系始终是潜在地紧张的，在以后的一系列南征北战中，诸葛亮往往迫使张飞要先立军令状，然后才能获准参战。张飞对刘备的这位首席军师的怨恨，也始终没有真正消散过。
刘备与张飞之间的关系与《水浒传》中的宋江与李逵的关系酷似。张飞几次力劝刘备速登大位，第十二回要刘备接受陶谦之请领徐州，第七十三回劝刘备省却称汉中王这一步，径直称帝——“就称皇帝有何不可”——与李逵在《水浒传》里表达的情绪简直一模一样。章学诚就已经注意到了张、李之间的相似之处，两人的生理特色都是黑肤，都用“杀得性起”一类的语言，都有不同程度上的仇视女性的倾向，等等。
《三国演义》之写张飞，犹如《水浒传》之写李逵，重点不在于正面刻画他们的英雄气概，而在于探讨他们的局限性和最后的败亡。这种手法，与我们分析过的关羽和武松的形象互相映照，如出一辙。张飞在关键的时刻，常常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在《三国演义》的第二个十回里所描写的徐州一带的拉锯战中，张飞的武功与吕布相比，相形见绌，但在通俗说书《三国志平话》和元杂剧中，张飞却勇于吕布。
第十四回张飞徐州失守断送了刘备刚刚冒头的事业。第二十四回“皇叔败走投袁绍”里，张飞自以为得计，夜劫曹营，结果中计大败。第三十一回“玄德荆州依刘表”里，张飞又被曹操杀得一败涂地。第八十一回“急兄仇张飞遇害”以及随后的刘备起兵伐吴，导致了刘备的败亡。在不少这类事件中，《三国演义》作者特意把张飞的酗酒和败绩联系起来。第十四回“吕奉先乘夜袭徐郡”里，张飞因醉酒而被吕布夺去徐州，后来类似的形象叠用，不可胜数。《三国演义》的作者还经常把张飞和关羽作对比，关、张之死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对比，都死于非命，都源于刚愎自用，而第六十三回“张翼德义释严颜”正是第五十回“关云长义释曹操”的反讽隐射，前者是张飞学会用智，后者是关羽明知故犯。
刘备的形象也是一个矛盾体。《三国演义》第一回对刘备的画像主要根据《三国志·蜀书·先主传》，称刘备“先主不甚乐读书……好交结豪侠”，大有《水浒传》里宋江的味道。一方面，他是“汉室之胄”，有“喜怒不形于色”的铁面自控的本领，另一方面他却是一位战场上的常败将军。刘备的每次亲征，包括第二十四回“皇叔败走投袁绍”、第三十一回“玄德荆州依刘表”、第六十三回用庞统取蜀、第八十四回“陆逊营烧七百里”，战无不败，作者的这一安排，深刻地道出了刘备作为一位政治和军事领袖的局限性，与《水浒传》中宋江的“手无缚鸡之力”而领袖群伦，何其相似乃尔。
刘备自称“宁叫天下人负我，不叫我负天下人”，似乎有仁者之风，但读者只要一看他的发迹史，就不免哑然失笑。他占徐州、借荆州、取益州，进位汉中王，自称蜀帝，等等，无一不值得读者深深反思。一经反思，刘备的君子形象就站不住脚了。因此，《三国演义》的作者常常把他和曹操并论，曹是“奸雄”，而刘是“枭雄”，形成有趣的对比。从夺取徐州、荆州和益州，直至第八十回“汉王正位续大统”称帝，刘备的行为模式是一部三部曲：先是犹豫，然后循古例，作三次假意谦让，然后终于被劝进的臣下说服。
在这个模式中，假意谦让，让部下劝进，是一个既定的模式。例如刘备在称帝时，最初拒绝的理由是这是“不忠不义”之举，但一经诸葛亮的翻案性解释，说实际上当取不取才是“不忠不义”时，刘备就顺水推舟，自下台阶了。《三国演义》的作者和《三国志平话》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把笔墨集中在说服与让步的微妙过程上，从而体现了刘备的“忠”中之“诈”。刘备在他惯例的“三让”模式中，每一“让”其实都意味着“进”。
《三国演义》写刘备伪善时用的手法和《水浒传》也不无相似之处。刘备与两位结义兄弟之间的关系和宋江与手下众头领之间的关系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不过在把刘备与宋江作比较时，我们不得不对刘备的“仁人志士”这个名声看得更重些。“仁”字的运用，对刘备后来的掌权起了很大的作用。
《三国演义》第六十回引正史曰：“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相反，事乃可成”。刘备的这番自白，无意中撕破了他的假仁义，他之所以宽、仁、忠，其实不过是一种反曹操的策略，目的不外乎“事乃可成”耳。张飞在第十三回里对刘备的“心肠忒好”表示不满，诸葛亮在第六十五回“刘备自领益州牧”里埋怨他易犯“妇人之仁”，其实都被他的假面具瞒过了，尚不自悟。而毛宗岗在第四十一回“刘玄德携民渡江”里评曰：“过于仁”，才是识破枭雄真面目的春秋笔法，而李卓吾在第三十八回里讥刘备之垂泪“极似今日之妓女”，更是痛快淋漓的抨击。从上举各例中，可见传统评点家们见解之一斑。
本文节选自
《中国叙事学》
作者: [美] 浦安迪 (Andrew H. Plaks)
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18-8
编辑 | 芬尼根
主编 | 魏冰心
图片 | 《三国演义》1994版豆瓣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