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贸易代表戴琪（Katherine Tai）宣布，美国需要新的手段以应对中国非竞争的贸易实践。她认为，美国现有法律，只是解决已经出现的问题，但美国经济已经遭受了损失。贸易代表在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上强调，美国需要制定先发制人的措施，应对有损美国利益的贸易实践。
戴琪对此并未作详细说明，只限于一般性言论。她指出，美国贸易法是60年前制定的，不能完全应对新时期的挑战与威胁。
中国钢铁业快速增长，新技术不断涌现，这些均是美国工业繁荣的主要威胁。 “中国制造-2025”列出10大投资和发展领域： 航空航天、半导体技术、电动汽车、机器人技术和绿色能源等等。 它们恰恰是美国目前居领先地位的领域 。
戴琪呼吁修订1962年《美国贸易法》第232条，其中确定的程序和机制，为战略行业、比如钢铁业免受外部竞争提供保护。
需要指出的是，华盛顿不仅对中国工业潜力的增长忧心忡忡，钢铁和铝制品也成为美国和欧盟之间纠纷的起因。
特朗普执政期间，美国分别对欧盟生产的钢铁和铝制品推出25%和10%的关税。法国葡萄酒也未能幸免。作为回应，布鲁塞尔对美国哈雷·戴维森摩托车、威士忌、打火机、牛仔和摩托艇抬高关税。此外，欧盟还威胁美国，从6月1日开始将关税提高到50%，如果此前围绕钢铁和铝制品的冲突不能得到解决。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陈凤英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认为，也许，美国贸易代表戴琪的言论并非仅针对中国，同时也涉及到美国与其它国家的贸易矛盾。根据自由竞争和全球市场模式，美国的限制违背国际贸易和劳动分工原则。其实，美国在不断修订法律、法规，以维持自己的竞争优势，保护本国产品。
她说：“实际上美国国内相关法规一直在进行修改和出台，比如产业政策从奥巴马时期就已经非常明确了。值得注意的是，在涉及与中国和其他国家相关的国际贸易事务时，我认为可能还是要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因为这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必须要有国际协商和谈判的过程。不过与特朗普时期相比，我想美国此次更倾向于通过谈判和国内政策调整来进行国际竞争。”
拜登就任美国总统后，曾授权重审前任总统的贸易和经济政策。拜登期待恢复与传统盟友的伙伴和经济关系。相应地，任何情势不明朗情况下，公开将中国定位为主要威胁要方便的多。美国贸易谈判代表戴琪的言论也秉承如此套路。
这是否意味着，华盛顿不再期望执行中美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即中国增加购买美国产品，而美国逐步取消关税限制。
专家陈凤英认为，美国将继续执行协议。但暂时贸易不平衡状况很难得到解决。
她说：“我并不这么认为。根据美方的报告，他们基本还是肯定第一阶段达成的中美贸易协定，只是就协定的责任执行问题还在评估。目前首要的问题是贸易逆差和顺差没有解决，其次还包括知识产权保护。
而戴琦所谈及的钢铁问题，我们在G20上已经有所讨论。因此我个人感觉在第一阶段协议基础上，美方所谓的加强严格管控可能会针对我们的某些产品出台新的措施，但是本质没有发生变化。我想美方可能感觉到了一些竞争压力，而这种压力想要得到释放，便体现在了言语上。”
陈凤英认为，无论如何，中方在与美国贸易对抗期间已经意识到，华盛顿对华基本国策已经发生了变化。美国将继续对中国施压。
她说：“由于美国政府的步步紧逼，我国已经不再对其抱有幻想，并做出了自我革命性的决定，加大基础科研创新。可以说这是美国遏制中国战略的一个结果。
就高科技领域脱钩而言，我认为今后可能还会继续加剧，实体清单就是一个方面。过去在特朗普时期中国就有200多家企业被纳入其中，拜登上台后又再次更新清单，列入了与超算相关的机构。显然这一政策美国不但没有放弃，反而还在加强。对此中国也非常清楚地认识到，关键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尤其是影响国际民生和国家未来战略的技术。”
有鉴于此，“双循环”战略和依托本国基础研究与发展，已成为中国新五年规划中的最重要内涵。
此前，中国需要自己的技术成就，在世界价值链上不断有所建树。没有这些，中国无法保障渐进式发展，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现在，自身创新问题已从经济层面上升到政治层面。
当然，短期内美国可能对中国的发展制造障碍。但凡此种种，这些问题已迫使中国动员所有内部资源，实现技术独立。
如果说，根据《无尽前沿法案》（Endless Frontier Act），美国有意投入1000亿美元发展基础科学，对抗中国，但中国根据至2025年大规模科技发展规划，为此准备投入1万多亿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