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九三年冬季学期开学，我在德国已经生活了一年半，语言关过了，经济上也能勉强度日，专业上也开始入门。但这种半工半读的日子依然非常痛苦。关键是无法估计，我什么时候能不打工而专心读书，什么时候能结束在德国的学业。我似乎看不到任何确定的前景，远处若明若暗，我只有耐心地等待。
就在这时，我的签证有效期只有半年了，由于经济和其它各种复杂的原因，我无法在德国续签。这就意味着我必须回国。如果要再到德国来学习，那么我必须重新在德国驻华使馆等候签证。面对这种情况，我的心情十分复杂，一方面我很想回国，我不想再过这种半工半读的痛苦日子了。哲学虽然重要，但生活也很重要。同时我已经一年半没有见到我的母亲和家人了，我不知道他们过得怎么样。
另一方面我又不想回国，我在德国除了受苦之外，几乎是一事无成，哪有脸见江东父老啊！另外想起在武汉大学哲学系受压抑的情景，我就害怕。如果我回去了，那么系里的当权者不更是有理由嘲笑和打压我了吗？我要争取留在奥斯纳布吕克读完博士，即使不行，我也要转到德国其它地方，或者干脆去美国读书。万一这所有的路都不通的话，我就想办法去北京。
我把签证的困难告诉给了博德尔教授，看他是否能帮助我。他派他的女秘书带我到市外事局去交涉，找到一位女主管。她很冷漠地说，这是规定，我必须回到北京再次申请签证。女秘书问那需要多长时间，女主管说这说不准，也许一年，也许两年，目前从中国到德国读书的很多，因此要排队。女秘书和我生气地出来，认为外事局太不可思议了。我们将情况告诉了博德尔教授，他说他再努力想想办法。如果实在不行的话，那么我还是回北京重新签证，也许不要那么长时间。他会关注这件事情。
我很沮丧地回到了宿舍，准备开始实施我原来构想的其它各种对策。
我坚信，在众多的道路上，必有一条是可以走通的。我给海德堡的卡罗打了电话，看他是否能帮我转到海德堡。我们商议了半天，决定试一试。他找到一位在西门子公司任职的朋友给予我经济担保，并把我的各种材料递给了海德堡大学。同时他也推荐我去找那里的一位著名教授，一名伽达默尔的弟子，并约好了见面时间。
我如期来到海德堡，见到了伽达默尔的这名弟子。我简单地说明了我的情况，他答应我可以在他的门下攻读博士学位。这太好了，我非常希望在这座美丽的大学城读书，卡罗也很高兴我将来成为他的学友。我在海德堡住了几天，漫步在它的山水之间。
静谧的内卡河穿过南北对峙的山脉在海德堡缓缓向莱茵河流去。我首先游览了内卡河南“御座山”半腰中巍峨屹立的“王宫”。虽然它被当年宗教战争的炮火已摧毁得残缺不全，但仍然充分显示出它的王者气象和雍容大度。这个破损的王宫今日依然是整个德国最美丽的王宫之一。
从王宫下来之后，穿过内卡河上那座著名的石桥，我爬向河北的“王山”。王山的半腰伸延着“哲学家之路”，它正对峙着王宫。路边万木吐翠，奇花异草飘香，弥漫着一种神秘的宁静，它呼唤人们去思想。也许正是因此，这半山之路被称为“哲学家之路”。在此路上，一定留下了伟大的哲学家黑格尔，雅斯贝斯的脚印。它也召唤了执当代德国哲学牛耳，现已逾九十岁高龄的哲学家伽达默尔一直执教于海德堡。
在“哲学家之路”旁立着醒目的石碑，它镌刻了诗人荷尔多林的诗行：“海德堡，我长久地爱着你！”人们说德国是哲人和诗人之乡，而海德堡则是德国的哲人和诗人之乡。她的山灵水秀所拥有的浪漫情怀，使十九世纪末许多浪漫主义诗人聚集于此，咏诵出许多关于生、死、爱的不朽诗篇。荷尔多林—这位被称为“诗人之诗人”歌唱者，由于见到了无限的光明从而限于了无边的黑暗。他在疯狂之中生活了长达四十年之久。但他在二十世纪重新闪耀的光芒却使歌德也为之黯然失色。
离开荷尔多林诗碑，我继续沿着盘山路爬向“王山”山顶。山顶树木森然耸立，人们仍可以看见中世纪教堂的残迹。离它不远立着一座巨大的露天半圆型剧场，它是在纳粹时代人们义务修建的。希特勒对海德堡也情有独钟，曾在此剧场进行声嘶力竭的纳粹主义的演讲。历史已经过去。人们现在则在此举行大型音乐会，它将天簌、地簌、人簌聚集于一起。我实在脚步艰难地离开了海德堡。
回到奥斯纳布吕克之后，我又写信给美国伊利诺伊斯的美国教授，看他是否能帮我从德国去美国。他很快回了信，说他愿意向他的朋友，一位在伊利诺伊大学的著名尼采专家推荐我前去攻读博士学位，并建议他破格录取我，免去托福和GRE的成绩。这位尼采专家也同意要我，并把我的申请材料转到了大学的学籍申请处。但不久大学学籍申请处要求我补寄托福和GRE成绩以及相关的申请费用。在当时的情况下，我根本就无法去考托福和GRE。于是我告诉美国教授，鉴于这种要求我放弃去美国的打算。
由于一切尚未确定，我最后还是考虑了回国的可能性。因此我给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系主任写了信，要求在他的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他友好地给我回了信，建议我给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院长写信，请他们特批。我马上意识到，国内条条框框太多，破格大概是不可能的，由此我很快就死了这条心。
接着我给北京的一个很一般的学校写信，想前去工作。我之所以产生这样一个动因，是因为我在“人民日报”上看到这个学校广招人才。我去这所不起眼的学校不过是想找一个去北京落脚的地方。一旦到了北京，我就可以重新选择去其它著名学府工作或深造了。这个学校充满热情地回了信，也许他们还没有见过我这样的人才，许诺要我去当带头人，并寄来了表格要我填写寄回，说随时欢迎我回国前去工作。
有了这么一个北京的学校要我的消息，我心里也踏实多了。不管何去何从，我有了在北京的立脚点，至少不用再回到武汉大学哲学系这个让我蒙受屈辱的地方了。当然我没有愚蠢到马上回国，去北京的这个学校不过是我的底线，是我最坏的选择。我最好的选择仍是留在德国，或者在奥斯纳布吕克，或者去海德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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