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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政府政策导向型
对于医疗来说，政策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政府把医疗产业的发展提高到战略地位，意味着，该产业的发展会得到资金、政策和中介服务等有力的支持。
比如，美国在政策层面已形成一个多层次的立体体系来加强对生物技术产业的扶持。白宫、国会均设有专门的生物技术委员会来跟踪生物技术的发展，研究制定相应的财政预算、管理法规和税收政策。
还有一些行业组织则一直致力于协调产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推动政府制定有利于生物技术研究、开发和产业发展的政策。
这其中的代表就是圣地亚哥生创集聚区。
根据EDC报告，目前圣地亚哥聚集了超过115家拥有千位员工以上的大型基因检测企业，有超过1100家的生命科学领域的公司，每年缔造大约318亿美元的产值，成了名副其实的“基因之城”。
因为地处偏远，起初圣地亚哥很难吸引到风险资本和大型医药企业，为了谋求发展，当地政府、企业和科研院校展开紧密合作。
1996年，提高学术和产业间互动的产业—大学合作研究项目（IUCRP：Industry University Cooperative Research Program）开始开展。
研究拨款成立了促进科技成果商业化的种子基金，也让企业家能够分享科研院校的经验、设备和专业知识。于是，精准医疗产业种子就这样在圣地亚哥开始逐渐发芽成长了。
据统计，每年都大约有18亿美元的联邦经费（含美国国卫院NIH经费）与慈善预算流入圣地亚哥。
在某几个年度（如2014年），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甚至是全美获得最多NIH经费的地区。
另外，圣地亚哥还有很多的合作机构：包括促进区域甚至国际政府协调的机构、将大学与工业联系起来的机构、将工业与军事联系起来的机构、各种商会和经济发展组织、工业理事会，以及美国国家地理学会的地方分会等。
这背后，都离不开政府政策的推动与支持。
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提出要大力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发展生物医药、生物医学工程产品等领域，建设生物药物和生物医学工程产品研发与产业化基地，这为生物医药集群化提供了基本的政策支持。
政策支持的方向可以从产业投入与人才培养方面入手，鼓励社会资金进入生物医药产业，同时提供优质的人才集群基地，以资金扩大生物医药产业规模，以人才加速生物医药集群化。
2、研究机构导向型
生物医药产业是以学术研究机构为起点、建立在学术研究上的产业。
美国九大生物医药集群都以高水平研发机构的集聚为其集群基础。例如波士顿地区集聚了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波士顿大学、Mass 综合医院等顶尖科研机构；旧金山则是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所在地； 被称为“世界基因之都”的华盛顿-巴尔的摩 - 马里兰270科技走廊则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所在地。
让我们来看一下马里兰270科技走廊。
根据马里兰州商务部的数据，马里兰州是美国拥有博士学位最多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的聚集之地。此外，它是美国管辖生物医药行业政府的聚集地，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FDA）、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美国药典委员会（USP）、弗雷德里克国家癌症研究实验室（Frederick National Lab for Cancer Research）和沃尔特里德医院（Walter Reed）等皆在此特区。
NIH（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每年差不多拨出140亿美元用于研究补助金，而最大学术资助的承载者就是著名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有顶级的学术研究机构，那自然就缺不了人才。
科技走廊上聚集了6,000名STEM博士，10,000名在生物健康领域的专业人士，要说这是美国拥有博士学位最多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的聚集之地也不奇怪了。
人才是吸引大生物医药公司的秘密武器：葛兰素史克（GSK）这家总部在英国的全球医疗保健巨头，就签下了一笔超大的租约，要把在美国的几个点全部都“压缩”到270走廊的这个“研发总部”。
于是，马里兰270科技走廊“一群新创企业围绕着一些著名研究机构”这个状态迈向了“真正的地区性的生物医药产业聚集创新区”。
据统计，我国已经有近 500 家各类产业园区包含医药板块。但其中已形成生物医药产业集群且具有研发功能的不足 1/10，大多数园区的医药产业还处于规模小、企业分散、创新不足、附加值不高的发展状态。
在未来，有研发能力的集群，才能在区域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新引擎”作用，带动周边区域创新发展和产业层次的提升。
3、龙头企业导向型
产业集聚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发现，集中在一起的厂商比单个孤立的厂商更有效率(外部经济)。相关产业的企业在地理上的集中可以促进行业在区域内的分工与合作。
法国Grand Est地区是150家医疗技术公司的“家”。这个巴掌大的小地方每年会诞生五家以上的医疗技术创业公司。生物医疗聚集群有助于公司建立合作项目，从原型设计到最终产品，并且更容易筹集资金和寻找新业务机会。
德国纽伦堡有一个Medical Valley。 西门子医疗公司的前身之一在这里成立，从那以后，医疗行业成为纽伦堡周边地区最重要的产业之一。 1895年， 威廉·康拉德·伦琴（ Wilhelm Conrad Röntgen）在附近的Würzburg发现了X射线后，该地区成立了第一批医学影像公司。
如今，该区域中有180多家医疗技术公司，员工超过16,000人。这一领域的很多技术大拿、隐形冠军，比如计算机断层扫描、磁共振断层扫描、介入诊断成像、激光屈光手术、碎石术、内窥镜治疗系统、传感器、医疗信息系统、高科技植入物，都聚集在这里。
同时，这里也聚集了大量高度专业化的中小企业，为相对大型的医疗技术公司提供电子和微系统技术、信息和通信技术、光学工程以及医疗设备行业的新材料。
通常一个生物技术领域的领军企业，其规模在研究阶段是追随者的5～10倍，在商业化阶段可以是追随者的30～100倍。
正是这种规模效应为一个地区性产业集群吸纳和配备了一些关键性的资源。
4、医疗机构导向型
谁都很难否认，优秀医院是一种极为稀缺、难以复制的资源。毕竟， 这里会诞生最大最多的临床数据。
德克萨斯医疗中心(Texas Medical Center 简称TMC) ，就是这种路径的代表。
说起这个TMC，它是世界上最大的生命科学“综合城”，也是城市中的一个城市——位于休斯顿市中心以南约3英里处，拥有106,000名员工，每年接待病人800万人次，占地1,345英亩（8164亩，5.4平方公里）。
这里，每天都有大量的临床医疗数据产生，而制药公司与学术研究人员得以和临床医生并肩工作。同时，TMC的61个机构内部在竞争与合作中相互促进，让合作+竞争最终能产生对所有参与者都有益的结果。
长木医疗产业区（Longwood Medical and Academic Area ，LMA） 的“套路” 也是如此。
这里的医疗机构密度非常高， 聚集了最顶级的医院资源： 贝斯以色列女执事医疗中心、波士顿儿童医院，丹纳发博癌症医院，布瑞根妇女医院，以色列医院； Danna Farber癌症科研中心，Shapiro心血管病科研中心，Joselin糖尿病中心等等。
当然，他们跟哈佛医学院、麻省药科与保健科学学院等研究机构相互合作，最高效的生命科学生态系统也在这里诞生。
据 BCG 统计，中国从 2010 至 2020 年崛起的生物制药企业高达 141 家，相比 2000 至 2010 年成长 178%，且相比同年美国、欧洲、日本等大型经济体负成长的局势来看，中国的生物制药创业风气相当兴盛。
与之对应的，生物医药园区的发展也正当东风。
以上四大路径，是全球领先的医药聚集创新区的实践经验，其实不管是那条路径，都通向更深的护城河壁垒，更互联的产业聚集，更尖端的产业技术。
来源：TOP创新区研究院；作者：兰院长、刘明
编辑：詹晓东
审核：夏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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