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车从西安出发,经过数小时的奔波,当一路平坦的关中平原逐渐转变为沟壑起伏的山地时,延安城便到了眼前。

一张床、一张书桌,书桌上或整齐摆放着泛黄斑驳的老书籍,或放着老式的茶水壶;而床尾,或是做饭的灶台,或是会客的老沙发……近日,第一财经记者在延安采访时发现,在当地杨家岭、枣园、王家坪等革命旧址,一些山脚下的窑洞里,都能够看到上述场景。

它们本是延安的普通窑洞,但无论是20世纪30年代,还是那之后的几十年,它们也都是中国革命的中心与红色精神的象征。

而延安这座新中国的“红色圣地”,也正在经济发展的道路上疾驰、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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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印

1935年,中共中央到达吴起镇;之后的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由保安县(现为志丹县)进驻延安,一直到1947年3月转战陕北,在长达十余年的时间内,延安一直都是中共中央领导核心的所在地,包括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在内的优秀共产党人,都曾在这里指挥中国革命,无数革命志士、热血青年,从全国各地涌向延安,又在这里经过一番血与火的洗礼后,从延安走向全国,建立了一个又一个红色根据地。

光阴荏苒,当第一财经记者再度走进这座红色城市时,当年纷至沓来的场景再度出现——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到这里接受红色教育,感受“延安精神”。

“延安是一个遍地遗产文化、红色传承的历史文化名城。(游客)在延安行走的时候,一不小心,可能就会和当年毛主席的脚印、周总理的脚印、朱老总的脚印相重合。”延安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马东坡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说。

如今,文旅产业已成为延安市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产业之一。红色精神不断助推延安旅游业向前发展的同时,延安市的产业经济结构也由传统的能源开发逐渐向能源深加工、现代农业、现代服务业等纵深领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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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

延安自古便是陕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但它在新中国的特殊地位,是从1935年开始正式确立的,它在改革开放后经济上的快速腾飞,则是从两种能源开始的。

其中一种,便是石油。“石油”二字,最早出现在宋代科学家沈括的著作《梦溪笔谈》中,其曰:“鄜、延境内有石油……”“延”是指“延州”,即今天的延安一带。

也因此,除了红色标签外,延安还是一个被石油深刻改变的城市。1907年,中国第一口陆上油井在延安诞生,结束了我国大陆不产石油的历史。30年后,延安的石油产品还曾为当时的陕甘宁边区政府换回大量急需物资,并为中央机关和部队用油提供保障,成为中国革命的特殊贡献者。

但是,与煤炭不同,在中国大多数区域,诸如石油这样的特殊战略物资的开采权,一般均由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等少数几家央企拥有,不过,延安“红色圣地”的特殊政治地位,以及其对红色革命中的特殊贡献,帮助延安成为能源经济时代的最大受益者之一——1986年,根据时任国务院领导的指示,石油部在延安召开陕北石油开发座谈会,决定将“延安地区石油资源开发利用委托延长油矿管理局统一管理,生产经营可由地方承包,使地方受益”。

以此为开端,延长石油集团成为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之外,同时拥有石油和天然气勘探开发资质的唯一一家地方石油企业。也因此,延长石油被当地人自豪地称为“三桶油”之外的“第四桶油”。

改革开放之后,高速发展的中国经济对能源的需求迅速增长,不仅让延长石油迅速做大,也让延安成为陕北一座经济快速腾飞的城市。

“最高峰时,延安的经济曾排到过(陕西)全省第三,那时能源价格高,延安也迎来了井喷式的发展。”延安市一位官员回忆称。

数据显示,在国际油价最高的21世纪初,石油工业对延安经济总量的贡献达70%以上,石油税收对延安的财政贡献更是高达80%以上,彼时延安市的人均财政收入,甚至超过西安,高居陕西省第一。

但也由于这种对石油产业过于依赖的单一经济模式,2014年之后,伴随国际油价过山车般的“跌跌不休”,延长石油深陷困境的同时,延安经济也同样受到不小的影响。

延安市统计局的一份数据显示,2015年上半年,延安市的GDP首次在改革开放之后出现同比下降2.2%的负增长,延安地方财政收入则同比下降7.4%。

转型

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摆脱对石油的依赖,成为此后延安不断努力的重要方向。

“延安不仅是延安人的延安,更是全国人民的延安。延安的建设发展历来备受党中央、国务院和(陕西)省委、省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关注。”延安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占海曾以《关于推动延安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思考》(下称《思考》)为题撰文称,延安的转型升级,要持续做好“有中生新、无中生有”两篇文章,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构建多元支撑、多极增长、链条高端的现代产业体系,在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方面求突破。

突破路径之一,便是转变能源发展方式,从单一开采转变成综合型利用,通过建设煤油气综合利用项目,提高油气资源本地转化率,推进能化产业高端化。

一个被当地津津乐道的例证,便是航空煤油。作为一种用途特殊、事关飞行安全的燃料,航空煤油的质量要求比其他成品油更加严格,也因此,很长一段时期内,整个延安市乃至陕西省,都没有航空油品的技术生产能力,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2016年12月,延长石油集团旗下永坪炼油厂通过优化产业结构,研发出了填补陕西省生产特殊高端油品空白的航空煤油等高端油品。

此外,延安市也加快了综合能源基地发展规划实施的步伐,通过建设石油、煤炭、天然气和煤电“四大基地”,布局航空燃油、聚乙烯、聚丙烯、MDI、TDI、ADI、煤干馏及焦油深度分离、盐化工等高性能化工产品、高端合成材料,不断提高资源就地转化率,产业链也开始由初级生产向中高端加工转化跨越,实现了由低层次粗放加工向沿产业链纵向价值链延伸;由传统单一结构、单一产业链,向集成国内外先进技术、多业多链多品融合的产业生态与绿色发展方向转变。

“伴随着‘稳油、增气、扩煤、兴电、促转化’发展思路和具体路径的实施,延安的现代能源体系基本完备,并基本建成延安综合能源基地。”延安市发改委副主任叶二凹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说,通过实施工业内部结构优化,延安市的能源工业产业链条不断延伸,规模以上工业产品由2015年的31种增加至2020年44种;化工产业产值由2015年8.4亿元增加至2020年的101.5亿元,增长了12.1倍;非能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也由2015年的10.7%增长至2020年的20%左右。

突破路径之二,是推进以“延安苹果”、“洛川苹果”等优质农产品为特色的“3+X”现代农业产业体系,通过扶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和种养大户等新型经营主体,引导更多农民从事农产品加工、流通和营销,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并最终带动全市贫困户脱贫。

48岁的屈万平,是一位身高只有1.1米的脆骨症患者,曾于2014年被当地认定为建档立卡贫困户,但现在,他通过网销,每年能卖出几十万元的苹果,带领全家成功脱贫。

“现在,延安的苹果年产量已经突破了370万吨。”叶二凹说,这也就意味着,全国每10颗苹果中就有1颗产自延安。

叶二凹说,如今,延安市13个县(市、区)全部成为陕西省优质苹果基地县,遍布全市的400万亩苹果,为延安农民提供了60%的经营性收入,甚至在延安市的一些南部县区,当地农民90%的经营性收入来源于苹果产业。

延安的苹果鲜果总产值由2015年的86.2亿元提升到2020年的200.4亿元,增长了2.3倍。全市220多万人口中,近百万人都在从事苹果产业。

如今,当地已经围绕苹果建立起了从标准化种植到分级分选、冷藏冷运的一条完善的产业链,147万多吨冷藏库、110辆冷运车和遍布全国359家品牌直销店,满足了苹果周年供应及冷链配送“全程鲜”。随着网络销售的快速发展,延安苹果真正做到了“一卡在手,吃遍中国都不愁”。

“一斤苹果,经过分级分选能增收0.5元到0.8元;经过冷藏错峰销售,还能再增收0.5元。”当地一位官员介绍说,围绕苹果产业的“后整理”,延安不仅实现了苹果的果品销售,还通过布局果醋、果饮、果酒等精深加工业企业,以及果用物资加工企业,甚至将苹果树枝条、树干、树皮等果园废弃物也都加工为成型燃料、保湿砖、有机肥等,实现了“废物利用”。

突破之三,是围绕红色文化等五大旅游板块,推进旅游产业全域化。

“红色旅游是延安城市旅游的主基调。”马东坡说,也因此,延安旅游产业的发展,第一个便是重点打造以革命故事为核心的红色旅游,并把黄帝文化、黄土风情文化、黄河自然遗产和自然绿色生态等多个旅游板块融合进去,进而奠定延安作为“全国红色旅游首选目的地”、“全国红色培训首选目的地”、“全域旅游示范市”的突出地位。

马东坡告诉记者,这些年,他们推出了人群分众、客户分层等方式,以帮助更多人了解延安,感悟“延安精神”。

马东坡说,虽然2020年,因为疫情,延安的旅游业受到了一些影响,但进入2021年之后,以红色旅游为核心的延安旅游业再度恢复。从2016年到2019年,延安市每年接待游客数量和旅游收入均保持在15%以上的增速,其中,仅2019年一年,延安市就接待游客7308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495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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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十四五期间,我们的计划是,将旅游业打造成为一个千亿级的产业集群。”马东坡说。

“到2025年,(延安)旅游总收入有望突破1000亿元,年旅游接待量有望突破1亿人次,以文旅为代表的文化产业增加值,有望占到延安GDP总量的5%以上。”延安市在“十四五”规划中展望称。

延安市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到,未来五年,延安将围绕建设国家现代能源经济示范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革命文物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国内一流苹果研发生产营销基地“三区一基地”定位,重点在五个方面取得重大进展,以无愧于光荣红土地的业绩,为陕西新时代追赶超越作出延安贡献,为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