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评 论 家 说 ·
镌刻大地的壮阔诗行
——读卢一萍长篇报告文学《扶贫志》
◎王龙
“这么多年之后，我发现自己魂牵梦绕的还是故乡——一片偏远的乡土。因为贫穷，那是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人一心要逃离、摆脱的地方……”读完卢一萍将近40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扶贫志》，后记中的这段文字令我印象十分深刻，心有戚戚之感。
在我看来，这是打开此书的一把重要钥匙：卢一萍既是十八洞村“精准扶贫”的探访者、书写者，也是一位感同身受的观察者、体悟者。这不仅是湘西大地的扶贫故事，也关涉现实生活中的每一个人。因为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根都在乡村，我们的乡愁都寄托在那里。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面对这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力度最强的脱贫攻坚战，100个作家有100种感受和书写方式。但卢一萍最与众不同的一点，可能正如本书中的一节标题所言——“且将他乡作故乡”。
在《扶贫志》中，他不是简单地为老百姓写作，而是作为一位老百姓在写作；不是他选择了这一题材，而是这一题材撞上了他——在创作上，这是一种更为难得的心灵呼应和文学默契。因此，我才深深理解他说过的一句话：“我的根在农村，我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还生活在农村。我不能去糊弄。”
来自乡土、熟悉乡土最终又超越乡土的人生阅历，使卢一萍“知道每一粒粮食来之不易，熟悉每块田地里泥土的厚薄和颜色”，也最终使得本书具备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汉代刘向评《史记》语）的文学特质，使我们读到了一部巨笔微雕“精准扶贫”的百科全书式作品。
《扶贫志》是一场走遍大湘西的扶贫山乡行，全书共分五个篇章，将首倡地的探路者、村干部、扶贫第一书记和扶贫队员、脱贫群众、新乡贤的扶贫故事一一展现。“从大处着眼，从小处入手”，讲述的都是家长里短的凡人小事，但作者的笔触深入了山乡河流的大地理脉，触及了乡土中国的精神纹理，让人真切地感受到“精准扶贫”不仅止于物质层面的发家致富，更需要精神层面的淬火蜕变。
评论家贺绍俊认为《扶贫志》这个书名起得好。“小史掌邦国之志”，“志”意味着特定的文体体裁和书写方向，与人类的坚韧精神密切相关。在我看来，《扶贫志》在同类作品中之所以具有很高的辩识度，就在于卢一萍不仅是在讲述呈现，而是在挖掘反思；不仅描写了物质的脱贫，更致力于表现精神的“脱贫”。
比如作者描写农村留守儿童的现实处境，描写“不患寡而患不均”的集体心理，描写有的农民自私狭隘的种种行为……他客观陈述了乡土中国历尽艰辛的自我成长，也如实反映了亿万农民命运遭际的人性光辉。这是一部广阔农村父老乡亲的集体传记，也是一个伟大时代留下的生动侧影。
从这个意义上说，它的确是当下“山乡巨变”的叙事，也是社会人类学“乡土中国”的续篇；它不仅反映了湘西大地的整体变迁，还有对于人性光辉的生动状写，因此必将具有更长久的文学生命力。
感谢卢一萍捧出这样一部全面反映中国农村巨变的作品，让人们重新燃起对中国乡村的信心、希望与激情，也让我这个久未还乡的游子，看到了一个回得去的故乡，一个值得期待的远方。
· 作 者 自 述 ·
期待它是一部向上之书，光明之作
◎卢一萍
最初确定写《扶贫志》这本书，是脱贫攻坚这个重大的主题吸引了我。这是人类的一个大事，更是国之大事，前所未有。在这之前，作为一个写作者，我对脱贫攻坚除了在新闻上有所了解，其实很少知道其中实情。新闻的特质更多的是报道一件事，而文学可以更好地了解其中的细节，关注到其中的人。
良知或者说是一个写作者的责任感，促使我踏上了湘西的采访之旅。湘西是我希望了解从而理解的一片土地，它与我的老家大巴山有一种近似的境况。在文化上同源，那就是在古代都属于巴文化的范畴。
很多作家都忌讳于用歌颂这个词，我这次写的就是一曲颂歌，一曲普通人在国之大事中所表现出来的奋斗精神的颂歌，他们没有过于灿烂的光辉，也不高大，但他们如河里金沙，十分醒目。
我是一个曾有27年军旅生涯、一直关注农村现状及其变革的写作者，一个特别关注底层人物命运和变化的写作者。我采访的信心也来自于此。一路下来，我看到的当地人精神面貌所发生的变化，印象最深的是他们发自内心的、由衷的笑。
我出身于农村，知道这一张笑脸不容易，这种变化来之不易。我知道这种变化不仅对于我个人、甚至对于我们的国家都是非常珍贵的。这其实就是精准扶贫的结果。
我在农村长大，贫穷是我从小就面临的苦难。我在《扶贫志》后记中用有限的文字进行了描述了做一个农民的不易：
“我是能做每一样农活的，熟悉每块田地里泥土的厚薄和颜色——并非都是黄土，还有暗红、褚色，知道每一粒粮食来之不易。我清楚地记得每次耕种时的辛劳，以及撒下种子后的忧虑——除非收获了，从不敢抱什么希望，一切都得仰仗老天爷给的风、给的雨、给的光，风大了，庄稼倒伏，果实落地；雨多了涝，雨少了旱；阳光不足，收成不好，阳光太烈，赤地千里；以及虫灾、假种子，甚至施肥过多，都可能影响收成，所以，做一个农民，一年四季，日日忧虑，步步惊心，心如汤煮。”
乡亲们的处境我感同身受。正是这种情怀，使我决心在有限的时间内将其尽可能写好。
迄今为止，中国作家中有很大一部分还属于乡土作家、或者说是写乡土的作家——即使是写城市题材的作家，他如果不了解中国的农村，他要把中国的城市生活写得多准确、多深刻，也是令人怀疑的。而现实是，现在绝大多数作家早已进城，对农村已经很陌生。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一些人所写农村即使在“虚构”的层面来讲，也是不准确的。
而虚构对与小说家来说，就是专业层面的问题。不少作家选择去写想象中的农村，三四十年代、五六十年代、七八十年代，这是一种主流。所以，如果从文学作品上来看，中国的农村似乎还停滞在过去。我作为一个写作者，我希望有机会，真正深入其中，了解当下农村的样貌。
这两年脱贫攻坚题材的图书很多，可以说是汗牛充栋。怎么写好它，的确是一个难题。
一，我是用心去写的。我的根在农村，我不能去糊弄。我采访过的每一个人的每一张面孔，去到的每一个村子、每一户人家的样貌，所走过的路，都清晰地留在记忆之中。说句实在话，我自己写完这部作品，都有些麻木了，但读过书的人反馈到我这里，在复述其中的故事时，我倒很感动，好像那本书不是我写的。我舒了一口气，对自己说，还行，没有丢人。
二，我想使这部作品具有文学性，它首先要是一部文学作品，希望能获得读者的认可。用一部文学作品来宣传脱贫攻坚，最好的宣传，就是让一部作品具有更长的生命力。
三，我尽可能地勾勒了农村四十年来的变迁，变化。就是在精准扶贫这个节点上，将时间进行了前推，同时对未来，也即乡村振兴做了展望。
四、十八章也是十八种人生经历，十八种经验、十八种方式，十八种情怀，这些人的人生是励志的，经验和方式是可供借鉴的，情怀是值得尊重的。
文学是人学。精准扶贫说到底，也是为了人，为了亿万农民。人的变化是最重要的，只有人的成功失败，人的贫穷富裕才能准确地反映出农村的巨变。我不仅仅是把湘西的变化报道出来，我要从这里来反映一种“山乡巨变”，同时赋予社会人类学“乡土中国”的田野个案。更要赋予它人的色彩，英雄主义的光辉，文学应有的光芒。
因为是“志”，所以这是一部普通人的列传，一部关于我们的父老乡亲在这个时代的心灵史，一本关于当下农村的小百科全书，本书能让你较为全面真实地了解当下中国农村的巨变。
我希望用真挚诚实的笔触，描绘这场人类从未战胜之敌——贫穷的对决，寻找万千细节，希望能有直抵人心的力量；我期待它是一部向上之书，光明之作，让人重燃中国乡村的信心、希望与激情，把“汔可小康（出自诗经《大雅·民劳》）”的憧憬变为现实，从而让我们都有诗和远方，都有一个回得去的故乡。
编辑 乔雪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