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云：“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明实之理。”一场有意义的辩论，一位有智慧远见的辩手，不仅能够开阔人们的眼界，明辨真理是非，对于国家，对于社会的反思与进步也是一种助益。
而如今的中国，提到辩论，提到辩手，人们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林毅夫和张维迎。他们一个曾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一个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著名的经济学教授。
都是同处于经济学研究的尖端的人物，却对经济学，对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两人围绕国企改革方向进行的“北大交火事件”开始到如今，两个人展开了多次的辩论和隔空对话，每次都是看点十足，火药味十足。
甚至两人在2016年11月份关于“产业政策”展开的辩论被人们誉为“世纪之辩”，一场可以载入中国历史的辩论。那么这段持续了二十余载的“恩怨纠葛”是为哪般，引得无数人瞩目的辩论又在争什么？
分歧之一——关于产业政策的定义
林毅夫和张维迎这场被认为可以载入史册的辩论产生的第一分歧就是关于产业政策的定义问题。在林毅夫眼中的产业政策包含的范围更广，只要是政府机关为了本地区发展所采取的有意识的政策措施就是产业政策。
比如关税，贸易保护开发政策，税收优惠，工业园和进出口加工区，研发工作中的科研补贴，垄断和特许，政府采购及强制规定等等都应该属于产业政策的范围。
而在张维迎看来，林毅夫的观点过于泛泛，没有侧重点，他认为产业政策的尤其体现在两点，一点是“私人干预”，一点是“选择性干预”，对于大众都适用的普遍性政策，例如统一的公司税等不应该属于其中。
那么这两个人的观点究竟谁更加地准确呢？单从他们叙述和论据上来看很难认定，但是结合两人的工作属性和过往经历，我们能够有一个更加准确的判断。
首先就是这位有“侧重点”和“选择性”的张维迎教授，其实他的人生和古代读书人的轨迹很像。
先是在高考中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国家“211”的重点高校西北大学攻读了本科和研究生，后又去世界著名的牛津大学读了博士，后来回国工作，成了80年代备受人们追捧的海归学者。
由于当时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初期，国家对于人才，尤其是从国外留学归来的人才倍加珍惜和看重。归国不久，他就进入了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从事改革的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后来又进入北京大学，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
可以说自他上学开始，所有关于经济学的研究都停留在理论层次，发表的文章和提出的观点也大多为理论的可能性，在可行性方面的含金量并不是很高。
而他的对方辩友林毅夫则恰恰与之相反，除了让人羡慕不已的超高学历和海归光环外，丰富的工作履历和实际工作经验才是他无法让人忽视的优势所在。
不仅担任过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还在全国工商联出任过副主席，是中国191位国务院参事中的一员。
换句话说，在研究政策和理论之外，林毅夫还担任着建议者和决策者的角色，他所提出的很多理论观点都被政府采纳和实践过。相比于张维迎的“标新立异”，他更贴近群众，贴近实际生活。
就如同大家对这两人的定义，张维迎是学者，研究事物发展的可能性；而林毅夫是专家，他看重的事件发展的必然性。因此两个人虽然同处于经济学领域，但是所充当的身份和选择的立场是截然不同的。
张维迎对于产业政策的解读是站在更为理想化和绝对化的角度，不能说是错，而是精准过了度，反而失去了普遍性。林毅夫的观点则是相对市场和国家大环境而言，乍一听可能有诸多的不准确，但是仔细品味就会发现好似也没有更好的观点可以取代。
因此在类似于“产业政策”定义这种学术理念的理解上，搞理论研究的大多跟随张维迎的观点，做实际决策和工作会更偏向林毅夫，两者的高低好坏，放在不同的角度，所呈现的结果自然也不同，所以分歧不断是一种必然状态。
分歧之二——政府对待产业政策的态度
此外，这两个人还就产业政策的成效，政府是否该鼓励“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以及比较优势该如何发挥等进行了辩论与探讨。不过如果经过整合研究后就会发现，两个人争论的这诸多问题的本质，其实就是政府该以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产业政策。
在张维迎的观点中，我们口中所谓的产业政策就是“披着马甲的计划经济”。
甚至他还提出了一个十分新鲜的理论：“无知和无耻理论”，因为在张维迎看来产业政策注定走向失败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人类的无知，一个是人类的无耻。
最主要的，在张维迎的认知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真正企业家，“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绝对不是因为政府相关的政策补贴和优惠，而是为了能够在同行竞争中脱颖而出，谋求更好的发展与未来，政府出不出台产业政策效果不大。
林毅夫的观点刚好相反，在他看来，政府出台产业政策是一件十分必要的事情，今天产业政策的失败不等于产业政策本身的问题，而是在探索实行过程中出现了问题，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过于急功近利，反而起到了“揠苗助长”的效果，不过既然发现了问题，只需要解决这些问题，加以完善改革，它所发挥的效用依旧不容小觑。
而且很多行业的投资门槛很高，例如航天业，如果政府不补贴，那么基本没人会去触碰。若是政府出台相关可以扶持保护它们利益的政策，就会让很多人愿意去尝试，如果有一个人成功吃到了螃蟹，那么就会形成一股风潮。
所以在林毅夫的观点中我们可以看到，产业政策有弊端，但是绝对是利大于弊，政府应该积极地去制定研究，而不是同张维迎所说的那样，干脆放任不管。
这两个观点都有各自的道理，但是非要选择一个去相信，那么无疑还是林毅夫的更让人信服。因为对于企业，尤其是新兴行业来说，这种产业政策的出台不仅意味着可以获得更多的优惠和照顾，还代表了一种国家角度的肯定，让他们看到了发展的希望。
张维迎的观点则过于消极，虽然看似十分地犀利尖锐，但是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来说却未必是好事。毕竟一个积极向上的社会环境才会让人有更高的斗志，只有看到了眼前有森林树木，才愿意相信遥远的地方有更美的风景；如果目之所及皆光裸一片，谁还愿意负重前行。
二十多年他们究竟争了什么？
分析完了这场“世纪之辩”的全部问题观点，我们可以很轻松地透过他们的主张，找出这二十年他们究竟争了什么，其实无非两个词语：“自由市场”和“有为政府”。
上世纪，我们终于作出了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胆决定——改革开放，将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改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让“市场”一词正式走入中国人的视野之内。
相比于计划经济的固化和僵硬，市场经济的活力显然是更大更充足的，短短几十年的时间，中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成功地重启了复兴之路。
“自由的市场”不是错误路线，却不一定适用于今日的中国；“有为的政府”也许会错误不断，但是整体的方向把控一定没有问题。
拿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说，中国的猪肉价格在近两年一度增长到近40元一斤，很多百姓的餐桌都因此素了很多。如果放到以自由市场为主的西方国家，也许猪肉会成为新的奢侈品，也许会因为某个大资本家的操控而让猪肉价格低到零点。
可无论怎样，受伤的永远是民众，前者会致使百姓吃不起肉，后者则让无数养猪和相关产业的人士血本无归。然而在中国，这两种情况都没有出现，在政府有序调节和猪肉投放下，已经连续降了20周的肉价已经渐渐回归到正常水平，养殖户们也在接到国家讯号后及时止损，避免了新一轮的价格翻涌。
其实，这样政府作为的事情有很多，小到菜价，大到投资，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受到了影响。相比于一切靠市场主导，这样有政府参与的经济才是中国时下最需要的。
当然，这也不能完全否定张维迎的观点，因为无论是他，林毅夫还是其他的学者专家抑或是政府，都是在探讨，在摸索中不断改进观点决策，不断地寻求更好的发展理念与方向。
只要时代在发展，国家在前进，林毅夫和张维迎的辩论就不会休止，他们的分歧就会不断产生，不过这正是我们乐见其成，愿意看到的。
因为他们的辩论，他的争执，不仅是个人学术观点的碰撞，更是人类对于社会，对于生活现状的一种探究与反省。我们愿意欣赏百花齐放的绚烂春日，也愿意聆听百家争鸣的时代之音，因为时间会证明一切，会给出最恰当也最适合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