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点名”，广州“报到”。
城市人口的悬念，在5月15日清晨揭晓：《广东省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显示，广东常住人口总量超千万的城市达到三个，分别是广州（1868万人）、深圳（1756万人）和东莞（1047万）。
人口对于城市建设发展和国民经济演进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七人普”中，几项看似“不起眼”的数据，却能影响整个城市未来的规划走向。聚焦广州各项人口数据，它们分别传递出什么信号？
常住人口增加598万人
让流动人口转为常住人口先要做好城市治理
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广州市常住人口增长了5975805人；十年人口增长率为47.05%。十年间的人口增幅，相当于一个特大城市的城区常住人口总量。
十年间，广州在全国常住人口增速最快的广东省（十年增加约2171万人）中，增数居全省第二，仅次于深圳的常住人口增量714万。
人们“用脚投票”展现了城市发展的竞争力。广州不断加快人口集聚的背后，实质上也是在抢占发展的先机。广州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经济增长速度及总量走在全省前列，并依靠优越的区位优势、开放宽松的政策环境不断吸引大量的流动人口。
结合2020年广州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披露的“实际管理服务人口”数据——广州地区包括常住人口在内的实际服务管理人口数量超过2200万，其中涵盖了数百万在本地“临时驻足”的人口数量。这类人群长期留穗，将有潜力转化为“常住人口”。
浩浩荡荡的人流大潮，不只是个体的合集。人聚则财兴，广东省委党校原副校长陈鸿宇提醒，尝到人口带来的发展“甜头”之前，城市首要面对的是治理问题。广州应当想办法让流动人口逐渐转化为常住人口，首要的就是考虑就业。
“要发挥这部分人的潜力，使他们成为城市的主人。除了提供服务，还要安排就业机会，把这部分人的就业状况纳入统计。”陈鸿宇指出。
占全省人口比重14.82%
“都市圈时代”将放大中心城市的优势与挑战
广州市常住人口占全省人口的比重，从2010年的12.17%，上升到了当前的14.82%。虽然只有2.65个百分点的变动，但考虑到庞大的人口基础，这个比例已属可观。
人口占比提升的城市，并不是只有广州。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珠三角核心区（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和肇庆等9市）人口所占比重上升8.04个百分点。
“人口进一步向珠三角城市群和都市圈集聚。”广东省统计局党组书记、局长杨新洪分析指出，与2010年相比，全省常住人口增加超100万人的市有深圳、广州、佛山、东莞、惠州和中山等6市，它们的常住人口增量占同期全省常住人口增幅的94.00%。
一方面，城市的“抢人”呈现出马太效应，地区经济愈发达、人口基数愈大的城市，人口增量愈可观。另一方面，城市增量的统计显示，过去城市间的单量比较，已经上升为城市群、都市圈、经济带之间的比较。
“未来不是某个城市的竞争力问题，而是城市群、都市圈的竞争。”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表示。尽管是城市群的竞争，但中心城市在引领都市圈发展方面的作用不可忽视。“都市圈时代”甚至可能会放大中心城市对周边地区的人口虹吸效应。
随着区域间城市发展关系越发紧密，市际人口流动也将加大，这将影响人口分布格局。此时，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将是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的题中之义。
人口性别比为111.98
改善性别结构需要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
全省21个市中，人口性别比（以女性为100，男性对女性的比例）在110以上的市有7个，在105—110之间的市有8个，在105以下的市有6个。广州市的人口性别比为111.98，低于全省平均水平（113.08），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05.07）6.91个百分点。
正常情况下，每出生100个女孩，相应会出生103—107个男孩。由于男孩的死亡率高于女孩，到了婚育年龄，男女数量趋于均等。因此，联合国设定的正常值为103—107。
以广州市常住人口作为基数计算，全市的男性比女性多出了200多万人。
杨新洪介绍，就全省而言，广东常住人口性别比升高主要是受外省流入人口性别比偏高的影响，全省有近一半地市的外省流入人口性别比超过140以上，且外省流入人口占全省常住人口比重继续上升。
目前，2020年的广州户籍人口和外省流入人口性别比具体值尚未公布。但参考近年来广州市户籍人口数的有关情况可知，全市性别比自2010年（102.98）以来呈持续下降趋势，2019年该项数据已降至99.20。据此，广州本地户籍甚至呈现出“男比女少”的态势。
结合广州的发展特点，目前本地常住人口性别不平衡状态（男性远多于女性）与外来人员的性别结构冲击不无关联。作为制造业大市，广州的产业结构会对性别结构施以影响，具体表现就是对男性劳动力需求的加大。
在此情况下，广州需要考虑实现性别比的动态平衡。除了从立法、政策等制度层面进行引导外，也应持续优化产业发展态势，加快建设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强市，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当然，性别结构治理是一盘“大棋局”，使之合理发展仍需卫健、药监、公安等部门的通力合作。
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7.82%
应对“老龄化”也应做好社会资源配置
国家定调，老龄化已成为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的基本国情。那么，广州开始老龄化了吗？
联合国对于“老龄化”的界定，传统标准是：一个地区60岁以上老人达到总人口的10%，新标准是：65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的7%，即该地区视为进入老龄化社会。
60岁及以上老人占比达11.41%，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为7.82%。无论是按传统标准还是新标准衡量，本次统计数据都表明：广州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
与之相对的是，广州0—14岁人口占比并不高。放眼全省，这项数据仅东莞（13.12%）比广州（13.87%）低。中青年群体，广州15—59岁之间的人士占比达74.72%。
2020年全市人口统计详细信息尚未出炉，参考2019年广州户籍人口年龄构成可知，全市户籍人口中18岁以下、18—60岁、60岁以上群体的人数占比，分别为20.73%、60.87%、18.4%。综合上述数据，庞大外籍人口的汇入，较大改变了广州常住人口的年龄构成。
在情况下，广州的人口结构变化传递了以下信号：
首先，外来人口以中青年群体为主，这部分人群的占比是唯一提升的。外来人员的到来极大延缓了广州市人口老龄化进程，同时为广州发展延续着“人口红利”。
其次，外来人口中“扶老携幼”“拖家带口”而来的群体并非主流。他们大多是独自来穗工作生活，缺少代际关系的依附。这或许与广州地区生活、抚育成本相对高昂有关。
此外，广州一方面需要面对劳动年龄人口老化、人口老龄化加速来临等风险挑战，另一方面也要应对大量外籍劳动力带来的人口与社会资源配置、人口与自然资源开发等矛盾。
解决人口均衡化发展问题，留给广州的时间不多了。
2.73万人/10万人、11.61年
教育新体系将助力人口优势转为人才优势
老龄化造成了“人口红利”的衰减，但并不意味着“人才红利”的同步消解。在广东省科学院学科带头人、俄罗斯工程院外籍院士庄巍看来：“近年来可以明显感到科技人口的红利在增长，尤其是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率越来越高，未来肯定有一批人才红利的到来。”
如何衡量“人才红利”的多寡，指标之一就是受教育情况。目前，深圳每10万人大专及以上学历比例（约2.88万人），已经超过广州（约2.73万人）位居广东省第一位。1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广州（11.61）同样位居全省第二，落后深圳（11.86）。
人才是第一资源，受教育年限及高学历人群的数量，对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广州是华南地区教育重镇，拥有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一批国际知名高校。因此，广州的受教育人口数据位于全省前列。
也应看到，随着近年来全国各地区引才力度的加大，人才具有鲜明的地域流动特征。这也是深圳的高校院所资源相比广州有限，而受教育人口的数据却更可观的重要原因。
说到底，学校已非“栓”住人才、提升受教育人口比例的唯一要素。地区发展环境、城市对人才的友好程度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人才的走向。
此外，广州外来人员数量的增多，也意味着相应的教育水平应当跟上。提升受教育人口的有关数据至少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外来人员或其子女在广州应有条件接受合格的教育，二是来穗常住人员本身具有一定的学历水准。
“十四五”期间，广州提出构建“公平卓越、活力创新、开放包容”的教育新体系，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示范城市。此举将助力广州积累人力资本，使人口优势转化为人才优势。
【南方+记者】李鹏程
【作者】 李鹏程
【来源】 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南方+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