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震惊中外的杭州杀妻分尸案将开庭审理，这场全民大讨论“来女士去哪儿了”终将落下帷幕！
2020年7月7日，杭州市江干区三堡北苑小区发生一起女子失踪案。报案人是女子丈夫，称7月6日清晨发现妻子失踪。
警方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查监控，监控找不到线索；
用警犬，警犬闻不出味道；
把整个小区和小区隔壁的景观河地毯式搜索后，依然没有头绪。
直到7月23日，民警从臭秽的化粪池找到失踪女士来惠利的人体组织，初步判断来惠利可能遇害。
就这样，一场扑朔迷离的“杀妻”案缓缓展开。围绕此案，有很多尚无定论的关注点。
我们常听到新闻里说：“某某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证据没有经过查证属实，或者证据数量不足以得出确定结论，人民法院是不可以进行有罪判决的。
但过去的实践中，发生过一些冤假错案：法院没有收集到确实、充分的证据，因为某些原因，草草定罪。
而这些原因之一，就是案发现场“似乎”只有被告人和被害人，或者唯一的犯罪嫌疑人就是被告人。
1995年4月25日，河北省鹿泉县人聂树斌因故意杀人、强奸妇女被判处死刑，剥夺终身政治权利，同年4月27日被执行死刑。
在侦察过程中，聂树斌似乎被公安机关刑讯逼供，其供词反复变化，一会又说自己杀了人，一会又说自己没杀人。
聂树斌所谓的作案具体日期、作案工具来源、被害人死亡事件和死亡原因等关键事实均无法确定。而当时原判定案的主要依据仅仅是，聂树斌的认罪供述与其他证据一致。
目前根据公开披露的新闻，公安机关并未披露到除许国利被告人陈述以外的其他关键证据。这也是大家很关心的地方。
如果真的是许国利杀的，他是在哪里杀的，为何躲过警犬的追踪？他是如何“骨肉分离”地分尸，为何没有留下丝毫痕迹？除了他本人承认自己杀了妻子，还有其他证据证明他是杀人犯吗？
希望今天的庭审能披露更多的信息，也希望聂树斌案不会重演。
在很多人看来，被害人由于遭受了犯罪行为的侵犯，因而是最悲惨的，也是最需要同情和保护的，被告人在进入法庭之前，早已成为民众心中的“恶魔”。
然而，保护被告人的权利实际上是保护我们每一个人的权利。因为每一个人，即使是最诚实的、最善良的人，也可能会面临着国家的刑事指控而成为被告人，甚至可能成为司法部门的受害者。
罗翔老师曾说：“刑法不仅要保护被害人，也要保护犯罪人；不仅要面对犯罪人以保护国家，也要面对国家保护犯罪人。”
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手段极容易侵犯被告人的合法权利。许多冤假错案就是来源于被告人权利保障体系的不健全。
再回到聂树斌案。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对聂树斌案再审公开宣判，宣告撤销原审判决，改判聂树斌无罪。
翻案的关键在哪里呢？第一，是王书金的主动投案。第二，是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聂树斌在刑侦过程中的询问笔录、重要书证丢失，聂树斌疑似被刑讯逼供，其认罪供述的真实性存在重大疑问，供证一致的可靠性明显不足。
近年来，我国在保障被告人权利方面，付出了诸多努力。随着刑事诉讼法的不断完善，被告人拥有辩护权、控告权、律师帮助权、申请回避权等权利。同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也使得许多冤假错案能在多年后被推翻。
希望许国利的权利能得到充分保障。
如果人民法院掌握了作案地点、作案工具、作案手段等关键事实，且与被告人许国利供述一致的话，许国利将会以故意杀人罪被判刑，由于手段特别残忍恶劣，情节特别严重，不排除直接判处死刑。
但是目前还有一个问题，许国利与来女士还有一个未成年女儿。
现在母亲已死，父亲如果被判死刑或者无期徒刑，可想而知，这个孩子将会遭受多大的心理压力与人生痛苦。
但如果人民法院并没有掌握这些关键事实，很可能以无罪处理。
杀人，无非有以下几个原因：为仇，为恨，为财，为权等。
但从目前披露的情况来看，许国利与爱人之间并无多少深仇大恨。二人财产状况也很一般，也不存在“杀妻骗保”的可能，所以我们很难理解，为何许国利要对枕边人下手，且经过了长期谋划和缜密设计。
如果感情破裂，可以离婚分手，为何要痛下杀手，也自绝自己的后路。
愿天下少一些伤害，让刑法本上布满厚厚的灰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