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文明的消失与后羿代夏：从考古学家王巍的观点说起

今年（2021年）3月31日，新华网刊发了一篇对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先生的采访文章，题为《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如何判断三星堆和域外文化的联系》。王巍先生在采访中称：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神树实际上是中国古代神话的天有十日，（与）建木以及后羿射日恰相吻合，说明当时蜀地也流行这个神话，这也是“一体”的证据。[1]

新华网报道截图

笔者赞同王巍先生认为三星堆神树与“天有十日”神话、建木神话、“后羿射日”神话相吻合的观点。天有十日的神话，造就了中国独具特色的“天干”文化。十日神话、建木神话均载于我国最古老的典籍之一《山海经》，在后来出土于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的帛画[2]以及大量的古代文献中，有关太阳神鸟、后羿射日的故事均在反复出现，这就有力地证明了三星堆青铜神树是代表着中华文明具有连续性特征的典型器物之一。同时，三星堆遗址出土了大量含有龙造型及龙图案的各类器物，这同样也说明，三星堆拥有中华文明的身份是通过三星堆文物自身就可以证明的事实。

三星堆三号坑出土龙形器尊（图：封面新闻）

三星堆遗址出土有多株青铜神树。其中著名的一号青铜大神树（K2②：94）“残高396厘米，分树座、树杆、三层树枝及九只鸟和一条龙组成”，[3]是世界最早、树株最高的青铜树，2002年被列入我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的文物名单。陈显丹[4]、陈德安[5]、段渝[6]、林向[7]、孙华[8]、徐朝龙[9]等学者先后对该件器物进行过研究，均肯定了青铜神树与《山海经》中的“神树”具有密切联系。在《山海经》中，神树是作为神话之物而存在的。三星堆青铜神树的出现，也证明了神话材料并非是历史研究应该摒除的对象，而是需要从文化学、宗教学角度进行重新认识的对象。

三星堆一号青铜神树

在三星堆青铜神树身上，十日神话、建木神话是结合在一起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三星堆文化出现之前，类似太阳神鸟的题材虽然见于河姆渡文化、庙底沟文化，但神树类文物甚至图案一直不见于中原地区。因此，如果像王巍先生说三星堆青铜神树是中华文明“一体”的证据，那么，在三星堆文化存在的年代里，这个所谓的“一体”之中心恐怕也应该在三星堆，这与王巍先生一再强调的三星堆受中原王朝影响的论调明显不相契合。就此而言，三星堆对于中国古史重建的意义不言而喻。

河姆渡出土双鸟碟形器

王巍先生提到了“后羿射日”神话与青铜神树吻合，据笔者所知，更早提出这个观点的是德国学者郭乐知（Roger Goepper）。[10]我们知道，《左传·襄公四年》魏绛在引用《夏训》时就谈到“后羿代夏”的历史事件[11]；同时，《归藏》有“后羿射日”的记载。[12]基于《史记》的三代框架，许多学者认为历史上存在两个不同的后羿。[13]

后羿射日（潘絜兹画）

然而，在屈原的《天问》中，既出现了射日之羿，也出现了代夏之羿，且看不出屈原视其为二人，这说明我们并不能排除所谓两羿实为一人。进一步去读《山海经》我们还会发现，《山海经》虽然提到后羿，提到“十日”，提到后羿除害，却并没有把后羿与“十日”联系起来。并且我们知道，夏王朝有崇拜太阳的文化，比如夏桀就曾自比为日，并以十干之“癸”为名。因此，真实的情况很可能是，“后羿射日”神话就是“后羿代夏”这一历史事件的另一版本。

彝族射日英雄支格阿龙

值得注意的是，与“后羿射日”相近的射日传说普遍存在于我国少数民族之中。据贵州师范大学张勤教授统计，中国至少有彝、苗、土家、侗、景颇、佤、阿昌、高山、哈尼等二十五个民族有射日传说；[14]另据杨原芳统计，我国拥有“射日神话”的民族有31个，其中25个民族分布于西南地区。在这25个民族中，尤以彝族、苗族内部流传最广。[15]这种情况暗示我们，“后羿射日”神话极可能形成于我国西南地区，这与青铜神树正好出现于西南地区的三星堆遗址恐怕不是巧合。

如果说三星堆神树反映了“后羿射日”神话，而“后羿射日”神话又是由“后羿代夏”这一历史事件演化而来的，那么，我们必然就可以推出这样一个结论：三星堆文化与中国人一直在寻找的夏文化有密切联系。

笔者曾引用清华简《楚居》、郭店简《穷达以时》以季连、皋陶为盘庚、武丁时期人物的记载以及“禹出西羌”等大量材料指出，夏与商应是并行存在的两个政权，三星堆就是我们在寻找的夏王朝（具体见《广汉三星堆、成都金沙为夏文化说的22条证据》 ），而青铜神树与后羿的联系，无疑为这个观点提供了进一步的佐证。

左传文盛堂藏本

值得注意的是，《左传》明确记载，后羿是入据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的，这说明夏族的王都其实就叫穷石。“穷石”与“穷桑”古音相近，而穷桑在《归藏》、《楚辞》等先秦文献中也被称为“空桑”。按《国语·鲁语上》记载，颛顼为夏人之祖；而《吕氏春秋·古乐》又记载，空桑为颛顼称帝之所，这说明从颛顼直到后羿，夏人的国都其实一直在空桑。

颛顼出生于蜀地若水。那么，“空桑”这个在汉语文献中出现的名称又是否可以从蜀地文献中找到线索呢？《华阳国志·蜀志》记载，杜宇“移治郫邑，或治瞿上”。[16]《路史·前纪·蜀山氏》：“蚕从纵目，王瞿上。”[17]瞿上即三星堆古城，庄巨川、林法仁《瞿上新探》和徐朝龙《“瞿上”再考》二文已作考证[18]，此不赘言。从古音比较看，瞿字为群母鱼部，空字为溪母冬部，群溪旁纽，鱼冬旁对转，古音可通。又上字为书母阳部，桑字为心母阳部，书心邻纽，阳部叠韵，亦可相通。可见，“瞿上”和“空桑”很可能就是同一语音的不同译写。

许慎《说文解字》说：“瞿，鹰隼之视也。从隹从䀠，䀠亦声。”[19]许慎以鹰视训瞿，此说颇合于古蜀文化。鹰被视为百鸟之王。三星堆出土了大量含鸟元素的文物，如鸟形铜铃、铜鸡、铜人首鸟身像等；同时也出土了一件形体较大的青铜鹰头（K2②：141），其“口缝及眼珠周围绘朱色。横径19.6厘米，纵径38.8厘米，通高40厘米。”[20]

三星堆出土青铜鹰头

值得注意的是，在西南少数民族中，藏族、彝族、土家族、纳西族等许多少数民族均把鹰视为神禽。根据民族学家马长寿的调查，绰斯甲土司、瓦寺土司、巴底土司等嘉绒诸部都有祖先出自琼部的传说。[21]这里的“琼”，在嘉绒语中读作tɕon，敦煌古藏文写卷作Khyung，古代汉语文献一般译作“邛”。据西南民族大学教授同美的研究，邛鸟的原型即现实生活中的鹰、雕之属[22]。从汉语上古音来看，瞿、邛二字为双声旁对转，发音也极为相近。

丹巴的嘉绒碉楼（图：naic）

马长寿认为，嘉绒源自汉之冉駹，其说可信。在今嘉绒藏族聚居的马尔康、丹巴、金川地区广泛分布着耸入云天的碉楼；[23]其中的丹巴更有“千碉之国”的美誉。碉楼在古代汉语文献中称为邛笼。《后汉书》卷86《南蛮西南夷列传》说：

（冉駹夷）依山居止，累石为室，高者至十余丈，为邛笼。

李贤注“邛笼”条云：“今彼土夷人呼为‘雕’也。”[24]雕的叫法出自夷人，即今彝语支族群，如今大方彝语呼“鹰”为“ta13”，南涧彝语呼为“a55dʑy55”，此正可视为对“邛”的转译。这说明邛人拥有的鹰雕崇拜确实渊源有自，并与三星堆的考古材料相合。

根据四川大学石硕教授的田野调查，西藏山南地区居民称碉楼为“琼仓”（Khyung-tshang），“仓”（tshang）指住所，[25]也有家庭、家族、氏族的意思。因此，“琼仓”（Khyung-tshang）也可译为邛族、邛氏或者崇拜神鸟“邛”（Khyung）的人家。如《贤者喜宴·噶玛噶仓》记载，噶玛噶举派红帽系第四世活佛却吉扎巴益西贝桑波在恰隆静修室修行二十日后，“来到了僧人处，独自笑着扎起六个顶髻，每位施主各自将琼仓（Khyung-tshang）大块土地敬献出来。”[26]

丹巴嘉绒藏族（图：四川新闻网）

值得注意的是，“瞿上”一词，音颇合于藏文Khyung-tshang；若果如是，则瞿上即为“邛族”音译，其义为鸟族。又《华阳国志·蜀志》说：“汶山曰夷，南中曰昆明，汉嘉、越嶲曰筰，蜀曰邛，皆夷种也。”[27]蜀自为秦灭以后，就不断有外来人口徙入蜀中，然常璩仍言“蜀曰邛”，表明晋时蜀郡邛人尤甚多。

总之，三星堆古城即《华阳国志》的“瞿上”，亦即古代汉语文献中的“空桑”或称“穷石”，这一观点放到民族学、考古学、文献史学等多方面的材料中来考察具有逻辑自洽性。

公元前780年（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父发出周室将亡的谶语，说：

周室将亡矣！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烝，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实震，是阳失其所而镇阴也。阳失而在阴，川源必塞；源塞，国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也。水土无所演，民乏财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夫国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28]

伯阳父的话表明，“伊洛竭”缘于因地震引起的山崩而致河水被阻断。夏末的地震事件，于古书多可观其端绪。《太平御览》卷880引《竹书纪年》云：“夏桀末年，社坼裂，其年为汤所放。”[29]“其年为汤所放”六字，疑为注文衍入。“社坼裂”之状，殆因地震所致。《尸子》有这样一段文字，堪为夏末地震的极佳描绘：

昔夏桀之时，至德灭而不扬，帝道掩而不兴，容台振而掩覆，犬群而入泉，彘衔薮而席隩，美人婢首墨面而不容，曼声吞炭内闭而不歌，飞鸟铩翼，走兽决蹄，山无峻干，泽无佳水。[30]

在《国语》中，提到的夏末地震事件的标志性地理名称有“伊洛”，而另一些文献则提到了“瞿山”。如董斯张《广博物志》卷五引《古今五行记》说：

夏桀末年，瞿山地陷，一夕为大泽，深九丈。其年为汤所放。[31]

《古今五行记》为唐窦维鋈在隋萧吉《五行记》基础上扩充写成的兆应之书，其材料多采自古书。《太公金匮》云：

夏桀之时，以十月发民，凿山穿陵，通于河。民谏曰：“孟冬凿山穿陵，是泄天气，发地之藏。天子失道，后必有败。”桀杀之。期年，岑山崩，为大泽。[32]

类似的记载也见于《六韬》云：

桀时有瞿山之地，桀十月凿山陵，通之于河。民有谏者曰：‘冬凿地穿山，是发天之阴，泄山之气，天子后必败。’桀以妖言杀之。[33]

这条材料不见于《六韬》传本，而与敦煌写本《六韬》残卷（伯3454）颇合，其文云：

桀之时【人】，瞿山之地水起，桀当十月凿穿山陵，通之于河。民有谏者死：“冬凿地穿山，通之于河，是发天之阴，泄地之气，天子失道，后必有败。”桀以为妖言而杀之。岑山之民相谓：“是自其命也。”后三年，瞿山崩，及为大泽，水深九尺。[34]

《说文·山部》云：“岑，山小而高。”《六韬》残卷和《太公金匮》所称的岑山应即山陵崩陷后形成的堰塞体，所称之瞿山水起应即堰塞湖崩决后形成的洪水。从上面的记载可以看出夏代末年这次洪水事件的大致脉络：当时，因地震导致瞿山崩塌，阻断河流，形成了堰塞湖。随后，夏桀准备派人开凿堰塞体，结果遭到阴家的谏阻。夏桀杀掉了劝谏者，毅然掘开堰塞体，随之引发大洪水。从语言材料来看，瞿山和上文提到的“瞿上”是相呼应的；从地理空间看，三星堆地区发生这类灾害的可能性也要比二里头一带大得多。

汶川地震纪念碑

实际上，类似事件在近百年的四川地区就多次发生过。比如，2008年的“5·12”的汶川大地震，当时因山体崩塌造成湔水阻断而形成的唐家山堰塞湖蓄水量达到了一亿立方米。根据中科院的测算，一亿立方米的洪水量足以吞噬一座50万到100万人口的中型城市。而唐家山堰塞湖的下游不远就是当时的北川县城，可见当时情况之危急。然而，由于抢险设备无法进入堰塞湖险区施工，后来不能不动用从俄罗斯租借的米格-26大型直升机来空运挖掘机进入施工现场，进行开掘导流渠的作业。即使是在如此干预的情况下，最后因泄洪产生的洪水仍然达到了百年一遇的规模，[35]造成后来的北川县城不得不整体迁移。

唐家山堰塞湖处置方安案（来源：gov）

2008年的汶川地震，由于有国家的强力干预，极大地减少了人民群众因地震及其次生灾害带来的损失。而1933年8月同样发生在岷山地区的叠溪大地震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叠溪大地震的震级是7.5级，因地震直接造成的人员死亡超过6800人。这次地震同样出现了山体崩落，岷江被断，江水倒流的情况。大地震后的第45天，即1933年10月9日，叠溪堰塞湖决口，洪峰以四丈高的水头涌进灌县，直扫成都平原，结果茂县、汶川、崇宁、郫县、温江、双流、崇庆、新都等大量地区遭受巨灾。根据常隆庆和灌县水利研究会的资料，茂县、理县、汶川、县等地被洪水吞没2510余人和牲畜4485头（只），冲毁房屋6900多处和农田7700余亩，损毁食200多万斤。[36]

1959年，徐旭生发表了著名的《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提出寻找夏文化应特别注意两个地区，一是豫西地区的“洛阳平原及其附近，尤其是颍水从的上游登封、禹县地带”，一是晋南的“汾水下游（大约自霍山）一带”。[37]这篇文章被后来持“二里头夏都说”的学者视为经典，包括提出“二里头夏都说”的中坚人物邹衡就深受这篇文章影响。[38]然而，令人感到诧异的是，徐老这篇文章在分析夏族活动区域时直接把“禹出西羌”的这条关键材料给排除了。

二里头遗址

1960年，徐老在新发表的《略谈研究夏文化的问题》谈到了他排除“禹出西羌”这条材料的原因。一方面，他承认司马迁的“禹兴于西羌”和扬雄的“禹生于石纽”（今四川北川县北）的说法是西汉旧说，但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四川绝不能有洪水”，因此他便判断蜀地与夏族没有直接的关联。[39]显然，我们通过对《国语》、《六韬》等文献材料的考察，以及对汶川大地震、叠溪大地震的回顾，可以看出徐老的这一判断是缺乏说服力的。

《国语》记载的夏代末年发生地震的情况，在四川地区发生的可能性要比豫西地区高得多。三星堆青铜神树与“后羿射日”的联系，“后羿射日”与“后羿代夏”的联系，同样把夏王都指向了三星堆遗址。三星堆遗址所在地广汉古称“雒城”，其所临江水有洛水、有雁江，可能是《国语》中所指的伊洛水，这个观点笔者曾在《二里头和三星堆，谁是真夏都？试从历史地理学和历史语言学一解》中提及，兹不赘。

楚居（《清华简》第一册）

更为重要的是，清华简《楚居》中的季连生活在盘庚、武丁时期，[40]郭店简《穷达以时》也称皋陶生活在武丁时期，[41]而我们知道大禹的生活年代与季连、皋陶相当，这无疑也说明在战国人的观念中，夏与商是并行存在的。同时，《楚居》的这一记载与《史记·楚世家》的记载大相径庭，但却与《史记》的史源材料《帝系》一致。这样，我们就可以发现，《楚居》、《穷达以时》、《帝系》这三条先秦史料都共同指向了一种情况，大禹在武丁时期仍然活着，而这一时期正是三星堆文化最强盛的时期。

前文我们提到，从颛顼到后羿时期，夏都均为空桑。这个说法看上去与《史记》把大禹作为夏王朝的开端有所不同。然而，在先秦文献中，《墨子》视虞夏为一代，《左传》把《尚书》中的《尧典》、《大禹谟》均称为《夏书》，《左传·昭公元年》又称高辛氏迁实沈于大夏，《左传·后序》等称《竹书纪年》记事以夏为开端，但《竹书纪年》中却记载了黄帝、颛顼、尧、舜的内容，这都说明先秦人观念中的夏和司马迁笔下经过了“整齐世传”后出现的“夏”确实很不相同。具体说，先秦人观念中的夏乃是始于黄帝，终于后羿代夏。先秦人观念中的夏终于桀，《史记》也把桀作为夏之末王，但是，考察先秦文献我们发现，与夏桀有关的大量地名和事迹同样与舜有关，比如苍梧、鸣条、历山、制陶等。如果联系到《墨子》把虞夏视为一代这个事实，显然这其间的研究空间非常大。

司马迁像

学者们在殷墟甲骨文中没有发现“夏”字，也没有发现当时的商人有自视为夏王朝继承人的现象。美国学者贝格莱（Robert W· Bageley）在考察三星堆、殷墟、盘龙城、大洋洲、郑州商城、二里头等考古文化的关系时指出，三星堆遗址的出现打破了殷墟是当时中国唯一文明的固有看法，并因此提出了对夏商关系的新解释。他认为：“夏王朝只是早周统治者虚构的历史用来将他们自己征商的行为合法化。”[42]

根据逯宏的研究，殷人祭祀成汤的甲骨材料在殷墟卜辞的数量上并无绝对优势。通过统计《甲骨文合集》及《补编》、《小屯南地甲骨文》、《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和《英国所藏甲骨集》来观察殷人祭祀其先祖所使用的祭品数量，可以肯定商汤有较高的地位，但也并非“冠绝一代”。此前，王玉哲教授在研究《汤誓》时曾指出，夏商为平等关系而非君臣关系。据此，逯宏认为“商汤伐纣”是武王克商后为了博取殷商遗民的好感并为建立政权的“合法性”而进行的“重新建构”。[43] 这一观点与贝格莱相似，不同之处在于逯宏并没有否定夏的存在。

然而，随着我们发现先秦时代的“夏”与《史记》“夏”存在重大区别，那么，我们也可以发现，商汤所伐的夏未必存在于后杼中兴之后。更大的可能性是，所谓的“成汤伐夏”只是“后羿代夏”的一个翻版说法。关于这个问题，笔者在《广汉三星堆遗址、成都金沙遗址为夏文化的22条证据 》）已略作论说，待以后再进行申论，此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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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周佳苗：《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如何判断三星堆和域外文化的联系？》，《新华网》2021年3月31日。

[2] 湖南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文物编辑委员会：《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发掘简报》，北京：文物出版出版社，1972年。

[3]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编：《三星堆出土文物全记录：青铜器》，第212页。

[4] 陈显丹：《广汉三星堆一、二号坑两个问题的探讨》，《文物》1989年第5期。

[5] 陈德安：《三星堆：古蜀王国的圣地》，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

[6] 屈小强，李殿元，段渝主编：《三星堆文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91页。

[7] 林向：《中国西南地区出土的青铜树研究：从三星堆青铜树说起》，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编：《铜鼓和青铜文化研究》，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

[8] 孙华：《四川盆地的青铜时代》，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509-512页。

[9] 〔日〕西江清高等著，徐天进等译：《扶桑与若木》，成都：巴蜀书社，2001年，第208页。

[10] （德）郭乐知：《古老的中国》，（德）罗泰主编：《奇异的凸目》，成都：巴蜀书社，2003年，第242页。

[11]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1933页。

[12] 《山海经·海外东经》郭璞注引。

[13] 董治安：《从上古神话到历史传说：谈羿和后羿故事的演变》，《山东大学学报》陈元胜：《屈赋中的羿夷羿辨》，《学术月刊》1993年第12期。叶正渤：《后羿传说源流传》，《东南文化》1994年第6期。鲁刚：《论羿和后羿》，《求是学刊》2003年第6期。

[14] 张勤：《中国少数民族射日神话类型与分布研究——67篇神话及异文射日母题初步分析》，《贵州师范大学》2008年第2期。

[15] 杨原芳：《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射日神话之母类型研究》，云南大学硕士论文，2012年，第3页。

[16] 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18页。

[17] （宋）罗泌：《路史》，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23页。

[18] 庄巨川、林法仁：《瞿上新探》，《巴蜀历史·民族·考古·文化》，成都：巴蜀书社，1991年，第61-67页；徐朝龙：《“瞿上”再考》，《三星堆与巴蜀文化》，成都：巴蜀书社，1993年，第275-284页。

[19] 丁福保编纂：《说文解字诂林》，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4129页。

[20]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编：《三星堆出土文物全记录：青铜器》，成都：天地出版社，2009年。

[21] 马长寿：《嘉民族社会史》，《马长寿民族学论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34-142页。

戎

[22] 同美：《神鸟、象雄与嘉绒》，《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第87页。

[23] 石硕、刘俊波：《青藏高原碉楼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四川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温泉：《西南彝族传统聚落与建筑研究》，重庆大学博士论文，2015年，第162-165页。

[24] 《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858页。

[25] 石硕：《“邛笼”的解读》，《民族研究》2010年第6期。

[26] 巴卧·祖拉陈瓦：《〈贤者喜宴——噶玛噶仓〉译注》（十六），周润年、张屹译，《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13年第5期，第54页。

[27] 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10页。

[28] 《国语·周语下》。

[29] （宋）李昉编纂：《太平御览》第八册，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65页。

[30] 《太平御览》卷八十二。

[31] （明）董斯张：《广博物志》，长沙：岳麓书社，1991年影印本，第119页。

[32] 《艺文类聚》卷三。

[33] 《太平御览》卷八十二《皇王部》。

[34] 王重民原编，黄永武新编：《敦煌古籍叙录新编》（八），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年，第30页。

[35] 《唐家山堰塞湖抢险人员撤离，洪水漫向北川曲山镇》，《新华网》2008年6月10日。曾佑忠，王永生：《唐家山洪水漫进北川县，泄洪流量达百年一遇》，《法制晚报》2008年6月10日。

[36] 江在雄，徐吉廷，李天华：《1933年叠溪地震洪水及1986年岷江水患》，《灾害学》1989年第4期。。

[37] 徐旭生：《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考古》1959年第11期。

[38] 张立东，任飞编著：《手铲释天书》，郑州：大象出版社，2001年，第54页。

[39] 徐旭生：《略谈研究夏文化的问题》，《新建设》1960年第3期。

[40] 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上海：中西书局，2010年，第181页。

[41] 徐在国：《释“咎繇”》，《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9年第3期，第36页。

[42] Robert W. Bageley, Changjiang bronzes and shang archaeology.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lloquium on Chinese Art History 1991, Antiquities Part 1:214-55.Taipei:National Palace Museum. 此文中译本收入（德）罗泰主编《奇异的凸目》，成都：巴蜀书社，2003年。

[43] 逯宏：《论周人对商汤历史地位的重新建构》，《理论学刊》201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