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早晨，新华社发布了成都49中坠亡事件的调查报道，还原了整个事件的全过程。部分四川和成都的地方媒体，也同步推送了相关报道。这些报道清晰完整地梳理了事件过程，逻辑和细节令人信服。至此，这场轰动全国的舆情事件，缓缓落幕。
从新华社的稿件中可以得知，新华社记者在11日晚连夜采访了学校、教育局、公安部门、家属等多方关键人士。
坠亡是如何发生的？关键监控到底有无缺失？救护车有没有及时赶到？遗体是否被火化？学校处置是否失当？孩子为何走到这一步？这些关键问题，文章都一一做了采访和解释。
至此，真相大白。确实不是刑事案件，也不存在体罚和校园欺凌，这和当初政府通报内容一致。但从9日傍晚事发，到13日凌晨新华社等媒体报道出街，三四天时间内，事件成为上亿人关注的热点舆情，当地通报虽然准确无误，但却被广泛质疑。
“其粗暴的处理方式也已经使得人心背离，失去了民众的信任。可谓示范了一个极其失败的舆情公关案例。”成都商报旗下的“红星评论”如此评论道。
何以至此？
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媒体是否缺位。在中国，媒体的作用绝不是简单的“第四权”。事实上，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人手一部手机的事实，已经让媒体上升到领导地位的权力。除非大规模断网，否则信息的传播、裂变、发酵就不可避免。一旦信息传送堵塞、失真、变形，那么被动的将是拥有极大权力的相关部门，最终受损的是政府公信力。在信息传播过程中，能否有效传播自己想要传播的信息，至关重要。所以，有公信力的媒体绝不能缺位。
坠亡事件中，公众质疑的几个点：监控的完整性、救护车到达的时间、遗体有无被擅自火化、班主任为何当天不出面、有没有化学老师及其孩子等，这些都有明显答案。但是，这些显而易见，既不至于给警方工作带来干扰，也不至于再次伤害家长的答案，为什么不能通过地方媒体及时公布呢？
成都媒体非常发达，这方面大概仅次于北上广。传统媒体时代，成都商报、华西都市报都闻名全国。新媒体时代，红星新闻也很活跃，经常出现在各种新闻现场。这些媒体都久经考验，无论是忠诚度还是业务能力，都没有问题。
如果舆情初起时，有关方面能率先通过地方媒体滚动发布信息，回应公众疑问，这事绝不会闹这么大。
媒体的报道有很多体裁，有深度报道，也有短平快的滚动报道，包括我们常见的“快讯”。几千上万字的深度报道，需要长时间的调查采访写作。但滚动报道，只需要一句话或几句话，即可及时有效发布信息。
负面事件中，不信任媒体，或只信任少数国字号媒体，这是很多地方政府的惯性思维和做法。
成都的事，就由成都的媒体来报道发布，天经地义。新华社当然业务能力出众，但“川媒铁军”的称号也不是浪得虚名。非要等到新华社来个事无巨细的详尽调查，那时黄花菜都凉了。中国这么大，事情那么多，什么事都由央媒来发布，既与时代脱节，也寒了地方媒体的心。都是为国家效力的，何必要分中央军和地方军？
顺便给有关部门提个建议，不能再给地方媒体采访重大事件设置种种限制。地方媒体不能及时报道，等于拱手把主动权让给了不明真相的网络舆论和外地媒体，后果是地方要觍着脸去求央媒或其他地方的宣传主管部门。
没有强大而得力的地方媒体，可以预见，必然会在以后无数舆情事件中捉襟见肘左右为难。在重大事件中，专业的地方媒体对本地舆情是能感同身受的，也最能发挥其专业作用。在像成都49中坠亡事件这样的重大舆情事件中，只要坦诚公开，尊重专业，地方媒体与政府以及相关涉事方就能形成合力，第一时间最有效地把事实与真相传递出来。
昨天，一家广东媒体的高层在朋友圈写道：不怕得罪成商和华西的朋友，这两个白天黑夜你们的感觉除了尴尬，甚至还有一点点耻辱把，其他城市，其实也差不多，惊天骇浪中，一条现场稿没有。
这是成都媒体的耻辱，何尝又不是当地的耻辱？其他地方，大体也如此。
为何成都方面没有第一时间选择通过媒体传递真相呢？我想这和决策机制有一定关系。校长报告给局长，局长报告给主管副区长，副区长再向自己的顶头上司报告，上司再一级一级报告给最终能拍板的人。这个流程有多长，最终公众能见到真相的时间就有多长。
都怕担责任，最后事情就在这逐级上报过程中，走向一发不可收。
应对舆情危机，各地得建立一个快速反应机制，从发生到研判到拍板，都要像救火一样，不能像中国足球的节奏一样，一等二看三通过。
这很难，但国家治理能力就是在一次一次的危机中，逐渐得到淬炼的。
新华社等媒体公布详细调查报告之后，很多人都把前两天参与质疑的人打成了别有用心的坏人。质疑和造谣是有本质区别的。对拥有巨大权力的行政机关的质疑，是公众的天然权力，也是善良人心的朴素表现。
反而是有些自媒体质疑死者妈妈说谎、背后有人、为了钱才闹的……这些话，才是丧尽天良，是个人都不会这么说。孩子没了，母亲受到的伤害最大，她的手足无措、语无伦次，甚至失忆，都是巨大伤害带来的本能反应，应该理解，应该包容。
正因为有无数人的质疑，才会有今天详细调查的公布，这是再明显不过的逻辑。质疑，不但推进了真相的大白，更维护了社会的稳定。
我希望，任何一次非正常死亡的生命，都值得一次详尽的调查报告，而不是非要等到舆情汹汹。如果我们一直有这样的惯例，应该设法让民众相信会做这样的调查。如果这不是惯例，应该建立这个规则。
于城市而言，这是一起值得深刻总结的案例。于刚失去孩子的家庭而言，这是一起巨大的悲剧。于无数个有孩子在上学的家庭而言，这是一个巨大的警示。
有数据显示，十几岁的中学生，自杀率明显高过其他人群。这个年龄段对外部世界更敏感，既有升学压力，又会受困于情感问题，加之处于叛逆期，容易冲动，最后出事。
英国的权威杂志《经济学人》统计数据表明，中国青少年自杀率居全球第一。国内的北医儿童发展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每年有约10万青少年死于自杀，平均每分钟就有2人自杀死亡，有8人自杀未遂。
数字触目惊心。
我所在的广州，近年来，基本每年都能听说有孩子跳楼。在南京、上海等“教育”发达的城市，据说数量更多。每一个青春一跃，背后都是心碎的家庭。
中学生自杀问题，不可能完全消除，但可以正确预防，前提是要正视，而不是当鸵鸟。
现在常见的情况是，学生跳楼了，学校一般做法是向师生下达封口令，严禁谈论，更不得发社交媒体，然后是和家长私了。
连面对问题的勇气都没有，何谈预防和解决问题？
自杀问题，当然不需要大范围讨论，但在教育系统、学校内部、家校沟通环节，能不能进行充分的讨论和反思？
很多家长心态也不对。认为把孩子交到学校，出了事都是学校的问题，自己对孩子了解不够，更是没有反思。其实等到反思时，通常都已不可挽回。
中国的家长总是望子成龙，但是不可能每个孩子都能成龙，要接受绝大部分孩子一生平庸的结果，当然也包括自家孩子。孩子平庸一点没问题，只要有健康的心理，有立足于社会的能力，问题就不大。
成都49中这件事，警方调取死者生前使用过的手机数据发现，去年6月，小林和好友在QQ聊天中写道“天天想着四十九中楼，一跃解千愁”；今年5月，他用QQ号转发给朋友的聊天记录中有自我贬低的言论，表现出自我否定、多虑的情况。一些学生在警方调查中反映小林平时性格相对内向。
这些情况，他的父母知道吗？
现在的教育，给孩子施加了太多难以承受的约束和压力。从出生到长大，都生活在笼子一样的单元房里，和左邻右舍不熟，和大自然不接触，了解外界只靠家长和同学，以及一方电子屏幕。长期以往，谁受得了？谁不会怀疑人生的意义？
不是危言耸听，现在学校的这些孩子，相比以前在广阔天地奔跑长大的那几代人，他们可能是心理问题最多的一代孩子。以后他们走上社会，势必会带来更多更大的问题。
明明是社会和大人出了问题，最后却要孩子承受这些后果，真真是太不合理了。
不改变我们的教育方式，不迭代我们对人的要求，不反思生命的终极意义，悲剧还会继续出现，孩子还会接二连三地跳下来。
相比对有关部门有些大人苦口婆心点到为止的小声规劝，我更想大喊一声：救救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