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故事，发生在云南省晋宁县晋城镇。那是一个涉及数十名未成年人失踪的案件。这一连串隐藏在黑暗中的恐怖事件，是被一个外地年轻人的失踪揭开盖子的。
他叫韩耀，2012年4月的时候，只有19岁。
再过两个月，他即将从云南工商管理学院毕业。家里情况不好，因此韩耀打算一读完书就早早出来就业。对未来充满了期待的他宽慰母亲，等自己攒几年钱，以后母亲就能跟着他享福了。
在此之前，他得到昆明一家公司的实习机会。起步虽然不高，但好歹是份正经工作。实习的第一个工程在晋宁县晋城镇汽车配件城，公司把他派到那里的工地勘探地基。
就这样，他生平第一次来到这个偏僻的小镇。
晋城镇只有5万多人口，在人口繁盛的中国算是个小地方。韩耀所住的集体宿舍在晋城镇南门村，靠近公路边的鑫云冷库，公司有班车集体接送上下班，想走路也行，步行到工地也只需要20分钟。
鑫云冷库是晋城镇众多新建的冷库之一。冷库这东西，在别的地方不太常见，可是在晋城镇，却是四处林立。一个小小的镇子，为什么会建起那么多冷库呢？
这是因为与晋宁县相邻的呈贡县是为北方提供蔬菜的种植基地，由于过度征收已无空余耕地，收购蔬菜的业务就开拓到了晋城镇。于是，替代了水稻耕田，镇附近的小村庄开始建起一个个冷库。
就是这些冷库，成了掩蔽犯罪的最佳场所。
4月25日，是人们最后一次见到韩耀的日子，最后一个见过韩耀的人是他的室友。
那天早上9点左右，室友在宿舍里休息，看到已经出门的韩耀又转回来，原来是经理交代韩耀让他回去取资料，以便给工人算工钱。室友趁机向他借了身份证，说要拿去上网，韩耀就给了。
根据摄像头拍摄下的视频记录，室友是在9点半出门的，却始终没见韩耀的身影从房间里出来。宿舍后门穿过山坡，临近一个垃圾堆，有一条抄近路通过树林的小道，后来人们都怀疑韩耀是从那里走的。事情发生后，经理和同事曾经沿着小道，在树林里找了很多次，都无果而返，最终只好无奈打电话通知韩耀家人。
刚开始工作就出了事，韩耀的家人带着强烈的不安，从云南昭通的镇雄县赶到了晋城镇。在这个陌生的小镇上，韩耀母亲成联艳和韩耀的姑妈、小叔心急如焚，四处打听，尽量搜集有用的信息。
一开始，他们心中只是抱着悲愤，韩耀是个好孩子，一家人也都安分守己，为什么这样的倒霉事偏偏砸到了自己头上？但是在搜寻的过程中，零星的线索被拼凑到一起，隐藏的真相就跟玩扫雷一样逐渐显现出来，他们逐渐知道了一个令人不敢相信的事实——
韩耀不是唯一的失踪者，像他那样平白无故就消失的孩子，近几年有……你猜有多少个？
你猜不到的，因为这个数字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范围——它竟然有十几个之多！
就在南门村，每片区域都有一至两宗失踪案。韩耀的家人粗略算了一下，发现加上韩耀，已知失踪不见的孩子，竟然有十七八人。但出乎意料的是，当地警方从来没有把这些案件联系起来思考，也从来没有付诸调查。
这个事实没有让他们觉得心理平衡了一些，反而让他们愈发震惊和不解：
如此严重的非正常事件，为什么没有为公众所知，引起更大的反响和更多的关注？
为什么没有人抓住这些线索，去做出更多努力？
为什么这里的人们都带着麻木的悲哀，甘心接受了如此不公的命运？
也许，正是因为韩耀和他的家人是外来者，才有这样的勇气挣脱体制和惯性带来的推诿和漫不经心，捅破那一层看不见摸不着的障碍，去追寻沉默的真相，去揭开被刻意漠视的黑暗罪恶，去试图拯救自己的亲人。
晋宁县晋城镇，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所在？生活在那里的，又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难道，那里是一个专门吞噬孩子的黑洞？
2
在农村，没有人会把一两个孩子的消失当回事。
也许只有孩子父母例外，其他人是不会在意的。现实就是这样，每个人每一天都在为换回一口饭而卖力气，除了把自己的孩子看好，对于其他，他们无能为力。
这一切的开端，是一个名叫李汉雄的12岁男孩，他是后来人们所能知晓最早失踪的孩子。
那是在2007年。那一年的五一劳动节，家住晋城镇南门村一组的李汉雄与父亲李玉东一起下田干活，干完活回到家，发现外套落在了田里，就对父亲说自己回去把外套取回。
李汉雄这一去，李玉东就再也没有见过他。
但是正如前面所说的，一个农村孩子不见了，引发的波动仅限于极少数的人与极短的时间。
人们很快淡忘了李汉雄。
直到很久以后，他们才意识到，李汉雄是第一个被带走的受害者。
下一个是谢海俊。他的失踪和李汉雄之间隔了一段不短的时间，整整四年。
2011年1月27日，马上要放寒假了，同住南门村的谢海俊去学校领成绩单，就在从家里到晋宁县四中的途中莫名消失，没有人再见过16岁的他。
再下一个，是从小在山里长大的胡兴越。因为上学晚，16岁的他两个月前小学刚毕业。一毕业，学就不上了，早早在鑫云冷库打工持家。
2011年8月，一个普通的早晨，胡兴越像往常一样到冷库上班。休息时间，胡兴越和同事看了一会儿电视，突然尿急。
冷库里头有个厕所，但缺乏打理不干净，大家都喜欢去外头那个厕所。胡兴越和同事打了声招呼，就赶着出去了。
早上的日头已起，光线逮着树叶间隙就往里钻，但没多少能溜到地面。隔着一堵墙，墙内的同事被电视剧所吸引，时不时爆出大笑。墙外的鸟儿被惊动，扑哧着翅膀飞走。又一阵风过，地上已经恢复了平静，小鸟绕了一圈又回到了树枝上。
工作要开始了。同事这时候才觉得不对劲，胡兴越这小子是掉茅坑里了吧，怎么还没回来？出来找，可是一眼望去，哪里有人？
和李汉雄与谢海俊一样，胡兴越也消失了。
时间又过去了一个多月。2011年9月30日，上午9时许，16岁的陈涛在荣晨冷库旁边、靠近南门大桥的山坡上玩耍，陈涛的二大妈骑车路过还看见他了。过了两小时，二大妈忙完手头的活，才看到手机上显示9点半左右陈涛给拨来过两个电话。
可是回拨过去，手机的那头语音提示已关机。
这个点，侄子找自己能有什么事呢？二大妈很快就把这事丢到了脑后。她不知道，这是陈涛留给世界的最后一条信息。
陈涛失踪42天后，又有一个男孩不见了，他是在浩廷冷库打工的马云龙。
日后，父亲马红兵和哥哥马云春回忆起当时去派出所报案的情景，仍然记忆犹新：警员把脚搭在办公桌上，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说道，「这么大的人了，能去哪儿？没事的。」
接下来，两个小伙子刘熙、采云伟在半年内相继失踪。巧的是，他们都在鑫云冷库打工，采云伟的叔叔李静还是鑫云冷库十三库的老板。2012年2月19日，早上9点半，采云伟吃了早点去上厕所，到了10点还没回来。
李静说：「打他的电话，一听是无法接通，我想，坏了。」他当时立马想起了半年前也在鑫云冷库走丢的胡兴越，越想越怕，当天下午就报了警。
「我自己的孩子我很清楚，」采云伟的父亲采文说，「他跑出去玩的可能性太小了。他最远就去过昆明，而且他没有钱，出去玩肯定得打电话回家要钱的。我心里想孩子可能打黑工去了，他是聪明人，总有一天会逃脱回来的。」
他抱着这种想法，一边无望地寻找，一边期待着哪天推开家门，就能看到采云伟归来的身影。打黑工也好，离家出走也罢，人能回来就行。
但没有。
李汉雄、胡兴越、陈涛、马云龙、刘熙、采云伟……他们都没有回来。
有人问，连续有人失踪，警方为什么不重视？如果非要为警方辩护，我只能说，将这些事件联系起来看，是我们出于全知视角而产生的想法，只有事后回顾，这条在数年间隐约闪现的线索才被梳理出来，显现出明确的犯罪模式。从一开始就敏感地觉察到其中必有惊天大案，对偏远地区的乡镇警方来说，这有点不现实。
何况那几年，晋城镇充斥着各种不安定的因素。别的镇都是派出所，那里的级别是晋城分局。那里属于西南地带，接近边陲，毒品泛滥，吸毒的人一多，治安就不会好，甚至还偶尔响起过枪声。暴力事件高发，社会影响大，警方不得不调动大部分警力。
还有一点也不得不承认：法律规定，14岁以下儿童失踪必须立为拐卖儿童案件开展侦查。但是去报案的案件之中，除了李汉雄当时是12岁，其他失踪者的年龄都超过了14岁。
但话又说回来，当地警方也确实过于疏忽大意，缺失必要的警觉性。当前来报案的家长越来越多，他们实在不应该仍然浑浑噩噩，轻描淡写，搬出一套套敷衍的说辞：他们无非是去网吧了吧，是离家出走了吧。不见死人很难立案啊。再等等吧，说不定哪天就回来了呢。
有媒体引述一位了解警方内部运作的人士指出，「辖区内屡屡出现家属报案人口失踪，这一状况若通过公安刑案系统统计上报，昆明市公安局不可能不加以重视。如果尽早重视，势必减少受害者人数。」
未能及时觉察犯罪行为的发生，他们对此应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只有孩子的家人心头萦绕着不祥的直觉。「寻人启事起码发了七八百份了，」采云伟的母亲说，「农村养大一个孩子不容易啊。」
这一桩桩失踪案被搁置在一旁，只有失踪者家人零零星星的寻找，无助无望的尝试。这种状况，一直到鑫云冷库附近出现了第四个失踪青少年案例，也就是韩耀，才有所改变。
3
韩耀母亲成联艳就像一条连线，把原先各自在黑暗中孤立的其他失踪孩子的家长联系起来。如果没有韩家的努力，其他人永远只会独自心伤，自怨自艾，抱怨悲惨的人生。但是现在，他们看到了自己的余生要完成的一件事：找到真相，讨回公道。
成联艳收集到南门村几个失踪青少年的相关信息之后，立刻反馈给警方，要求报案。可警方的反应一如既往，还是用老一套来应付，还说有孩子失踪的传言都是乱说的，他们不知道。
成联艳百思不得其解，「我们心里就觉得说，就是这么多孩子，为什么警察还说别人是胡言乱语，那我们心里肯定着急啊！」
其他失踪孩子的家人习惯了这种待遇，别无他法，可韩家人都是暴脾气，可不吃这套。成联艳一头向在市里当检察官的韩耀舅舅求助，另一头与其他失踪孩子的家长联系，上门了解情况，记录案情，又带着其他家长摁过手印的情况说明，联名上书警局。
有天晚上，成联艳和韩耀的姑妈、小叔再次来到警察局，他们原本打算向警方提供其他家长反映案情的录音，并且多了解一些关于案件的情况。接待的是个小民警，回复说领导们正在开会，让他们等等。
这一等，就从九点多等到半夜十二点半。韩耀小叔等得实在内急去上厕所，谁知走到三楼经过领导办公室门口，发现里面根本没人在开会。
都是社会人，韩耀小叔心里马上就明白了，刚才是在糊弄你呢，这一晚上白等了，没有人把韩耀和其他孩子的失踪当回事。他的暴脾气一上来，压都没法压，也不在乎在谁的地盘，冲上去就是一顿拉扯。
闻讯而来的成联艳和韩林录下了双方争执的过程。警察发现后，要求他们删掉，连那些失踪孩子家属的录音也一起删掉。打一巴掌给一颗糖，双方冷静下来，警方也安抚了韩家，说他们会去找的，再说指不定韩耀过几天就回来了呢。
成联艳对他们也不抱什么希望了，知道只能靠自己。她打印了寻人启事，在各处张贴，也在网上发。她去找算命，尽管明白这种玩意是虚无缥缈的迷信，可人在绝望中又有什么办法呢。她还找了几家媒体的记者，试图借助大众的力量将搜索范围扩大，让更多人帮助他们一同寻找。
在冰冷的现实与热切的盼望之间，人间的情感被充分调动，一时间，在晋城镇发生的连环失踪案终于冲破层层障碍，让外面的更多人所听闻、所知晓、所关注。
知情就是力量。
5月3日，昆明市公安局与晋宁县公安局联合成立了「晋城失踪人员专案组」，该专案组由昆明市公安局负责刑侦工作的副局长挂帅，专门负责寻找失踪的青少年。
晋城镇的系列案件终于得以进入官方视野。
那么，韩耀究竟去了哪里？那些消失的孩子又身在何方？
4
那么多孩子连续失踪，一定是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关于这件事的罪魁祸首，家属们有三点猜想。
首先，是传销组织。
云南以及紧挨着的广西，一直都是传销组织的猖獗之地。村镇居民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又容易受到成功的诱惑，无疑是传销发展下线的首选。
但是众所周知，传销都有一定的套路，把人骗进去后，会让他们招揽下线，这样才能扩大传销组织。虽然没有新闻通报过，但从2007年最初失踪的李汉雄到2011年的韩耀，他们的家人都没有收到过他们打来的任何与传销套路相关的短信或者电话。所以，传销这个猜测基本可以排除。
其次，是人贩子。
几个孩子失踪的冷库都在大路边，车流不息。曾有传言说有人专门在该路段出没，伺机「偷人」，瞄准的就是单身青壮年，一旦有机会，摩托车或面包车就从背后飞快驶来，掳上便走。被掳走的人要么被绑去卖苦力，要么被打成残废扔去乞讨，甚至被贩卖器官。
不过，这都是无法证实的流言，没有一个靠得住的目击者。
最后，就只剩下可能性最高的——被黑砖窑拉去做黑工了。
这种猜测并非凭空想象。第一个原因，晋宁县、澄江县和江川县一带砖厂很多，有人被拉到黑砖窑打黑工的事情屡见不鲜。
「因为我们遇见的多了，很多大学生都有这样的遭遇。」谢海俊的父亲谢顺生说。这几年，谢顺生多方托朋友、找熟人，假借买砖的名义混进了近百家砖厂，就是为了找儿子。「我们只能进到卖砖的地方，看不到里面生产的情况。但在一些厂还是看到有童工在工作，他们不敢说话，看都不敢看我们。」
看着黑砖窑里那一张张被灰尘遮盖的脸，会不会自己一直思念的那张就在其中？谢顺生的这个念头，也萦绕在好多失踪孩子的家长心中。
第二个原因实属巧合：就在韩耀失踪的当天，广西青年雷玉生逃出了非法囚禁自己的黑砖窑。
雷玉生一点都不强壮，脸颊瘦得有些微凹，皮肤黝黑。那年2月，24岁的雷玉生从老家广西博白县一个偏远村庄，来到老乡赖祥南在金马铺开设的酒曲厂打工，负责晒酒药。
2012年4月7日下午6点半，雷玉生出门去镇上理发。走在路上，一辆车从身边驶过，突然感觉衣领被人提起，双脚一下子离地，就这么被拖进了车厢。
车内坐了两个一米八以上的高个男子，开车的那个略胖一些，戴着墨镜，年龄也稍大，把他拖进车厢的那个较瘦，二三十岁的样子。
雷玉生不敢动。因为他瞄见驾驶座下放了一把半米长的刀，怕死他了。就这样，他被带到了黑砖窑。
「一共30多个人，都是被拉过来的。」雷玉生回忆起当时的生活，眼神有明显的闪躲，身体也紧张得一直摇晃。「拉车的拉车，打锤的打锤，搬砖块的搬砖块……」
雷玉生进去的，就是黑砖窑了。那不是一般的工厂，而是只许进不许出、生活条件极差、工作强度极高、并且涉嫌人身禁锢和虐待的犯罪场所。
4月25日，趁看守休息，雷玉生鼓起勇气冲出黑砖窑，跑了好远，才敢找到一个小卖部，打电话给赖祥南，让赖快点去接他。
即使回到了熟悉的地方，经历了18天地折磨后，雷玉生变得极易惊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敢一个人走出酒曲厂的大门。
这件事传到了晋城镇。由于雷玉生被掳走的地点呈贡区马金铺离晋城镇只有12公里左右，大家自然而然就把黑砖窑和连环失踪案联想到一起。
随后，警方查封了雷玉生待过的黑砖窑，同时解救了窑厂里被困的工人。然而，他们在那些工人之中并没有找到失踪的青少年。
其他相邻的几个黑砖窑，因为雷玉生的出逃以及媒体与警方大力寻找失踪青少年引发的高度舆论关注，都慌不择路地把厂子给停了。一批批被困的工人得以重返阳光之下，但无一例外，没有失踪青少年的身影出现在其中。
孩子们，你们究竟在哪里呢？
难道晋城镇地下真的有个无底深洞，说不定会在什么时候裂开，无情地吞噬了他们，或者从里面伸出一双肮脏的手，抓住他们的脚踝，将他们拖入暗处，永不再返人间？
这个小小的镇子，是不是被诅咒了？
5
超自然的力量并不存在。
一切恐怖的背后，都只是和你我一样的——人。
在不安像阴云一样笼罩在整个小镇上空，人们已经陷入恐慌和迷乱的同时，就在晋城镇中心，却有一处被人遗忘的偏僻所在，依旧保持着往日的宁静。
那就是晋城镇古滇文化公园的凉亭。聚集在那里的，都是上了年纪的老头，来来去去就几个人，名字未必知道，面孔是一定眼熟的。当外界沸沸扬扬的时候，老头们却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雷打不动地不改每天来这里杀几盘棋的习惯。
这里面有个棋友，几乎每天都会来，中午12点到，下午17点走。总是背着个包，包里装着一副象棋和一副扑克牌。有棋友就和棋友下象棋，棋友还没来，就随便找公园里的路人来和他玩扑克牌。
说起这个人，大伙都有个印象：他下棋的路数和别人不大一样，比如说他喜欢一开局就把炮直接攻入对方阵地。在象棋中，很少有这种下法，多数人更喜欢走当头炮，就是把炮走到己方中间的位置，这样的话对方需要跳马来应对。这才是较常见的走法。
像他这种一贯的走法，其他人大致有两种推断。
一种是他不大会下棋，下棋不爱动脑筋，做事随意，容易冲动，想到什么做什么，没有思考后果。
另一种就是，他是个飞相局的高手。据说飞相局攻击性不是特别强，可斗的是散手，讲究中盘功底，靠磨。这种人，不是那种战术激烈的攻杀型棋手，而是喜欢控制，先守后攻，后发制人，心态稳健，谨小慎微，下的是细棋、功夫棋、控制棋。
此人棋风是否如此暂且不论，但是他的棋品倒是不算差，落子不悔，输了也没跟人急过眼、吵过架。
所以要是有人告诉棋友，这人是个早就该被执行死刑的杀人犯，估计他们会大跌眼镜，不敢相信。但事实恰恰正是如此。
这个貌不惊人的五旬老汉，名叫张永明。他一直生活在这里，从未离开。三十多年前，他就杀过人，并且手段非常之变态、非常之残忍。
那是1978年的冬天，中国还处于尚未改革开放的年代。他家里很穷，上头有一个姐姐两个哥哥。大姐嫁到外头以后再也没露过面，大哥当了入赘女婿，也没回过家，二哥成家后住得近，但是基本和家里没有往来。
街坊们都说，他爷爷在解放前打死过人，他妈妈也打死过人；被证实的事实是，他的二哥在八十年代真的打死过人。《南都周刊》说，他二哥在市场上跟邻村村民发生纠纷，用锄头朝对方头上扫去，对方头颅落地，「眼睛还在眨动」。
可以想象，张永明是在一个怎样的家庭长大，这个家庭没有爱，只有伤害。说不清是带有暴力倾向的基因影响，还是耳濡目染所致，张永明也渐渐受到了影响。在他18岁那年，他叫比他小两岁的玩伴陆土荣到家里来玩，晚上一同睡一张床。睡到半夜，没有人知道是为什么，白天还嘻嘻哈哈的张永明竟然像是魔鬼附身一样，举起一把生锈的菜刀，疯狂地朝陆土荣砍去。
睡梦中的陆土荣是被疼醒的，他试图用手去阻挡施加在自己身上的伤害，可根本挡不住。手上，脸上，身上，一共13刀，最深的那刀落在喉咙上，连皮肉都翻起来了，再深一点，足可以要了他的命。
也许是陆土荣命硬，他的哭喊引来了张永明的父母。他们吓得疯了似的抱住儿子，阻止他，令陆土荣赶紧逃离，为自己夺得一线生机。
后来是怎么解决的来着？哦，他说自己是在梦游，不清醒。蹲了小半年劳教，父母赔了五六十元也就过去了。只是在那之后，陆土荣再也没有和这个差点杀了自己的人说过话。
就这样，他长大成人。
那一年，张永明22岁。村里生产队搞副业增加收入，队长王禹能分派张永明去盘龙寺附近的一处砖窑劳动。在那里，张永明结识了一个朋友，叫杨树荣。
两人可以说是早有渊源。杨树荣的父亲杨凯认识张永明的父亲张德清，只是交往不多。二十年前云南全省闹饥荒，两人一起修过铁路。没想到，两人的儿子多年以后又碰头了。
张永明的朋友不多，16岁的杨树荣在张永明眼中，又年轻，又有活力。他呢，又瘦又不好看，他自惭形秽。
那天，张永明和杨树荣去卖米，卖完米，张永明叫杨树荣一起回家吃饭。就他们俩。杨树荣乐呵呵就去了，丝毫没想到会把命丢在那里。
「就是为了一块表。」一位李姓村民事后接受采访说。真的是为了一块表吗？谁也不知道张永明真正想的是什么。
又到了半夜。几年前的那一幕重演了，张永明蓦然醒来，像变了一个人。他在黑暗中把手放在睡在旁边的杨树荣脖子上。然后，迅速使劲，凶狠，彻底，不留一分余地。
杨树荣拼命挣扎的样子，让他想起了陆土荣。但是他比曾经的自己更强壮，这次没有人能阻止他，这次不会再失败了。
张永明近乎疯狂，眼中凶光四射。如果看得到，你会发现里面涌动着残忍和快感。
直到全身颤抖的杨树荣逐渐在他双手之下平息。
最后，一切都平静下来，只剩下他和一具依然温热却已不再有生命气息的尸体，相伴在黑夜之中。
接下来，张永明的处理更令人发指：他把杨树荣手脚都尽数折断。然后，他用一架大小刚好可以塞下一个人的木板车，将杨树荣的尸体推到一处小树林，匆匆挖个坑埋掉了。
在埋尸之前，他留下了杨树荣的衣服和鞋子，用母亲的头巾包起来，藏在枕头底下。犯罪心理学家会辨认出来，这含有某种纪念意味。
很快，掩藏得非常潦草的杨树荣尸体被人发现。公安人员没费多大劲，就顺藤摸瓜查到了张永明身上，并从张永明家里搜出了杨树荣的衣物。这时候，张永明已经逃到邻近的澄江县，但很快就被抓获，他被捕时没有辩解，直接就承认了是自己干的。
1978年12月，张永明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这样一个有着持刀砍人被劳教劣迹、又杀人埋尸的重大罪犯，居然未被立即执行死刑？虽然不可思议，但是在那个社会秩序刚刚恢复正常的时代，又有什么不可能发生呢？
最后，张永明的刑期一减再减，终于在坐了将近二十年牢之后，于1997年9月出狱。
出狱时，他的父母早已不在，同样犯罪入狱的二哥在牢中去世，大哥做了入赘女婿再也没回来，家里的楼也塌了。张永明先是在呈贡县打了一阵工，后来散了伙，又回到老房子、也就是南门大街225号，独自一人生活。
他不和村里人说话，村里人也不和他说话。随着时间流逝，还记得他过去的人越来越少，渐渐地，也就把他干过的事淡忘了。村里给他分了地，他每天扛着锄头去地里种菜。2008年，南门村部分土地因为要建冷库而被征收，其中就有张永明的地。他分到了3万元征地款，便不再干活，偶尔帮村民们砍砍树，赚点零碎钱，但是不再种田了。
他说，自己无儿无女，用不了这么多钱。
也就是这段时间前后，南门村开始出现了青少年失踪的事件。还记得吗，李汉雄是第一个。
但是在那时候，晋城镇的人们还对此一无所知。他们生活在庸俗的日常生活之中，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每当黑夜来临，总会怀着对明天的美好向往而沉沉睡去。
他们根本不知道，有人潜伏在他们身边，窥视他们的孩子，思考着伺机伸出邪恶之手，把悲伤带给整个小镇。
6
这并不是一起复杂曲折、需要抽丝剥茧才能驱散重重迷雾的奇案。
恰恰是这一点，成为它日后一直令人震惊和难受的原因：破获它太简单，太容易。
只要你能真正地看到它。
看到它，才是整个过程之中最困难之处。
纵观连续失踪的青少年，他们本身在社会关系上没有关联。但是这些案件的共同点又是显而易见的：他们都在20岁左右，失踪的时间都在上午9点至11点之间，失踪的地点都在南门村南门大桥边的一条土路附近。
瞧，只要你看到它，你就能解释它。
南门大桥边的土路曾是南门村村民出入的必经要道，可是如今已经被废弃了。根据《南都周刊》报道，它的一侧是车水马龙的214省道，另一侧是暂未开通的四车道柏油路，不远处还在修建一条铁路。
有了地点，警方开始筛查附近的居民。这一查，就发现了有过杀人前科的张永明，就住在离失踪地点直线距离约1公里的地方。
2012年5月3日，就在专案组成立当天，警方锁定了嫌疑人张永明。
张永明依然保持每天下午去古滇文化公园下棋的习惯，几名便衣警察便跟着他到了那里，站在一旁观察。便衣警察并未过于掩饰他们的行踪，也许他们不在乎张永明知道自己已经被盯上了，也许他们就是要震慑一下他。这一招起到了作用：张永明还在下棋，但他的脸色有些反常。
张永明很快就被警方带走了。接下来的搜查证实了韩耀母亲成联艳不祥的预感。5月9日，昆明警方发布公告，宣布在张永明住处查获失踪大学生韩耀的手机、电话卡、银行卡和相关证件。通过对现场提取检材进行鉴定，警方确认韩耀已经被害。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被害的韩耀本人呢？警方也找到了……但不是全部。
当天下午，一批警察前往张永明住处搜查。
南门大街225号，就是张家老房子的准确地址。从外观来看，张家老房子要比周围其他人家都破落，四周都盖起了楼房，只有这里还是平房，别人家早就用上了自来水，只有这里用的还是水井。老房子面积不大，约有20多平方米，往里面看，墙角堆了一堆砖头，房内堆满纸箱、塑料瓶、小凳子，一盏灯泡孤零零地悬在空中，可以想象夜晚发出的是何等黯淡的光芒，笼罩的是何等阴森的气氛。
就在灯泡昏黄的光线下，张永明就经常幽幽地坐着，一声不吭，眼神空洞地望着外面。有时候，即使在半夜，他也把电视音量调得很大，他养的狗也在狂叫。有时候他还会拿起一把锄头，出门在村里游荡。
在那样的时刻，村里没人敢和他说话。可现在，他们都壮着胆子围了上来。即使是拉起了警戒线，也有警察负责维持秩序，他们还是踮起脚尖尽力张望，窥探这骇人的一幕，以获得明日的谈资。
这就是小镇上的人们。
他们的目光里透露着不同的情绪，好奇、疑惑、恶心、害怕……但如果你也在现场，一眼就能看出谁是局外人、谁是当事人。谢顺生也在围观者当中，他的眼神就与那些人完全不一样，里边没有与己无关的庆幸，只有患得患失的悲痛与恐惧。
他渴望得到一个结果，又害怕这个结果马上出现在眼前。
警察每一次从225号出来，几十双眼睛都直勾勾盯着他们手上的东西。先是几袋衣服，用大塑料袋装着。
来回几趟后，警察手里的东西开始需要用毛巾包着，或者装在那种蓝色的编织袋里。
在场的人都猜到那是什么了。是骨，是血，是肉。是活生生的人，被分解成一块一块。
在厨房用空心砖砌起来的灶台下，发现了五个塑料桶，里面装的是一块块人体组织。这些人体组织像垃圾分类一样，肌肉、四肢、内脏……分别装在不同的桶里。
但就是没有人的头颅。
卧室里，桌子上摆着一个金属盘，里面盛的是一些人体残骸。其中一片贴着胶布的人体皮肤上还看得出一个纹身。后来经鉴定，这片皮肤属于陈涛。
警察还抽干了那口水井。在里面又找到一些衣物。每一袋被拎出来的证物，拎在手里都是沉甸甸的。那是生命的重量。
挖完225号，接着挖隔着几百米的属于张永明的一片菜地。谢顺生亲眼看见，警察拿着两把筛子和一个泡沫箱，把从菜地里挖出来的土倒在筛子上筛，留在面上的都是碎骨。
不说谢顺生，在场的人全都傻了，心都凉透了。
后来，有一家香港媒体以耸动的文字写道：「他招供所杀之人有20多个，受害者大多是青少年，全被剔肉埋骨；他家里挖出多具尸骨，药酒是由40多只人眼睛泡制；家里挂的腌肉是人的大腿肉，养的三条狗是吃受害者残肉长大的。」
不管是否为追求刺激眼球而过度夸张，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正如胡兴越的父亲胡仕平说的那样，「晋城镇就是个屠宰场」。
这是一场杀戮。
杀戮之下，岂有幸存？
失去孩子的父母们也心知肚明。对于儿子，胡仕平说：「我们对他生还的希望不大了。」
这么久以来，他们互相倾诉，互相慰藉，互相支撑，最终等来的还是一纸失踪者遇害通知书。
5月27日，经过调查，警方通报犯罪嫌疑人先后对陆家龙、刘荣、谢海俊、胡兴越、李桐、陈涛、管艳传、马云龙、刘熙、采云伟、韩耀共11名受害人采用双手或胶带勒扼颈部的方法致其死亡，并将尸体拉回其住处分尸灭迹。
犯罪嫌疑人的名字那栏，正是张永明。
6
长久以来，张永明都活在孤独之中。
没有人知道他想什么，也不知道他做了什么，以至于连他到底杀了多少人，我们都不能得出一个准确的答案。
2012年7月28日，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云南省晋宁县张永明故意杀人案。没有意外，没有波澜，以极其残忍手段杀害11人的张永明，被法庭一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但是这11人只是警方能够通过DNA检验确定尸块主人的人数，公众清楚，他们远远不是全部的受害者。
当手机、衣服、盆罐、锤子等一件件物证以及一张张图片出现在庭审现场时，受害人的家属早有心理准备，却仍然悲愤到无法自抑。其中一位受害人马云龙的母亲当场就昏过去了。
但56岁的张永明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他在讲述犯罪经过时，心中也没有掀起任何波澜。
「当时他上坡，我下坡，我伸手去捏他的脖子，然后按在地上，捏了大约3到5分钟，人就死了。」
他把杀人过程讲得平淡乃至枯燥，可亲耳听到的旁人，没有一个不心如刀绞。
「我不记得杀了多少人，去我家数一下衣服、内裤和鞋子，有多少套，就说明杀了几个人。我现在不想说了。我不说连判决书都不好写。」
直到最后，他也不愿意为自己的罪行向受害者家属道歉。
自始至终，他就像一个冷酷的棋手，在这张他亲手打造的食人棋盘上，用鲜血与人肉做成的棋子，完成每一盘残忍的棋局。
只是我们本可以早点制止他。2008年和2011年，他有两次想勒住邻居的少年，把他们拖走，而最终未遂，事后都轻描淡写地应付过去，没有被追究。在失踪案连续发生后，这些信息也早应为警方掌握而引起重视。
我们至今能确定的失踪者名单，就是下面这份——
韩耀，男，云南昭通镇雄县人，2012年4月25日在晋城镇鑫云冷库附近失踪，时年19岁；
胡兴越，男，云南宣威双河乡人，2011年8月7日在晋城镇鑫云冷库附近失踪，时年16岁；
采云伟，男，云南晋宁晋城镇人，2012年2月19日晋城镇鑫云冷库附近失踪，时年17岁；
刘熙，男，云南宣威人，2011年1月在晋城镇鑫云冷库附近失踪，时年17岁；
陈涛，男，云南晋宁晋城镇人，2011年9月30日在晋城镇南门大桥附近失踪，时年16岁；
李汉雄，男，云南晋宁晋城镇人，2007年5月1日在晋城镇南门大桥附近失踪，时年12岁；
谢海俊，男，云南晋宁晋城镇人，2011年1月27日在晋城镇失踪，时年16岁；
张聪林，男，云南曲靖人，2011年11月6日在晋城镇南门大桥附近失踪，时年22岁；
江晓松，男，云南晋宁晋城镇人，2005年10月17日到晋城镇失踪，时年18岁；
马云龙，男，云南石林人，2011年11月12日在晋城镇南门大桥附近失踪，时年22岁；
陆加龙，男，云南宣威人，2008年3月25日在晋城镇南门大桥附近失踪，时年17岁；
郝云华，男，2012年4月3日在晋城镇走失；
周勇，男，云南晋宁晋城镇望鹤街人，2010年1月2日在晋城镇南门大桥失踪，时年15岁；
苟建伟，男，云南晋宁小海乡人，2007年6月失踪，时年17岁；
赵晋，男，云南晋宁安江镇人，2010年底在晋城镇失踪，时年18岁；
李文才，男，云南晋宁晋城镇南门大村人，2011年11月9日在南门村附近失踪，时年80岁；
张树华，男，云南晋宁新街乡大西办事处，2005年5月29日失踪，时年37岁。
大部分人都相信，除了法庭认定的11名受害者，其他几位也同样遭到张永明的毒手——但我们永远也不可能知道了。
我们甚至无法知道，张永明为什么要这样做。他是性异常者吗？是反社会人格吗？他的行为与他所成长的环境有什么关系？以及——是这个小镇让他变成这样的吗？
官方的颟顸，民众的麻木，家人的暴虐，这些因素在肉眼无法看见的力量下，产生了无法控制的变异，以至于共同塑造出这样一个怪物。张永明的出现，是意外吗？还是一个无法彻底消除、一定会在他日重现的诅咒？
因为张永明没有在法庭上透露更多的内心想法，他的犯罪动机始终没有一个准确的解释。我们也无法获得充足的材料，来分析他内心的隐秘角落。因此，如果非要得出一点结论，我必须承认这是出自我的个人揣测，尽管我有几分把握这种揣测距离事实并不遥远。
首先，我认为张永明在先天上就拥有犯罪的基因。据说他的祖父、母亲、哥哥都伤害过他人的性命（他哥哥的事情被证实了），三代人之中频繁发生恶性事件，只能归结于家族性的遗传。
其次，张永明的受害者几乎全部是男性青少年，这种特殊的偏好，也许是出于某种扭曲的性心理。这种性心理从他只有十几岁的时候就已经有所体现，当他第一次失手于陆土荣、第二次终于在杨树荣身上得手后，巨大的快感让他再也摆脱不了用这种方式追寻刺激的可怕欲望。但是多年的牢狱生涯限制了他。
1997年之后，他得以恢复自由。于是，旧日的记忆在一个适合的日子里苏醒了。
可能它一直没有沉睡。它只是被压制了，当时机来临，报复会来得更加迅猛而狂暴。
我们要如何避免出现下一个张永明呢？
我回答不了。人性的幽深超出我们的想象。
我只知道，这个小镇永远不会摆脱张永明带来的梦魇。生活在那里的人，会时常在黑夜中惊醒，猛然在床上坐起，即使忘掉了刚才的梦境，也被吓得一身冷汗。
张永明的鬼魂会永远缠绕着这个小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