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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以来,印度的发展前景越来越被国际社会所看好,尤其是在莫迪就任印度总理以来,以往曼·辛格执政时期,被西方世界鼓吹的印度崛起的神话似乎已经有可以实现的苗头了。

于是从二战之后长期若即若离保持距离的印度和欧盟近年来也开始重新恢复友好联系,欧盟也在积极寻求与印度建立亲密的贸易关系。

5月4日,欧盟委员会副主席杜姆布罗夫斯基斯宣布,欧盟暂停敲定中欧贸易协定审批,这似乎并不意外,因为就在不久前欧盟以新疆人权问题制裁中国,而中国对欧盟包括欧洲议会议员实施反制裁而中国对欧盟包括欧洲议会议员实施反制裁,当前的形势并不利于欧洲议会讨论批准中欧投资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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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欧盟一边暂停了中欧投资协议,另一边马上表示要与印度重启协商从2013年以来已经停滞了八年的印欧自贸协议,这很难不让人怀疑欧盟的险恶居心,欧盟此举是想要让印度取代中国吗?这之后印度的“大国梦”或将成真?

一、印欧关系:欧盟在印度国际外交中的边缘地位

自冷战格局结束以来,印度的外交形势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但仍然具有较强的连贯性。

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印度的外交政策始终把国内经济的发展当作优先任务,建立和维护良好的周边和邻国关系,进而构建全球稳定的大国关系,印度每一届政府的外交政策虽然有所差异,但其核心目标几乎没有发生过动摇。

2006年时任印度外交部长的普拉纳布慕克吉曾经对印度的“三环外交”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述。

其中在印度的直接邻国这一环中,必须要确保与邻国之间建立真心实意的伙伴关系

第二环则是从亚洲到印度洋的沿岸国家,也就是现在所划分的新的“印太区域”,印度对于这一环的国家追求建立经济贸易外交,以寻求制衡其他大国的影响力,从而阻止他们损害印度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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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面临的第三环外交则是“全球舞台”,一方面要确保国际和平与安全,另一方面也要确保稳定的国际经济和贸易机制,最后一环则体现了印度从来没有熄灭过的“大国梦”。

印度长期推行的外交举措在某种程度上也能够解释为何印度和欧盟之间的联系始终不够密切,欧盟以及一些欧洲国家在印度的国际外交中始终保持着边缘地位。

一方面印度追求的“大国梦”虽然也是要建立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但根本上来说印度所谓的大国首先是在地区中拥有较大影响力的国家,即印度仍旧是一个区域性的大国,因而南亚地区的一些邻国自然就成为了印度外交的重心,是印度首要建立的伙伴关系和确保的“势力范围”。

另一方面从印度的地缘位置上来说,能够同时满足属于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延伸国家”,又是在国际舞台中拥有较大话语权的大国,只有美国、中国、俄罗斯和日本,在印度的外交中也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然而欧洲国家非但不属于印太地区的延伸国家范畴,也不符合印度首要的外交目标,并且冷战结束之后印度和欧盟之间的经贸关系发生了巨大转变,使得双方在许多问题上难以达成共识。

1991年苏联解体,欧洲政治版图发生改变,欧洲一体化进程加快,同年印度发生国际收支危机,迫于国内外压力开始进行经济自由化改革,双方经贸关系难以存续,尤其是经过长期的发展,欧盟内部各个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发展参差不齐,使得印度与欧盟之间的经贸关系变得更加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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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在冷战结束之后制定了国内经济优先发展的外交政策,为了保护国内产业而推行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使得欧盟和印度之间的贸易受到阻碍。

此外,除了两国本身的问题之外,来自国际社会的一些外在因素在某种程度上也会制约印欧经贸关系的发展,印度和中国之间存在的领土争夺以及中国和欧盟之间的贸易关系等,双方如何取舍都是一个难题。

二、欧盟与印度重新启动自贸协议磋商:“共同对抗中国”

1.重启贸易协定:中国的崛起使得印欧两国达成了统一共识

印欧能够重新考虑启动已经停滞了还要先从中欧的投资协定说起,《中欧双边投资协定》从2013年开始谈判,一直到2020年的最后阶段双方才最后达成协定,双方谈判历时了八年时间耗费了巨大的精力,显然这一项协定的价值相当之大。

尤其是在中美两国关系日益紧张的时代背景下,站在美国的立场上来说这无疑是一项措手不及的协定。因而中欧贸易协定谈判结束之后还需要等待欧洲议会的表决,于是等待表决的这一段时期就成为了中欧双边投资协定的不确定因素。

目前看来,欧盟先是叫停与中国的中欧投资协定,转头又积极与印度重启自贸协定磋商的这一系列行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新疆问题的影响,但本质上来说应当是欧盟从中国的反击中意识到了中国的崛起可能会给欧盟带来的威胁,于是转而寻找一个“志同道合”的盟友伙伴。

3月22日,欧盟先是在虚假信息的基础上,以所谓的“新疆棉花”事件为借口对涉及到的中国相关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面对欧盟基于非事实的谎言和虚假信息的基础上针对中国实施的制裁,中国政府为了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进行了强硬的反击,此次反击不仅迅速而且制裁力度也相当大,超出了西方的预料。

欧盟此次制裁中国的机构和人员级别并不高,因此以为中国可以掠过这件事情然而中国非但没有忽略,还以极快的速度制裁了欧洲四个机构和十名涉及到的相关人员,甚至中国制裁的机构中还包括了欧洲的顶级机构“欧洲理事会政治与安全委员会”,包含了欧盟的27个成员国。

对此欧盟外交负责人表示,如果没有欧洲议会的批准,中欧之间不可能签署任何协议,中欧投资协定必然要受到影响。

有专家表示,中欧关系并不同于中美关系,中欧作为世界两大经济体长期存在较为紧密的经济贸易合作,欧盟在中美之间对抗中也站在中立一方,没有表态,所以说欧盟不太会突然选择制裁中国,这对于亟需中国市场的欧盟来说并不是好事。

因而此次欧盟的制裁举措很有可能是受到了美国的挑唆,和美国一样,欧盟在疫情的冲击之下经济发展呈现出颓势,面对曾经毫不费力就能碾压的中国。

如今局势调转,还很有可能被疫情之下发展向好的中国碾压,欧洲更加切实地感受到了危机感,即“感受到了中国崛起带来的威胁”。

而印度作为近年来亚洲地区发展迅捷的区域性大国,对于中国始终抱有戒备之心,独立后的印度一直确信印度会成为超越南亚局限的全球性大国之一。

21世纪以来,印度国内经济的快速增长,国家实力的增强以及核武器都让这个所谓的“南亚超级大国”进一步感受到未来印度崛起的潜力,更加坚信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制国家和拥有多元文化、宗教信仰的印度能够在国际舞台中扮演一个重要且特殊的角色。

中国作为目前亚洲地区正在崛起当中的大国,自然成为了印度潜在的竞争对手,印度需要努力发展对外关系,增强实力以制衡中国的崛起,同时规避未来受到中国威胁和损害的可能性。

因而中国的崛起在某种程度上使得印度和欧盟双方达成了“共同对抗中国”的共识,有利于双方就贸易问题进行进一步的磋商和交流。

2.欧盟印太转向:寻找“替代中国”的合作对象

长期以来,欧盟由于受到地理位置的限制,在“印太地区”地缘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常常被忽视,由于欧盟与印太区域相隔甚远,因而欧盟也很少参与到印太地区的事务当中,没有太多利益牵扯。

但实际上“印太区域”一直是欧盟外交战略重点关注的方向之一,尤其是在疫情冲击的背景之下,印太地区成为了欧盟及其成员国战略转移的主要区域,某种程度上欧盟版的“印太战略”已经初见端倪。

最初在美日印澳等国家相继提出“印太战略”以来,欧盟一直持一种谨慎观望的态度和立场,战略重点更多的是放在亚太而不是印太区域,印太地区在欧盟的外交中始终处于边缘地位。

然而随着印太地缘政治环境的变化,中国一带一路的举措、印度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增强,以及美国日本印太同盟的巩固让欧盟意识到了一系列来自印太地区紧迫性的安全挑战,迫于经济、安全和战略利益考量,欧盟转向印太战略的速度还在加快。

中国与欧盟的关系长期以来都较为密切,尤其是在经贸领域的合作仍旧在不断加深,然而新疆问题之后,欧盟感受到了印太地区的形势更深层次的变化。

在欧盟的立场上,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推进和深入发展,美日印澳等国家也相继出台各种印太战略的构想,以及印太地区安全环境的不断恶化迫使欧盟不得不开始作出选择。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欧盟转向印太的战略举措并非是一种被动的政策应对,反而是欧盟审时度势之后作出的积极的政策改变和考量。

欧盟即使长期脱离印太地区的核心事务,但始终与中国保持紧密联系,并没有疏远中国,是因为中欧之间存在较大的利益牵扯,而如今欧盟转向印度,除了是在应对“中国威胁”,难道意图将印度作为第二个中国,弥补利益的缺失,从而建立另外一股面对中国的势力吗?

三、印度成不了“中国第二”

无论欧盟作何考量,将中国视为完全的竞争对手,联合印度共同对抗中国,还是谋求与中国的合作利益,迫于形势寻求一个替代中国的合作对象,但是印度不会成为“中国第二”这是既定的事实,无从更改。

关于印度为何不能成为中国第二,我们首先可以从近期疫情的肆虐之下中印两国的处理方式以及现状中窥出一二,两个国家从政治制度到理念和文明都完全不同,本质上根本不存在可比较的可能性。

除此之外,在经济和贸易关系上,欧盟意图用印度来取代中国就更是无稽之谈了。

中印两国的确都是人口众多、劳动力市场广阔,市场前景较好的大国,但中国的劳动力和市场与印度的劳动力和市场完全就不在一个水平线上,印度的经济发展的确潜力很大,然而印度国内长期存在封建残余、政治变革和经济结构模式都成为阻碍其面向更加广阔的全球市场的阻碍。

换句话讲,如果印度真的能够取代中国,那如今西方世界舆论鼓吹的印度崛起岂不是下一秒就变成了印度威胁,本质上还是因为中国的崛起和印度的崛起不在一个层面上。

而欧盟转向印度积极开展自贸协定的磋商被认为是在针对“强势崛起”的中国,美联社则认为先是欧盟因为新疆人权问题遭到中国制裁影响了中欧关系,实现印欧合作或许是双方谋求合作的另一种方式。

虽然其中不乏也有培植印度势力以制衡中国在印太地区的发展之类的因素,但经贸合作根本上还是更多关注利益,因而所谓的寻找“替代中国的合作对象”虽然不无可能,但不会成为中欧印三国之间贸易协定最终结果的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