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祝劳模搬进工人新村
1 引言
1996年在我的内心中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年份……我感受最大的变化，是那一年发生了很多怪事，比如学校里很多同学都走了。他们离开了田林新村，再没回来的打算。比如我的几位亲人也搬离了这里，曾经封闭、和美的童年的安全感、完满感被彻底打破。从那时起，我对于世界的认识，才得以清晰、缓慢地展开。
——《旧时迷宫》，2012
我住过三个工人新村。曹杨新村、田林新村、上南新村，至今依然住在新村里，这是我三十年来的全部人生。我所了解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社会交往、婚姻及男女平等、语言与娱乐并将之整理成文字贩卖以维生……全部的起源同样都产自于新村生活。……“新村”没落了，它的没落无声无息，却不免令依然身处其间的人，从心底生发出怜惜与追缅。
——《新村里的空间、时间、世间》，2017
在曾经的上海，工厂制造的商品无处不在，工厂也缺乏新奇感。……这个工业的时代在上海历史上并不算长，它曾经是我童年记忆的全部，也是观看世界的基本模式，直到它悄悄过去了，才发现我并不算理解它。因为写小说的关系，我才记录了一些往事。回头看看，会发现这并不算是“文学上海”的主流，只是一个声部。
——《家族生活的多重宇宙》，2020
工人新村
生于80年代末，在上海工人新村里长大的作家张怡微，没有赶上工人新村与新村住户最为风光的年代，却生逢城市大开发、住房商品化与新一轮城市空间版图的重新分配。对外界充满探索欲的成长期，与周遭环境的没落正面相逢，这种奇异的张力，在张怡微处浇铸了一段特殊的“工人后代”对工人家庭生活史的记忆与见证，成为她观看世界、认识自己的起点。当“一人住新村，全厂都光荣”的共和国篇章翻过，她笔下的工人新村，更多地染上了小市民的凡俗烟火气与“看不到变动的希望”的父辈的戚容。
2007年左右，张怡微开始有意识地告别青春校园叙事，转而关注上海家庭的日常伦理。在习作阶段，写了《今日不选》《我真的不想来》等以新村家庭为背景的成长主题小说。工人新村自此成为20岁的张怡微找到的“更写实的立足之地” [2]。从那时算起，张怡微对上海工人新村及其文学再现问题的觉察、理解和诠释，走过了从自发到自觉持之以恒的十五年。随着现实中工人新村日益凋敝，张怡微愈加认识到这一写作素材的宝贵，也在纤敏的回忆与琐细的家庭起居记录里，融入了更多对空间变迁、社会分层与城市想象范式的反思。学界对张怡微的讨论，大多围绕题材论上的“家庭”或“世情小说传统”展开，对家庭镶嵌其中的物理空间即工人新村却鲜少有效的讨论。本文尝试梳理张怡微的工人新村书写，意在指出，张怡微不仅写出了私人情感、伦理意义上的“家变”，后者与更复杂开阔的“世变”动态相连。处于个人、家庭与城市间的工人新村，正是勾连“家变”与“世变”、接通“父辈”与“我辈”的文学中介。
近年来社会学、城市史、文化研究领域出现了一些对工人新村的反思性研究。比如，起初新村的居住权多是劳模、干部等少数人的福利，实则难于解决工人住房困难；又比如，在房屋质量、配置设施、布局设计上存在许多不便利之处。在文学研究领域，更令人关心的则是工人新村在城市文学的审美谱系里有多少更新的潜能。“十七年时期”的小说、电影、画册里，作为先进城市象征的工人新村符号为人们所熟知，它们展示计划经济时期整齐、朴素、朝气昂扬的社会主义美学，也是国家兑现“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政治承诺与宣传图景。[3] 但新时期以来，尤其是老上海“怀旧热”商业文化兴起后，工人新村地位一落千丈。在“谁能代表上海”的争论中，石库门压倒工人新村成为强势的上海建筑新地标，后者则日益淡出大众视野。[4] 近年来只有《繁花》等极少数的文学作品，发掘出了一些上海工人新村书写的新面向。[5]
开篇的引文，可以视作张怡微这些年的一则反思侧记，一系列核心问题在自我梳理逐渐浮现。比如，作为成长叙事的“内”与“外”，个人内在的心灵波动、工人后代的情感结构，怎样与工人新村的外部空间体验互相穿透与支撑？在年轻一代的笔下，淡出历史舞台的“工业上海”与消隐中的城市工业空间能否在文学中重获生机？又比如，在花园洋房、石库门、弄堂、摩天大楼主导的“文学上海”想象秩序之外，今天要如何讲述一个工人社区里的上海，接通霓虹灯光圈外的另一种“海派文学传统”？
“发现”工人新村看似是张怡微基于成长际遇的自然选择，实则有着独辟蹊径的立意与苦心。沿着这些问题，在小说虚构与城市史、街区建筑、集体记忆、阶层印痕、日常生活的交界处，作为文学空间的“工人新村”也涌现出值得进一步挖掘的潜能。
2田林新村作为“原风景”
新中国成立后，为配合“消费型城市”向“生产型城市”转型的工业化任务，解决迅速增长的城市人口与职工住房紧张之间的供需矛盾，借鉴苏联模式的工人新村建设计划被提上日程。1951年，作为试点项目的曹杨新村成为上海第一座工人新村，此后相继有了“两万户”等工人住宅的大面积开发。半个世纪以来，这种布局规整，由3-6层砖混结构住宅构成的行列式小区，已成为上海最具特色的住宅类型和城市景观之一。在世纪末加速的旧城改造中，不少工人新村被拆除，居住工人新村的身份尊严与优越性被抹去，被物质空间衰颓的“老破小”取代。而不再热闹的工人新村依然留有社会主义城市建设的乌托邦印记，也是几代人真实的居住环境，这其中就包括张怡微这样的“新村第三代”。[6]
根据自述，张怡微生于一个典型的工人家庭，外婆是纺织厂工人，母亲在无线电厂工作，父亲则是海员。五岁从曹杨新村搬入田林新村后，张怡微在此地居住了整整17年。与建国初期率先得到开发的曹杨新村等地不同，田林地区的工人新村主要崛起于80年代。[7] 田林位于上海市区西南角，曾长期归上海县管辖，直至80年代仍留有相当的乡野风貌。张怡微回忆童年时的田林“就是一整片汪洋般的农地。”[8] 在城市化浪潮袭来之前，整齐划一的工人新村与小闸镇的农舍、棚户隔街相望。这种地理位置偏僻、发展迟缓、城乡杂处却不乏生机的“另类上海经验”，正是田林的特殊所在。
1954年所摄的曹杨新村一期（上）以及曹杨新村环浜及公园（下）
日本文学评论家奥野健男提出“文学的原风景”概念，指称作家固有的、自己形成的空间。“我想是在该作家幼年期和青春期形成的。从出生到七八岁,根据父母的家、游戏场以及亲友们的环境，在无意当中形成，并固定在深层意识之中。多年以后带着不可思议的留恋心情回想起时，小时候不理解的那些风景或形象的意义会逐渐得到理解。”[9] 工人新村堪称张怡微的“原风景”，它最初出现在作家笔下时总是笼罩着童年的光晕。这种“封闭、和美的童年的安全感、完满感”也可以从工人新村自给自足的配套设计中得到解释。田林地区从住宅、学校、医院、公园、宾馆到殡仪馆一应俱全，在单位制未解体前，工人家庭的“内部顶岗”制度也维持着工作资源的循环稳定。在张怡微早期关于“消失的小闸镇与田林”的作品中，新村的“原风景”还未褪去青春叙事的痕迹。更多时候借助少年主人公的惘然之口怀念逝去的家园景象，抒发“青春梦被踏平”的感伤与怀旧情绪，尚未有太多回应深层社会变迁的自觉。[10]
广告媒体打造的“大上海形象”，与工人新村中陈旧的建筑、清贫实惠的生活气息、过时的政治记忆相去甚远，张怡微由此觉察出工人新村在上海文学光谱中的缺位。走在新村的街道上，“沿街可算是最上海不过的风貌，却没有什么像样的文艺作品去留意它。”[11]为了反拨这种被“包括在外”的失语感与错位感，张怡微以田林为据点，正面打开“仿佛是上海的背面”的工人新村文学世界，对城市空间中心/边缘的权力划分提出质疑。事实证明，“上海想象”越是固化，其内部就越容易出现源自真实生活经验的分歧与反叛。或者不妨说，正是固化的城市想象生产出了它自己的解构者，为城市地图注入了重绘的动力。
在复旦大学攻读创意写作学位期间，张怡微从王安忆处获得了现实主义文学写作的系统训练。[12] 王安忆关于“写你熟悉的事情”的教导，令张怡微对工人新村做了大量文献功课；正式动笔前为主要人物写传的要求，也让张怡微从“自我”转向对父辈成长史的考据，在“元场景”的写作练习里为几代新村人的经验建档。这些都构成张怡微的硕士毕业作品《你所不知道的夜晚》重要的准备工作。
《你所不知道的夜晚》是张怡微对父母一辈青春往事的“纪实与虚构”，也是她迄今唯一涉足50-80年代的作品。女主人公茉莉的原型是张怡微的母亲，在她丈夫何宝荣身上也有张父的影子。小说用大段文字铺陈田林新村的历史沿革，以此为序幕，家住田林路65弄的“工人新村的女儿”茉莉登场。尽管叙事声音青涩，这样的开场仍能看到《长恨歌》的影响（第一章鸟瞰上海弄堂世界，引出“典型上海弄堂的女儿”王琦瑶）。张怡微将笔墨焦点落在上海内部的“城/乡分野”上：田林人住在城乡交界处，以“这里也是上海，我们也是上海人”自我安慰，却总忍不住向慕那个以繁华的淮海路为轴心的上海传奇，饱受“合法城市身份”的诱惑与折磨。
工人新村生活旧照
因此，对茉莉而言，“恢复真正的上海人”的焦虑，既结构性地内在于田林人尴尬的地理-身份处境之中，又表现为少女时期苦闷、隐秘的身体与精神内耗。响应国家政策号召，茉莉在身不由己的空间迁移长大成人：搬出建国西路多层洋房——寄养在常州乡下——搬入田林工人新村——插队闵行塘湾镇——回城——嫁入大自鸣钟何家，每处地名、每种住宅形态都刻有顽固的空间价值等第。在新时期历史转轨时刻，茉莉借一场婚姻逃离工人新村，重返“城心”，看似是反抗革命话语对个人价值的压抑，实则付出了家毁人亡的惨痛代价。
在此，田林新村扮演了一个相当暧昧的空间符号，它提供“家”的庇护，但集体生活的桎梏、落后的物质条件又与茉莉的小布尔乔亚上海梦水火不容。茉莉逃出新村的“绝情”，在于把“家”的价值也一道否定了，以至最后陷入彷徨。这种两难，与其说是人物的，毋宁说是作者本人的——小说在一个戏剧冲突激烈、血肉模糊的切面上戛然而止，不少历史褶皱处理含混，未能找到妥善安置主人公身心归宿的答案。《夜晚》对50-80年代的理解、对人物身世的体察多少带有去历史化的隔膜感。张怡微也承认结尾的仓促，称其“像另一个故事的前戏”，“还没有写完”。但这种“前史”整理工作，仍为她讲述“子一代”的新村故事打下基础。在她此后几年的写作里，工人新村得到了更熨帖于“情”与“史”的价值重估，被驱逐的“家”也在更复杂的空间-伦理单位中被寻回。
3“家宅”与离散
上海工人新村在90年代后的式微，原本是新城开发、旧城改造全面启动后客观的现象，其能内化为作家深刻的个人记忆，与“离散经验”的冲击密不可分。在张怡微笔下，“离散”的具体形态既有亲密关系的破碎，也包含工人新村自身的拆迁和消失。但对张怡微而言，恰恰是现实中的离散，促使她以文学的方式重新锚定、凝结了工人新村中“家”的意义。此乃“离散”与“团圆”的辩证法。
在散文《旧时迷宫》中，张怡微回忆了1996年接连发生的家庭变故：外公突然离世，阴差阳错地耽误了父母升级房产以挽救婚姻的最后机会。“当时正值第一批置换房屋的潮流，我们全家都去彭浦新村看过房，几乎就要下定，无奈出了如此变故。而后我父亲离家，我和母亲索性就在田林扎根似地住下，顽固得很，也看不到变动的希望。”[13] 父母分道扬镳，亲戚们搬出田林新村，张怡微就读的田林三小也有不少同学出国，从此音信杳无。张怡微与母亲成了“留在新村里的人”，初尝被生活淘洗、弃置于队列之末的酸楚。用小说里的话说，“是父母的分离令我逐渐揭开了成人世界的面纱，也是原生家庭的逐渐瓦解令我意识到生活的严酷。”[14]
如果放入一个更大的历史镜框就会发现，这一连串事情的同时发生，并非完全出于偶然。90年代中期，商品房小区建设速度加快，住房产权改革令新村里的房屋变成了可交易的商品，引发新村工人前所未有的居住流动。具备经济能力的原著居民选择离开，搬入品质更高的社区，或加入移民大潮。但同一时期国企改制、工人大面积下岗，一部分本就拮据的新村工人更难以改善住房条件。新村从其内部产生了个体与家庭进一步的社会分层、分流，形成“混得好的都搬出去了，不会留在这种地方”的自我认知。[15] 新世纪以后上海房价快速上涨，一再错失置换房屋良机的人，不得不接受彻底留下的命运。毋庸置疑，原生家庭的残缺，是张怡微一再写作的主题。但如果没有这种更大的“世变”镜框，“家变”或将仅仅是一桩桩私人意外与情感纠纷，但张怡微显然不愿止步于此。找到穿透“家变”与“世变”的方法，对于作家来说，是离散后的个体如何修复创伤，重建新的情感联结，追问更大的群体命运的关键。
在名为“家族试验”的写作计划里，张怡微先后写了十几个非常规家庭的离合悲欢，涉及离异、再婚、单亲、失独、丧偶、过继等，“试图写一些非原生家庭却拥有‘不是滋味的团圆’”。[16] “试验”一词，可以理解为对多元家庭形态的探索，以“反家庭”的实验姿态提出对传统家族文化的怀疑；也可以视作个体以“家”为媒介，在血缘、伦理、情感等界面触发的试炼与考验。在这其中，具有强自叙传色彩的《细民盛宴》是唯一的长篇小说，也是“家族试验”总纲性的作品。[17] 女主人公袁佳乔的父母离异后各自重组家庭，她的成长不得不在四个大人间周旋，一边应付世事人情的重负，一边摸索成人成家之路。在袁佳乔父母离婚的段落，张怡微投入了最大的情绪与笔墨，并楔入了大量对90年代工人新村、工人命运的思考。
《细民盛宴》张怡微丨人民文学出版社
与不少讲述国企改制的“阵痛叙事”不同，《细民盛宴》没有正面刻画买断工龄、工人集体下岗的宏大历史，而选择用未成年的女儿——工人家庭下一代成员的旁观之眼，敏锐地捕捉了一场婚变风波前后大人的落魄情状。小说中的父亲是一名海员厨师，母亲是无线电厂职员。在父亲出海的日子里，袁佳乔目睹了母亲秘密的婚外恋。此时正逢国企改制浪潮袭来，父母情感生变，工作与生计也陷入危机。母亲被迫从科室转岗到车间流水线，继父曾是工会文艺骨干，在工会解散后只得提前退休。继父怎样入侵、瓦解她的三口之家，袁佳乔都看在眼里。“各种转折时代的惊慌与不安，令他和我本无一技之长的母亲有了越来越多惺惺相惜的共同话题。他们对老厂有感情、对旧时代有感情，甚至对食堂里做的蝴蝶酥和鸡胗鸭胗都有感情。他们那么重情重义，又怎会对彼此没有感情？”[18] 女儿的声音是微讽的，但在用“重情重义”来调侃下岗工人的出轨动机时，又不免透露出对这个群体命运因果的哀怜。作为改革中被损害的弱者，父母与继父继母同为“这个时代掉队的人”，他们身上的共性大过了爱恨制造的分裂，也令一切为了分担风险、保障生活的重组显得情有可原。作为这场婚变的目击者，袁佳乔尽管受伤，却也表达出了最大的不忍之心。《细民盛宴》的核心线索之一，正是经由主人公对时代凉薄嬗变的亲身体会，走向对“父辈工人”命运与抉择的同情之理解，抵达和解。
值得辨析的是，汉语的“家”实则含有不同方向的意指。家族成员关系的“家庭”（family）、物理居住空间的“家宅”（house）、身心归属感的“家园”（home），我们至少能从中分出这三层含义。过去对张怡微的评论，大多侧重第一层面的“家庭”（其中又涉及血缘伦理亲情、婚姻关系、生育制度与代际互动等），却很少论及“家宅”与“家园”，但后者同样是理解“家”不可或缺的维度。
工人新村的家庭生活旧照
“我和我父母的家，在上个世纪兴建的工人新村筒子楼里，是一间小小的一室户。”[19] 新村中的旧家宅，是三口之家曾亲密栖居于此的物证与记忆容器。在伦理意义的家解体后，空间意义上的家充当了亲缘关系的剩余物。“搬家”则等于宣告旧家共同体的彻底终结，被张怡微写出了生离死别般的惨痛：“好像真正的结束是从那一刻才发生的，我、我父亲、我母亲，在我们三人活着的时候，再也没有了一个完整的家。而当我们死时，也将分崩离析地属于三个墓冢。”[20] 这种对“家宅”物理空间执拗的占有欲，还曾在《丰年记》《樱桃青衣》等小说里出现。《细民盛宴》里尤其富有想象力的一跃，是将“完好的工人新村”与“完整的家”相互叠合，彼此转喻。“家”与“工人新村”一体化的价值，在破坏性的场面里得到进一步强化：
“我只能眼睁睁地目睹着日常里丧失，是以这样具体、理性的面目一点一点铺展开它的破坏之力。直到很久以后，当我走过一个又一个工地，看上海各个新村怎么拆房子。‘怪手’一点点地凿着楼房外墙，倏忽就落下一个电风扇，不经意有掉了一面墙，一个阳台倒塌了，一只马桶噗噗地坠入废墟之上。每一寸土地上曾有过多少爱恨都显得极其轻盈，也极其虚无。”[21]
齐美尔指出，在空间的社会建构里充满了人的情感意义的投入，而且与时间相比，空间对于社会形式的“固定”能力更强。在他看来，人们本质上更容易触及的是空间，对那些制造了剧烈情感震撼的事件而言，记忆与空间场景尤为密不可分。[22] 在张怡微笔下，无论指向“家变”还是“世变”，工人新村的拆迁景象正是这样将记忆结晶化的产物。经由一种空间性的语言，时间被塑造成一座可视化的有机体：楼体外层剥落，暴露出碎裂的内脏，居民楼的拆除，提醒着童年家庭生活、工人新村与工人地位崇高的历史彻底一去不返。随着新时代一点点积累成颠覆的强力，旧时代的家、家宅与家中人终成废墟。
4“工人后代”的文学位置
“没有在上海生活长大的人，大体是分不清楚什么是弄堂、什么是石库门、什么是新式里弄、什么又是新村的。日益崛起的新兴住宅又以破竹之势篡改着这座城市尚未冷却的居住记忆。”[23] 借助“土生土长”的在地认知优势，上海作家一直在找寻住宅特色背后的生活真意。随着工人新村成为张怡微具有个人特质的小说基地，其“工人后代”的身份认同也趋于明朗。“和我一样经历的上海年轻人还有很多……我们一起成长起来的工人的后代们当然会有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自己对父辈的认识，自己的审美，自己见过的一生一世。”[24] 理解这种“工人后代”的要义在于，第一，不同于阶级、职业属性意义上“工人”身份的继承，它更像是基于血缘和共同生活经验的代际传续与情感纽带。第二，“我们”取代了“我”的孤立主体，随着背景相近的80后、90后在建筑、美术、传媒与文学等领域分别作出探索，一个工人新村后代的生活、情感与知识共同体也初具雏形。张怡微尤为强调这种同代人结构的力量，用她的话说，所有人都是所有人的影子，“我没有不认识自己的理由，我在他们所有的微小的抉择中都看到自己，看到自己的未来。”[25]
不过需要辩证看待的是，一方面，这种更确凿的身份立场赋予了作家更具批判力的目光。比如在《细民盛宴》中，张怡微表达了对消费主义文化重新弥漫于上海的忧虑，这是在《你所不知道的夜晚》时期的伤感、怀旧未能撬动的面向。但另一方面，作者接受了作为工人后代的身份，却无须仅仅局限在单一化的阶层或子女亲族观念里。随着90年代后工人与工人新村的解绑，在新村的生活世界里，至少还有邻里，有流动的新的陌生人的相遇，协助她不断调校新的视角去看待曾经持有的价值。
在结束了对两代人青春往事的“过去时”写作后，张怡微将焦点再次拉回“现在进行时”的新村。摹写新村里的人情百态，也是为了打破外界对工人家庭单调、刻板的传统印象。我们因此读到了沪方言耐人寻味的话外之音，居住环境的摩擦烦恼，还有完美体现了小市民生活智慧的“晾衣杆政治”——新村主妇通过古怪的劳动暗中较量，抢夺晾衣的公共空间资源，却未尝没有一种相惜的情谊与乐趣。在《春丽的夏》里，退休女工春丽与丈夫经营一家新村照相馆，接的订单却多是老人的遗像。这里面有他们的老工友，也有社区里的老邻居、旧相识。“拍摄遗像”的营生在此被抽象为一个群体处境的借喻。由于许多居民都是垂暮的退休工人，工人新村里常年笼罩着一股死亡、衰败、被遗忘的气息，除了小说，也能在《残酷新村断想》《新村里的幽冥人间》等散文中读到。[26] 但有人离开，就会有人搬进，新村悄悄变换着人间。群租房里的外来务工人员，楼内外快递小哥、外卖骑手的身影，以最逼近当下的生活情状，不断要求作家作出新的应对。[27]
要破译眼下的新村生活密码，为混沌的现状赋形并非易事，一如《度桥》的男主人公是从事表情包研究的社会学博士后，却无法读懂一个新村里陪伴他长大的“交通协管员”：一个冒充交通协管员的失能者，二十多年来兢兢业业地指挥、维持着工人新村里的道路秩序，但大部分居民从未觉察她的虚假身份。这个“新村畸人”形象是高度象征化的，浓缩了今日摆荡于错乱的旧惯性与真相之间的新村秩序。张怡微因此将工人新村比作一个“充满道具，但剧本还没有写好的地方”，“如今的工人新村并未消失，且日常生活又一次成形，新的情感逻辑也随之建立起来，那倒是我真正感兴趣的部分。”[28] 这个历遍时代冲刷，不断被击沉，又不断被新的历史内涵修改的地方，或许恰恰蕴藏着文学性的转机与富矿。
至此，我们可以将张怡微的工人新村书写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始于对童年遗失的生活方式的怀念，在城市化背景下梳理新村历史，建立自己的“原风景”并抒发对工人新村的景观怀旧。第二阶段，随着作家“工人后代”身份意识的觉醒，以家庭为透镜，呈现90年代至世纪之交社会变革中工人、工人新村的命运，并在离散视野里重新锚定工人新村的家园意义与情感向心力。第三个阶段，试图从当下工人新村杂芜、散漫的日常生活流中提炼新秩序，在与陌生人的碰撞中，创造更多的新村他者故事。这是从工人新村的“前世”转向“今生”，也是一个情感落地、将知识转化为行动的历程。这样的转变对于张怡微或者说一个年轻写作者的意义，在于催动其走出个人经验与情感的框限，驾驭虚构，去认识复数的他者与敞开的现实世界。
如研究者所言，在日趋全面的上海文学空间测绘中，如何用不仅是给城市经验“做加法”的方式打破固化印象，仍是一项未完成的工作。但可以确定，因为文学的言说，城市经验的流变才变得更加易于把握。在上海这样拥有强大城市文学传统的地方，找到与城市之间的“位置”关系尤为重要。[29] 人们已经可以清晰地看到，工人新村不仅是一个中性的物理空间，更是一个生活世界——一个拥有自身历史、居民、道德准则和权力关系的，与整座城市有着深刻联系的空间和社会单元。[30] 随着张怡微这样年轻一代居民的成长，新村也生产出了把故事继续讲下去的人和他们的“文学位置”。值得一提，近几年除了写作，张怡微还积极参与到包括重走上钢新村的城市漫步、“探微工人社区的情感结构”等线下活动中。这些出入于文学内外的实践，使得“从现实中来”的工人新村阅读、知识、与想象脱出纸面，打通了“回到现实中去”的互动途径。旧的空间规则瓦解，一代的言说与行动，势必释放出重新占有空间的潜能。这潜能正不断召唤、充实着上海城市文学中一个独特的声部。
作者：刘欣玥，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后
本文原载《扬子江文学评论》2021年第3期
注 释
[1]三段引文分别选自张怡微：《旧时迷宫》，《上海文学》2012年第8期；《新村里的空间、时间、世间》，“One·一个”2017年3月16日；《家族生活的多重宇宙》，《文艺报》2020年12月18日。
[2]张怡微：《哑谜道场——几篇小说的创作手记》，《我自己的陌生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34页。
[3]小说《上海的早晨》、电影《千万不要忘记》《今天我休息》中工人新村的片段与镜头，都是此类讨论的经典案例。相关研究可参考罗岗：《十七年文艺中的上海“工人新村”》，《艺术评论》2010年第6期；徐刚：《“工人新村”与城市空间的文学建构》，《文艺理论与批评》2013年第1期。
[4]《谁更代表上海？石库门VS工人新村》，《解放日报》2003年8月20日第6版。朱大可：《谁主沉浮：工人新村VS石库门》，《南风窗》2003年第12期。
[5]相关研究可参考贾海涛：《工人新村经验与居住空间透视——从插图看<繁花>》，《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
[6]杨辰在其上海工人新村演变史研究中，将新村工人的社会身份分为“新村第一代”与“新村第二代”。依据杨辰的划分标准，张怡微应属于从祖父母辈起就居住于工人新村的“新村第三代”。见杨辰：《从模范社区到纪念地：一个工人新村的变迁史》第四、五章，同济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
[7] 50年代后期，随着上海自动化仪表一厂、上海玉石雕刻厂、上海电视一厂等工厂企业迁入，田林地区的工人住宅初具雏形。至80年代，田林地区从上海县划归徐汇区管辖，被列为上海市新辟的12个居民住宅小区之一。
[8]张怡微：《旧时迷宫》，《上海文学》2012年第8期。
[9][日]奥野健男：《文学中的原风景》，集英社，1972年，第29页。转引自[日]芦原义信著，尹培桐译，《街道的美学》（上），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141页。
[10]这些早期作品主要收录于短篇小说集《旧时迷宫》。关于张怡微的写作与小闸镇变迁之关系，可参考沈轶伦：《张怡微：沧海桑田小闸镇》，《解放日报》2019年3月1日第11版。
[11]张怡微：《大自鸣钟之味》，《你所不知道的夜晚》，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190页。
[12]张怡微多次谈到王安忆的教学对自身写作的影响。见《写作课的秘密》《故事开始了——王安忆创意写作课程记录》，收入《我自己的陌生人》，2014年；《课堂内外的王安忆》，《扬子江评论》2016年第7期。
[13]张怡微：《旧时迷宫》，《上海文学》2012年第8期。
[14]张怡微：《细民盛宴》，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39页。
[15]杨辰：《从模范社区到纪念地：一个工人新村的变迁史》，第142-144页。
[16]张怡微：《我所理解的世情小说》，《名作欣赏》2014年第25期。
[17]“家族试验”创作成果已结集出版，包括长篇小说《细民盛宴》（2017），中短篇小说集《樱桃青衣》（2017）和《家族试验》（2020）。
[18]张怡微：《细民盛宴》，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9页。
[19]张怡微：《细民盛宴》，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64页。
[20]张怡微：《细民盛宴》，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65页。
[21]张怡微：《细民盛宴》，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44-45页
[22][德]齐美尔：《空间社会学》，《社会是如何可能的：齐美尔社会学论文选》，林荣远编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3]张怡微：《哑谜道场》，《我自己的陌生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33-134页。
[24]张怡微：《幽谷与过渡》，《当代》（长篇小说选刊）2017年第6期。
[25]张怡微：《新村里的空间、时间、世间》，“One·一个”2017年3月16日。
[26]这组文章均来自张怡微在“One·一个”上开设的专栏《上海新村故事》。
[27]张怡微：《窗外的骑手》，“One·一个”2018年8月24日。
[28]张怡微：《新村里的空间、时间、世间》，“One·一个”2017年3月16日。
[29]朱羽：《悬置移情的写作与上海经验的呈现方式——关于<繁花>的琐思》，《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0年第8期。
[30]杨辰：《从模范社区到纪念地：一个工人新村的变迁史》，同济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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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怡微 |《家族试验》| 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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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细民盛宴》回溯至《家族试验》，回到写作者观看世界和生活的起点，若干原本不相干的人在此温情相遇。
在日常生活里自诩并非勇敢挑战生活的强者的小说家，从十八岁开始，发现周围“不对劲”的事物越来越多，终于有一天多到产生了一个又一个崭新的虚构世界。在这些完全由她从虚空中唤出的故事中，她一往无前地追索着血缘的意义、家庭的意义、女性生活的意义，确保对庸常现实的抗拒，甚至为最终挽回一切曾经失去的，不断地练习离别，凝望残缺。
张怡微|《细民盛宴》|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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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民盛宴》原载于《收获》2015年长篇专号春夏卷，张怡微凭此部作品入围2016年第十四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最具潜力新人奖。此作是她“家族试验”系列的扛鼎之作，也是其中唯一一部长篇。
小说中的少女袁佳乔既有继父，也有继母，孩童无从选择的破碎再重组家庭，不得不去也永难应对的无数次“细民盛宴”，逼人成长不可深究的种种桩桩，日常生活中的诸般计较、客套、虚与委蛇……纵使如此艰难，最终人和人之间的情感仍无限哀矜承让，温情似有实无不绝如缕，钩织成一切烦难世相的杂糅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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