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思杜胡适先生的次子。在他短暂而平庸乃至昏聩的一生中,做过的唯一一件轰动世人的“大事”,一定是写了一篇痛批父亲的文章《对我的父亲——胡适的批判》。然而,这篇“大义凛然”“痛快淋漓”的文章只不过使他热络一时,并没有给他戴上诸如“英雄”之类的光环,他身上所背负的“原罪”也不可能就此洗刷干净。最后,将他压垮直接送到了一根上吊绳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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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排左为胡思杜

常言道“虎父无犬子”,但这句话在胡思杜身上并不适用。胡适先生学富五车,胡思杜却学无所成,在美国读了两所大学,不仅都没有毕业,而且最后由于染上种种陋习,被学校驱离了。

1948年,27岁的胡思杜从美国回到北京。那年12月,由于北方战局已无法挽回,蒋先生开展“抢救运动”,出动专机空运专家学者南下。胡适作为蜚声海内外的学者,被列为抢救的第一批。12月15日,距北大50周年校庆和胡适58岁生日还有两天,身为北大校长的胡适抱憾飞赴南京。

可是,倍受胡适夫人宠爱的小儿子胡思杜,却没有和父母同行,而是留在了北京。胡思杜为什么要独身一人留下呢?对此,人们有过种种猜测。据胡思杜自述:“我又没有做什么有害的事,不会把我怎么样。”然而真实的原因,却是由于胡思杜对父亲的不满。

1947年,被美国大学驱离的胡思杜给父亲的老朋友、时任驻美大使馆参事的陈之迈写信,请求发放回国的旅费。陈之迈将此信转给胡适。胡适见信后非常生气,因为胡思杜公费出国留学时已经领过旅费,这次申请属于骗领冒领国家财物,清廉自守的胡适对此岂能容忍?他立刻给教育部常务次长杭立武写信,告知杭立武,不可给胡思杜再发放旅费,如果已经发放,请即刻追回。

这件事使胡思杜丢了脸面,因此对父亲耿耿于怀。

胡思杜回国后,有很多大学请他任教,其中山东大学历史系的聘书最具诱惑力,因为他在美国读的就是历史系。然而,胡适对此坚决不同意。胡适心里清楚,儿子在美国连毕业证都没有拿到,国内那些大学之所以聘请儿子,当然不是因为儿子有多高的学术造诣,而只是因为——他是胡适的儿子。不是凭借自己的才能谋事,而是讬庇父荫,这是胡适所不能接受的。

那时的知识分子,普遍有这样一个共识和道德底线,那就是规则面前人人平等,绝不能用自己的名望为子女谋得不当利益。清华大学建筑系台柱梁思成、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冯友兰,他们的女儿梁再冰和宗璞当年报考清华大学时,因为成绩不理想,照样不能录取。

知子莫如父,胡适知道儿子肚子里有多少墨水,因此拒绝了所有大学对儿子的聘请,安排儿子去北京图书馆做工,希望儿子在图书馆里博览群书,丰富自己的知识储备。

明明可以做一名体面的大学教师,却被安排去图书馆打杂,这样的落差,使胡思杜对父亲怨气满腹。

以上应当是胡思杜不随父亲南下的真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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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胡思杜一定为自己的选择得意万分。新气象最初,胡思杜童鞋也得到了特殊照顾,被安排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学习期间,他极力表现,不仅把父母给他留下结婚用的一箱金银细软上交,而且把父亲视若珍宝、托他照看的108箱书籍也捐献出去。为此他受到了上级的表扬,他觉得那几句表扬无比贵重,因为那意味着认同和接纳。

在胡适南飞之前,曾有专门开通的“对胡适之先生广播”,要求胡适不要离开北京,并许诺了一些优渥条件,像让他继续担任北大校长和北京图书馆馆长之类。那年的4月29日,胡适的老友、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在“最厉害的报纸”上发表《给胡适之的一封公开信》,规劝胡适回来。但是,胡适坚持自己的判断,对以上劝说予以拒绝。

挽留,规劝都不成,批判的到来就是水到渠成了。由胡思杜,胡适的亲骨肉发射第一枚炮弹,其杀伤力将巨大无比。于是,胡思杜荣幸当选为第一炮手。你们如果说,胡思杜是思想觉悟非常高,自愿当选,那我也“认可同意”!

那年的9月22日,胡思杜一生中最重要的一篇文章《对我的父亲——胡适的批判》出炉,并相继在香港《大公报》和《中国青年》报上发表,文中列举“战犯”父亲的种种罪状,称父亲是“反动阶级的忠臣、帝国主义的走狗及人民公敌”,“在他没有回到人民的怀抱来以前,他总是人民的敌人,也是我自己的敌人。在决心背叛自己阶级的今日,我感受了在父亲问题上有划分敌我的必要”,并明确表示,和父亲断绝往来。

此文一出,在海内外引起极大震动,对胡适的打击可想而知。不过,睿智的胡适很快就原谅了儿子,他觉得儿子是不得已而为之。他在剪报的眉批上写道:“小儿此文是**发表的”。

不论胡思杜是真心还是奉命,他射向父亲的炮弹很快有了战果:他被定为副教授,分配到唐山铁道学院教历史。

然而,胡思杜没有想到,既然胡适都成了“敌人”,而他作为胡适的儿子,自然就是敌人的儿子,无论他怎样表白自己,无论他如何狠毒地咒骂父亲,他也永远洗刷不掉这个原罪。

从1951年11月开始,由批判俞平伯这个胡适的弟子,顺带着就刮起了一场持续10个月之久的批判胡适的狂潮。胡适头上的罪名越来越多,“异族胡适、文化汉奸、妖怪、套着美国项圈的走狗、出卖祖国的最无耻的卖国贼”……尽管胡思杜“大义灭亲”有功,但是此时的胡适已经被批倒批臭,他即使再发射炮弹,威力也大不如前,因此原罪的重负显现出来,他越来越受冷落,交了几次申请书都如石沉大海。

胡思杜后来又看不清形势,响应“鸣放”号召,给院部领导提了几条教学改革的建议。厄运从此开始!《最厉害的报纸》以《河北高等学校教授针对教育领导工作提出批评》为题,点名“胡适的儿子胡思杜”“使用卑鄙手段,妄图夺取学校领导权”。于是,一夜之间,胡思杜变成了“汉奸、走狗、卖国贼”、“胡适的余孽和异己分子”………多项罪名加身,胡思杜已在劫难逃,接受批斗竟然成了他的日常工作。

胡思杜的精神崩溃了。至此他才明白,无论他怎样信誓旦旦地和父亲划清界限、无论他怎样不顾人伦地咒骂父亲,他也永远是胡适的血脉。

人们无从得知此时的胡思杜是否后悔自己当年的选择。不过,57年9月21日晚上,他用一根上吊绳告诉了人们答案。那年,他才36岁。

他的远房堂兄胡思孟——一个目不识丁的普通工人,来给胡思杜收尸。院校领导告诉他,胡思杜是“畏罪自杀”。他在郊外挖了个坑,把胡思杜草草埋了。

1962年,胡适在台湾病逝。至死,他都不知道小儿子已经先他而去了。

这就是胡思杜,自己选择的路,用一根上吊绳走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