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秦朝名相，于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被腰斩于咸阳，其罪名是谋反。为何无人替他求情，看关键词“秦二世”和“满朝文武大臣”。
秦二世如何上任的，通过沙丘之变上位的，沙丘之变是由赵高一手策划的，透过赵高在历史上的口碑，可以想象秦二世上任后的政治环境如何，由此也可以推断，在以赵高擅权的秦二世时代，哪里还有什么“满朝文武大臣”？
所以也就谈不上求不求情的问题，更何况按照李斯的性格，也从不求人，遇到困难都是自己亲自下场与皇帝过招，以实现人生的飞跃，所用武器就是他的才华。
李斯与韩非师出同门，是荀子特别器重的得意门生。两人学成后，韩非怀有一腔报国热血，再加上人家本就是王族子弟，回韩国发光发热再正常不过。
李斯没有背景，学成后，他打算用所学之术，即帝王之术，也就是实用政治学，去游说执政当权者，参政出仕，博取高位利禄，彻底改变自己贫困的处境和尴尬的地位。
可以看出，李斯的人生目标很清晰，就是要获取高官利禄。作为老师的荀子很担心，荀子认为，李斯这种极端功利的人生观，很可能最终会给自己招来不幸，所谓物极必反，这是道家之所忌也。
荀子的担心果然发生了，不过李斯也辉煌了半生。公元前247年，大概在庄襄王三年，李斯入秦了。
没多久秦庄襄王过世，秦王政继位，那时李斯三十四岁，嬴政十三岁，当时的主要政务负责人是丞相吕不韦。
李斯有才华，学问贯通古今，通达诸子百家，又是当时第一流的文学家和书法家。当吕不韦发现他的门下还有这样一位全才后，直接把他推送给了秦王政，于是李斯在政身边做起了负责文职工作的郎官。
重要的话，再说一遍，李斯有才华，秦王政也很快就发现了，一路扶摇直上，长史（宫廷秘书长）-客卿（大臣级的顾问）-廷尉（司法大臣）-左丞相（仅次皇帝）。当然在一路攀升的时候，也有险滩。
在当客卿时，他的梦想就差点被拦腰斩断，这时他拿出他的才华挽救了自己的前途，就是那篇千古流传的《谏逐客书》。
公元前237年，由于水工郑国的间谍门事件，秦始皇对非秦国的外客下达了驱逐令，这其中就包括刚刚崭露头角的李斯。
秦王政的这次逐客行动，《史记》上给了两个字的描述，即大索，可见其规模之大。逐客令一出，击碎了无数心怀秦国梦的异乡人，他们曾经为这个国家拼搏奋斗，缴税服役，没想到苦尽未必甘来，遭到了强行驱逐，甚至连辩解的机会都没有。
十年咸阳梦就这样碎了吗？李斯步出咸阳城，回首再望这座威严的都城，内心感到十分的不公平。作为外客中官职爵位最高的一位，李斯在这紧要关头站了出来，《谏逐客书》就这样出炉了。
李斯这篇书信能顺利抵达秦王手里，多亏了蒙恬，但李斯能因此而升迁却是得益于嬴政的政治胸怀。这说明什么？说明此时秦王朝的政治环境是宽松的，对外持的是一种开放发展的态度。
所谓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李斯凭借他的才华因祸得福，不仅没有被驱逐，反倒一跃成为秦国的最高司法长官--廷尉，之后继续一路开挂。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突然死了。已是左丞相的李斯驾不住时任中车府令赵高的游说，终于又一次为了名利给自己找了个主子，这次他走进了一条死胡同。
始皇驾崩不过五十岁，十二年来秦国在始皇的驾驭下高速奔走，他的突然离去，必将造成翻车事故，巨大的政治权力空间既让人恐惧，又让人觊觎。
赵高和李斯都是崇拜权力的野心家，赵高之所以相信自己能说服李斯，这只能说明赵高太了解李斯了，并且相信他们是一丘之貉。
李斯终究还是辜负了始皇对他的信任，如果说赵高是沙丘之变的主谋，那么李斯便是摧毁秦国的主要负责人。作为当时的丞相，仅次于始皇的权势人物，在迟暮之年，在大秦帝国新旧交替的关键时刻倒戈，其政治胸怀完全不能与吕不韦相提并论。
李斯大概没想到，秦王政会死在自己前头。伴随着始皇的离去，李斯自然清楚，帝国和自己的命运都将随着新皇即位而产生重大变化。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年逾古稀的李斯多少有点贪心了，他希望李世子孙世世为人上人，站在权力的马车上眺望远方，那才叫生活。
他是一位实力派的干将，希望通过自己的认真工作再次获得秦二世的认可，为子孙捞点富贵的资本。但同是领导，区别太大了。
秦始皇性格有些极端，但至少是一位有理想的智者。而皇二代胡亥本来就没有什么政治抱负，也没有什么政治野心，被赵高利用硬推上皇位，加之赵高长期洗脑，可以想象胡亥可能连一个正常人的思维都没有了。
在赵高的诱导下，他将兄弟姐妹们杀了个精光，以求得在帝位的安心，为自己的享乐创造条件。这样的操作，可以说一点政治眼光也没有。
面对这样一个新主子，李斯不仅要全权处理国政大事，还要努力讨好老板开心，但他们二人之间有着难以逾越的鸿沟，就是“月亮不懂我的心”。李斯的政治抱负，在胡亥看来完全不能理解，人家也有理想，也感叹生命苦短，要只争朝夕地及时行乐，李斯自然也不能理解二世的烦恼。
他的勤政并不能得到二世的欣赏，相反接二连三的起义让李斯陷入了泥潭，二世质问，你李斯身居三公高位，何以致盗贼如此？谴责的矛头直指他自己。
为了搞明白为何二世对自己如此不满，他重读了《韩非子》，因为这本书二世多有赞誉之情，这里面到底讲了个什么，李斯得弄明白。
在韩非的眼中，至高无上的是国家权力，君王就是国家权力的绝对体现。君王的意志是公意，臣民的愿望是私欲，二者逆反相悖。君王为了支配和统治臣民，必须掌握和使用法、术、势三件神器。
法就是治国治民的法律章程，须公开。术就是支配臣下的权术，须隐秘。势，就是强制臣民服从的政治强权，须独擅。权术藏于胸中，用来暗中驾驭群臣。施权术时，通常“握明以问所暗”，“挟智而问”，意思主是利用已经掌握的情况去查问尚示显露的隐秘，询问臣下时，摆明臣下过失，诱导臣下主动暴露。
秦二世对于李斯的质问，早有行动在前。监察使者早已开始调查叛乱各地的地方长官，追究那些导致叛乱急剧扩大的地方长官的政治责任。而且李斯的长子李由，已经受到严重的警告。
所以，秦二世的质问是很有技术含量的且指向明确的讯问，李斯已感到看不见的危险和恐怖正在向他奔来。在秦国政界沉浮多年，深明政治的底细，为了避祸解脱，他再一次启用了自己的才华。
重要的话，说三遍，李斯是一个有才华的人。他彻夜不眠，费尽心思的又写了一篇奏书，即《奏请二世行督责书》。他引经据典，词文铿锵有力，将白说黑，将黑说白，有理有据地为最高统治者制定了一套督责方案，并且兼顾了个人享乐和独裁统治。
这篇奏书打消了二世对于自己恣肆享乐的疑虑和不安，有了丞相李斯提供的这一套责任方案，他的统治更加肆无忌惮。对于反抗叛乱者，一律诛杀。如此施政的后果，加速了秦帝国的灭亡。
就这样，李斯又一次通过自己的才华，缓解了自己与二世的关系，儿子李由的追究也平静了下来，李斯家族的禄位得到了保全。然而他没有料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自打二世看了《奏请二世行督责书》，就深居宫中，再不见群臣，李斯也不例外。而郎中令赵高成为沟通皇帝和政府、左右帝国政务运行的枢纽人物，二世的政权一步步向赵高偏移。
于是，公卿大臣们开始对二世和当前的政治环境感到不满，并将矛头集中到了赵高身上。李斯终于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绕过内廷，直接上书二世陈述赵高专权的危险，然而为时已晚。
二世自即位以来，兄弟姐妹尽杀，完全失去了亲情。而自己能力有限，对于始皇留下的满朝老臣，人人功高位重，倍感压力山大。身边唯一能够理解和爱护他的人，只有老师赵高值得信赖。
当李斯联络诸位大臣联名请求清除赵高时，二世早已将李斯的动向告知了赵高，于是，赵高先下手为强，以李斯攻击自己的罪名反诬李斯。
于是，二世听信赵高谗言，下令逮捕了左丞相李斯、右丞相冯去疾、将军冯劫等主张清除赵高的大臣们，并交付给郎中令赵高处置，追究他们谋反的罪名。
李斯当然还是不甘心，也咽不下冤枉气，于是在狱中他又写一篇奏书。但到处都是赵高的眼线，这封奏书根本没有机会到达二世的手上。
赵高对于李斯可能上书的行动，早就作了防备，他严密控制了李斯与外界联系的一切通道，截获了李斯的上书，将其扣留在自己手中，然后开始下一步行动，那就是置李斯及一众反对者于死地。
二世二年七月，李斯以大逆谋反的罪名被判处夷三族，在咸阳街市被腰斩。
有人说，人的一生就是一个不断选择的过程，但选择也要有最起码的底线。当年，在门主吕不韦与秦王政之间，他选择了权势。在扶苏与胡亥，正统与篡夺的利益之间，他选择了利益。在关系秦国存亡与自身生死的博弈之间，他选择了自己。
可以说，李斯的一生是受利益驱动的一生，最终成了利益的牺牲品，成为了赵高的祭品。
由此，我们也看到，李斯受死时，满朝有点正能量的文武大臣也早已在赵高的控制之下，还有谁能为他求情，最可悲的是，玩弄权势半辈子，最后连一封奏书都送不出去了，可想，在二世和赵高的高压统治下，政治环境相当恶劣。即使有人想为他求情，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