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是中国所有的古都之中建城时间最早、建都朝代最多的古都，前后将近千年先后有十三个王朝在此建都，被称为十三朝古都。在洛阳盆地，洛河两岸，几十公里范围内，汇聚了五座都城遗址，分别是夏都斟浔二里头遗址、商都西亳偃师商城遗址、西周王城遗址、汉魏故城遗址、隋唐洛阳城遗址。被人们称为“五都汇洛”。战国时期的成周城遗址，目前尚未被发现。如果加上战国时期的成周城的话，那就是“六都汇洛”了。
一、三代所居
司马迁曾经说过：“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1]中华民族不仅在河洛地区创造了辉煌的史前文化，而且正是在河洛地区完成了对文明门槛的跨越。夏商周三代都曾经定都于洛阳地区。
关于夏王朝，安阳殷墟发现以后就有学者提出从考古学探索夏史的主张。当时徐中舒等人认为仰韶文化就是夏文化，而范文澜等人则认为龙山文化是夏文化。但由于考古发现很少，所以讨论没有继续下去。1949年以后，考古调查和发掘取得越来越多的资料，夏文化的探讨随之展开。其中，1952年登峰玉村遗址的发现揭开了新中国成立后夏文化探讨的序幕。1956年在郑州发掘了洛达庙遗址，出土了较多的文物，时代早于二里岗文化，因而学者将它作为夏代的文化，并命名为洛达庙文化。1959年发现的二里头遗址比洛达庙的规模要大得多，所以人们放弃了洛达庙的命名，而将这类文化命名为二里头文化。偃师二里头遗址就是属于夏代中晚期的遗址。夏朝的存在已经在考古学上得到了确证。[2]
学者研究认为，二里头遗址就应该是文献记载中的夏都斟鄩。[3]传世文献记载，夏人最早的都城在阳城，后来迁往阳翟，大约在今天登封、禹州一带。从夏王太康的时候，开始在斟鄩定都。古本《竹书纪年》称：“太康居斟鄩，羿又居之，桀亦居之。”张守节《史记正义》引用《尚书》称：“《尚书》云：‘太康失邦，兄弟五人须于洛汭，此即太康居之，为近洛也。”[4]夏王朝建立之后不久，在太康在位期间有穷氏夺取了统治权。而无论是太康，还是有穷氏，其统治的核心区域斟鄩都在洛河之滨。传世文献之中，斟鄩的方位就在“故鄩城在洛州巩县西南五十八里，盖桀所居也”。[5]而这一方位恰与二里头遗址非常接近，证明了二里头遗址就应该是文献记载中的夏都斟鄩。
二里头遗址
二里头遗址的内容十分丰富，发现了迄今为止我国最早的宫殿遗址。其中1号宫殿坐北朝南，是由夯土台基、殿堂、廊庑、庭院、殿门组成。殿堂南部为一片广阔的庭院，其正南是一座牌坊式的大门。整套建筑的工程量很大。2号宫殿也是坐北朝南，有作为地下水道的陶水管。2号宫殿的结构和1号宫殿类似，但其格局更加严谨。其宏大的宫殿基址应是夏代建立国家的象征，体现了统治者的威严。正如詹子庆先生所言：“二里头三期1、2号宫殿基址的发现，使学者们更加坚信，这里无疑具有王都气象。”[6]
偃师二里头遗址除发现大型的宫殿遗址以外，1975年在宫殿基址北边，还发现了大型的墓葬，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和玉器以及绿松石装饰器。宫殿基址周围，还发现相当数量的房基、窖穴、灰坑、水井、窑址、陶范、坩埚碎片、铜渣、石料、骨料，表明遗址可能分布有制铜、制陶、制骨等手工业作坊。酒器、乐器、兵器，是二里头文化中的典型器物。
二里头遗址出土大量石器、玉器、陶器、骨器、蚌器等。石器以生产工具为主，如石斧、石铲等。虽说二里头文化已经是进入青铜时代，但是青铜作为生产工具相比于石器并没有性价比的优势。因而，在铁器出现之前，石器始终在生产之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陶器的种类最为繁多。二里头类型墓葬中出土许多陶器，以酒器为最多，其次是炊具、食器。计有鼎、豆、角、爵、盉、盆、盘、罐、簋、瓮、鬶、杯等。酒器的大量出现是二里头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二里头墓葬中以觚、爵、盉等酒器随葬，表明酿酒业的发达。酒器的大量出现反映了粮食产量的增多及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所有的陶器中，瓦足皿最具有特色。[7]
二里头文化陶器
石磬是二里头墓葬中形体最大的器物，它是我国目前所见的最早的石磬，是音乐史上的重要实物资料。
偃师商城遗址在河南偃师西塔庄村。1983年发现并开始发掘。1988年国务院公布为中国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城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约1700米，东西宽约1200米。城墙为夯筑，残高一般在1.5至3米左右，已找到城门7座。城址内有大城、小城、宫城三重城垣。城内有多处宫殿区。1号宫殿区长宽均在200米左右，有围墙环绕，内有数座建筑基址。其中的4号基址包括正殿、廊庑和主门、侧门。还发现用石板围砌的排水道，长800余米。[8]城北有制陶遗址和中小型房址等，可能是手工业作坊区和一般居住区，城址东北部还发现了铜渣和陶范等青铜冶铸遗迹，证明这一带是青铜作坊遗址。城中出土的遗物有陶、石、骨、蚌、铜器等。[9]
目前学术界比较倾向于认定偃师商城就是文献记载商朝早期的都城西亳。班固《汉书·地理志》记载：“偃师尸乡，汤所都。”[10]孔颖达《尚书正义》引用皇甫谧的说法，认为“三亳，三处之地皆名为亳。蒙为北亳，谷熟为南亳。偃师为西亳”。[11]张守节《史记正义》引李泰《括地志》：“《括地志》云：亳邑故城在洛州偃师县西十四里，本帝喾之墟，商汤之都也。”[12]依据文献有关汤都西亳的记载，其位置与偃师商城相符合。而且，偃师一带是夏王朝的腹心地区，商初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为了巩固政权，为了镇抚夏王朝的残余势力，成汤将都城定在这里是完全有必要的。而且文献还记载，商汤死了以后就葬在“洛州偃师县东六里”。[13]今天当地还有一些纪念性建筑。从商汤灭夏之后，一直到商王仲丁之前，一两百年间先后有十位商王定都于此。
具体到人们一般所说的洛阳城的诞生，最早要追溯到西周初年。西周初年周武王灭商以后，相对于新取得的东方的土地，周人的首都镐京显得过于偏僻，于是周人就需要在东方建立新的据点。1963年出土的青铜器《何尊》的铭文就记载道武王在灭商后曾经郑重地祭祀上苍昭告天下：“余其宅兹中国。”这里所说的中国所指就是洛阳城。
不过武王并没有来得及完成这一工作就去世了，周成王即位后，“定鼎于郏鄏”，也就是今天河南洛阳。不过由于成王年幼，具体营建新都邑的重任就落到了周公的身上。周公经过了占卜，最终决定在洛邑建城。“成王即位，周公之属傅相焉，乃营成周洛邑，以此为天下之中也，诸侯四方纳贡职道里均矣”。[14]“天下之中”在《尚书》中称为“土中”，即大地的中心。贾公彦《周礼疏》记载周公为此还曾经派人到天下各地测量日影：“周公摄政四年欲求土中而营王城，故以土圭度日景之法测度也。度土之深深谓日景长短之深也。正日景者，夏日至昼漏半表北得尺五寸，景正与土圭等即地中。故云正日景以求地中。”[15]
周公之所以选择处于洛阳盆地之中郏鄏一带的洛邑，除洛邑地处天地之中的地理优势以外，洛邑还“左据成皋，右阻黾池，前乡崧高，后介大河，建荥阳，扶河东，南北千里以为关”。[16]地理形势险要，土壤肥沃，伊、洛、瀍、涧四水也提供了充足的水源。在洛邑建成后，周公等人还将象征着政权的九鼎迁移到洛阳。传世文献《尚书·洛诰》《逸周书·作洛解》等，都详细记载了周公营洛的经过。
周公所建的洛邑位于涧河以东，瀍河以西。1954年考古工作者发现了西周王城的遗迹，大体就在今西工区一带，在这里发现了大量的墓葬和文物。尤其是2002年10月，在西工区进行广场建设的过程中发现了“天子驾六”车马坑。这是迄今为止全国范围内所发现的唯一一座“天子驾六”车马坑，它不仅向人们展示了其主人的不凡身份，也验证了传世文献中关于天子车制记载的可靠性。[17]
周公画像
周公在瀍、涧之间修建王城的同时，也在今白马寺的东边修建了一座城。周公将殷商的残余势力中抵抗最顽强的人，即文献记载中所称的“殷顽”，迁移到这里居住，目的是为了就近加以控制。有的文献称这座城为“成周城”。而洛邑相对于西方的镐京，也被称为成周。
洛邑建成后，周成王就来到了洛邑，根据文献周成王是以洛邑为都的。不过康王以后，周王又回到了宗周镐京，而洛邑始终作为西周王朝控制东方的重镇而存在，并“成八师” 长期在洛阳驻守。[18]西周末年犬戎之乱后，宗周残破，周平王被迫东迁洛邑。东迁之后的周王朝地位一落千丈，不过周王室依然享有了无可替代的地位。周王室始终是天下姬姓的大宗，洛阳依然是天下的文化中心。楚国势力最强盛的时候楚庄王曾在洛阳周围炫耀自己的武力，甚至还曾询问过九鼎的轻重，但是他也只是在留下了“问鼎中原”的典故后知难而退了。
战国时期的天子驾六车马坑博物馆
春秋末年周王室发生了多年的内乱，最后周天子被迫从王城迁往成周，进入战国以后，周天子的地位更是进一步低落。周王室的最后一任天子周赧王甚至筑了一座躲债台。公元前256年周赧王去世后，秦灭周。秦朝在周地设三川郡，并把洛阳作为权臣吕不韦的封地。战国时期成周城的城址就在今天汉魏洛阳故城的遗址之下。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白马寺东边金村一带发现了八座东周时期的王陵，出土了大量精美文物，可惜都被盗运出国。
二、汉魏故城
秦朝灭亡后，汉高祖刘邦最初准备定都于洛阳，后来经过刘敬和张良的劝说，刘邦认识到当时尚且不具备在洛阳定都的条件，最后定都关中，被迫采取“以关中制关东”的策略。洛阳在西汉虽然不是首都，但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刘邦的帝王生涯之中，他很少在关中，更多是以洛阳为中心来指挥消灭异姓诸侯王的战争。汉景帝时吴王刘濞谋反，也把洛阳作为了自己的战略目标，他与其他谋反诸王约定：“齐诸王与赵王定河间、河内，或入临晋关，或与寡人会雒阳。”[19]汉武帝时期齐王刘闳母亲王夫人受宠，曾经向汉武帝建议封刘闳于洛阳，但是汉武帝却向王夫人解释道：“洛阳有武库、敖仓，当关口，天下咽喉。自先帝以来，传不为置王。然关东国莫大于齐，可以为齐王。”[20]说明了洛阳地位的重要性，洛阳不是人臣可居之地。而且，在西汉为了防范宗室，还规定“宗室不宜典三河”。[21]西汉中后期，不断有人呼吁迁都洛阳。王莽代汉后曾表示要定都洛阳，王莽还曾“遣太傅平晏、大司空王邑之雒阳，营相宅兆，图起宗庙、社稷、郊兆”。[22]等到关东反莽起义呈烽火燎原之势的时候，王莽又以洛阳为镇压反叛的根据地。公元23年，洛阳城破，王莽政权也随之而亡。
建武元年（25），光武皇帝刘秀建立东汉，当年十月刘秀入住洛阳南宫却非殿，并且宣布定都洛阳。洛阳也迎来了城市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汉魏洛阳故城位于今洛阳城东十五公里，白马寺的东边。汉魏故城背靠邙山，南临洛水，坐落于周代洛邑成周城基址之上。元代《河南府志》称：“光武因周敬王都而广大之。”[23]
文献中称汉魏洛阳城为“九六城”，南北长九里，东西宽六里。目前汉魏故城东、西、北三面城墙基本保存完好。遗址东垣残长3895米，宽约25到30米，西垣残长4290米，宽约20米，北垣残长3700米，宽约14米，南垣为洛水冲决。残垣一般高于地面1一2米，北垣东段高出地面5—7米。城墙均用夯土版筑而成。勘查者根据现存东西城垣之间的距离，推测南垣长应为2460米。全城平面呈不规则长方形，周边约14公里，合汉晋时期30里，与文献记载基本相符。[24]
根据文献记载，洛阳城有十二座城门，分别与十二地支相对应。西城墙有三座城门，从南向北依次是：广阳门、雍门、上西门。北城墙有两座城门，从西向东依次是：夏门、谷门。东城墙有三座城门，从北向南依次是：上东门、中东门、耗门（望京门）。南城墙有四座城门，从东向西依次是：开阳门、平城门、小苑门、津门（津城门、津阳门）。除南城墙的四座门以外，其他八座城门遗址已被考古人员找到。城门一般宽7—24米，部分宽达31—47米。在少数城门外面还发现有双阙。一般城门都是一个门道，个别有两个门道或三个门道。考古人员对上东门（魏晋时称“建春门”）遗址进行了科学发掘，遗址南北长30米，东西宽12.5米。门内有两道墙，将门址分隔成三条门洞，每个门洞宽约6米。南北门洞内的门槛石、车辙痕迹尚清晰可辨。北门洞道路下还有一条用砖石修筑的排水暗沟。考古人员还在遗址中发现石灰的痕迹，证明当时的门洞内用石灰粉饰过。[25]
东汉洛阳城示意图
东汉洛阳非常繁华，班固在《两都赋》中称“百姓涤瑕荡秽而镜至清，形神寂漠，耳目弗营，嗜欲之源灭，廉耻之心生，莫不优游而自得，玉润而金声。是以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献酬交错，俎豆莘莘，下舞上歌，蹈德咏仁。登降饪宴之礼既毕，因相与嗟叹玄德，谠言弘说，咸含和而吐气，颂曰：‘盛哉乎斯世！’”[26]东汉时期的洛阳城，其实并不大。东汉定都洛阳之后不久，很快就突破了城墙的限制，很多重要的建筑都在城墙之外，比如太学、灵台、辟雍等都在城垣之南。[27]
东汉末年董卓之乱中洛阳城遭到空前的破坏，洛阳城的繁盛随着董卓的一把大火成为了历史的陈迹。一直到建安后期，洛阳城才逐渐得以恢复生机。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十月，曹丕在许昌与汉献帝搞了一次禅让游戏，正式建立曹魏王朝，接着他就前往东南巡视，并于当年的十二月来到洛阳，就此正式建都洛阳。魏明帝在洛阳城的西北角修了金墉城，此后就成了退位君主或被废皇后的冷宫。曹魏建都后，洛阳城又逐渐恢复了旧日的繁华。魏晋之际虽然发生了激烈的政治斗争，不过并没有对社会生活造成破坏，因而西晋王朝建立后，洛阳的繁盛也在继续。贵族们在洛阳城中过着豪奢的生活，石崇的金谷园就是那个时期贵族们奢侈生活的代表。
北魏时期的洛阳城
不过西晋永嘉五年（公元311年）刘曜攻破洛阳以后，洛阳再次受到摧残。此后百余年间，洛阳成为多个政权争夺的焦点。北魏建立后，随着北方的逐渐稳定，公元493年北魏孝文帝决定迁都洛阳。迁都洛阳之后的北魏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加速了民族融合的进程。北魏时期的洛阳城在东汉洛阳城的基础上又有所扩大，兴建了外郭城，据说外郭城规模东西百余里。《洛阳伽蓝记》就记载了洛阳曾经的辉煌。当时洛阳城中，仅寺庙就有一千多座，规模最大的是永宁寺，据说百里之外都可以看到永宁寺塔。公元534年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后，洛阳城成了战争的前线。东魏的实际控制者高欢决定迁都邺城，甚至洛阳宫殿都被拆毁用来修建邺城，“暨永熙多难，皇舆迁邺……重览洛阳，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城被蒿艾，巷罗荆棘。野兽穴于荒阶，山鸟巢于庭树。游儿牧竖踯躅于九逵，农夫耕老，艺黍于双阙”。[28]一座数百年的帝都，终成荒野。
2001年11月至2002年5月，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洛阳汉魏故城工作队对北魏宫城正南门——闾阖门遗址做了全面发掘。2012年到2014年，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又对北魏时期皇宫太极殿进行了全面发掘。如今汉魏洛阳故城已经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不久的将来将建成一座遗址文化公园对公众开放。
三、隋唐盛况
隋炀帝即位后，巡视洛阳，看到洛阳残破，而他在登临北邙以望伊阙的时候，俯视洛河两岸一马平川，不禁感慨万千，回头对群臣们说道：“此龙门耶？自古何为不建都于此？”当众大臣面面相觑之际，仆射苏威答道：“自古非不知，以候陛下！”[29]隋炀帝大悦，随即下令由将作大匠宇文恺营建新的洛阳城。宇文恺也是长安大兴城的设计建造者。
隋唐洛阳城里坊图
新的洛阳城位于汉魏洛阳城西9公里，规模远大于汉魏故城，新城“周回六十九里二百一十步”，合今27公里多。[30]新的洛阳城建成后，隋炀帝经常住在洛阳。隋大业六年（610年），隋炀帝在洛阳接受周边各族首领的朝见，于是从各地征召了近两万名艺人来洛阳演出，声闻数十里。隋炀帝曾有诗描写洛阳灯火的辉煌：“法轮天上转，梵语天上来。灯树千光照，花焰七枝开。月影凝流水，春风含夜梅。幡动黄金地，钟发琉璃台。”[31]
隋炀帝还开凿了沟通南北的大运河，大运河就是以洛阳为中心。2014年6月22日，中国大运河在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其中洛阳的含嘉仓遗址和巩义的兴洛仓遗址都被列入。1972年文物部门对含嘉仓进行第二次发掘的时候发现五十多万斤已经炭化的小米！这些都见证了隋唐时期洛阳城的繁盛。
隋朝灭亡后，洛阳一度为王世充所控制。唐朝统一天下后仍以洛阳为东都，唐太宗就是在洛阳接见了从印度取经归来的玄奘大师。唐高宗即位后，尤其是武则天封后之后，他们更是经常来到洛阳。民间传说武则天在长安曾经残害过王皇后和萧淑妃，所以经常做噩梦，到洛阳后始得安寝。实则是武则天为了摆脱敌对势力的干扰。武则天称帝后，干脆以洛阳为首都，改洛阳为神都。洛阳也达到了古代建城史上最辉煌的顶峰。
武则天画像
隋唐洛阳城营建于隋大业元年(605年)，其规模仅次于都城大兴城（即长安城），唐代略有增建。隋、唐及五代后唐都曾以此为都。城址在今河南省洛阳市区及近郊，南望龙门，北依邙山，东逾瀍水，西至涧河，洛水横贯其间。隋唐洛阳城包括宫城、皇城、圆壁城、曜仪城、东城、含嘉仓城和外郭城。
南宽北窄，略近方形。城墙全部用夯土筑成，基址宽约15—20米。南墙长约7290米，东墙长约7312米，北墙长约6138米，西墙南端长约6776米。稍呈弧形，周长27500米。[32]东西两墙下面发现有石板砌的下水道。
外郭城有8个城门，西墙无门。南墙3门，自东向西为长夏门、定鼎门(隋名建国门)、厚载门(隋名白虎门)。东墙 3门，自南向北为永通门、建春门 (隋名建阳门)、上东门(隋名上春门)。北墙2门，东为安喜门（隋名喜宁门)，西为徽安门。勘查清楚的南墙3门和建春门等都是一门三道。[33]其中定鼎门是洛阳城的正南门，使用持续五百多年，一直到北宋末年始被废弃。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工作队和洛阳文物一队对定鼎门进行了考古发掘，对其主体进行了揭露。2009年定鼎门遗址博物馆正式建成开放。2014年，定鼎门遗址被纳入世界遗产文化名录之中。
隋唐洛阳城的正南门定鼎门
城内街道横竖相交，形成棋盘式的布局。在洛河以南探出南北竖街12条，东西横街6条；洛河以北探出南北竖街4条，东西横街3条。其中最著名的是定鼎门大街，又称天门街、天津街或天街，是南北主干道，现存长约3公里，宽90—121米，路土厚达0.6米。[34]
城内街道组成里坊，据《唐六典》及《旧唐书》等文献记载并结合考古钻探的实际情况可知，总数为109坊3市，即洛河南为81坊2市(西市、南市)，洛河北为 28坊 1市(北市)。已勘查出洛河南的55个坊和洛河以北的9个坊，其余各坊、市为今城所压或被洛河冲毁。[35]
洛阳城中最辉煌的建筑就是明堂、天堂。武则天于垂拱四年（公元688年）命薛怀义毁乾元殿，造明堂。明堂高294尺（约73.5米），周长300尺（约75米），有上下三层，中有巨木十围，上下贯通，号万象神宫。
明堂相当壮观华丽，在圆形屋顶上，有展翅欲飞、饰以黄金的凤凰雕塑，中层的圆盖则盘有九龙。在明堂的北面，武则天又命薛怀义造了一座天堂。天堂主要用来安放一尊大佛。史料记载，天堂共五层，它比明堂高得多，在第三层就可以俯视明堂全景。天堂、明堂，构成了洛阳城辉煌壮丽的景观，象征着无与伦比的财富和至高无上的权力，代表了唐朝建筑技术的杰出成就。上世纪八十年代经考古发掘，在现今定鼎路与中州路交叉口东北角发现了明堂和天堂的中心柱础。
武则天时期的洛阳城
隋唐洛阳宫城的正南门是应天门。应天门是一座由门楼、垛楼和东西阕楼及其相互之间的廊庑为一体的“凹”字形巨大建筑群，“两重观”“三出阙”这都是中国古代最高规制的建筑。根据文献记载，其规模大于今天北京的天安门。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工作队对应天门进行过多次发掘，1990年，应天门东阙遗址被发现，该发现获评当年十大考古发现。
如今作为隋唐城大遗址保护工程的组成部分，在天堂、明堂、应天门遗址之上，已经建起了大型保护展示建筑，并对游人开放。[36]
武则天末年，唐中宗复辟，国都又迁到长安，此后洛阳保持了陪都的地位。不过唐玄宗以后，皇帝很少再来洛阳。而且在安史之乱中洛阳再次遭受洗劫，先是安禄山攻占洛阳后在洛阳称帝建立大燕国，安禄山在洛阳被儿子杀死后，洛阳又经历了叛军与唐军的反复争夺。尤其是唐朝借助回鹘军队收复洛阳后，回鹘军队对洛阳进行了洗劫，洛阳从此一蹶不振。
天堂明堂景区
唐朝末年朱温为了控制朝廷，下令将国都迁到洛阳，并下令拆毁了长安城。迁都洛阳之后不久，朱温就废唐自立，建立了后梁。后梁的正式国都虽说在开封，但朱温长期生活在洛阳，最终在洛阳被自己的儿子杀死。继后梁之后，后唐也以洛阳为首都。
后晋定都洛阳不久就迁都开封，此后后汉、后周都以洛阳为陪都。北宋建立后，洛阳人宋太祖赵匡胤一度也萌生了迁都洛阳的念头，因为朝廷对漕运的依赖越来越深，在大臣的劝阻下赵匡胤放弃了迁都的念头，不过仍以洛阳为西京。
宋代的洛阳虽说再次被降到了陪都的地位，不过相对于东京开封府而言，洛阳少了许多政治的纷争，多了一些文化的色彩。许多不愿卷入政治漩涡的人都来到洛阳，因而洛阳成为北宋的文化中心。北宋灭亡后，洛阳逐渐沉寂下去，金朝一度以洛阳为陪都，不过时间不长。
元朝建立后，洛阳甚至丧失了在河南省的中心地位，省会一直在开封。近代以来，洛阳才逐渐开始复苏，北洋时期吴佩孚长期盘踞洛阳，试图将洛阳打造成自己的根据地。“1·28”事变之后，国民政府还曾迁都洛阳十一个月，以洛阳为行都。1949年后，洛阳被建设成重工业基地，洛阳拖拉机厂、洛阳轴承厂、洛阳矿山机械厂等一批重点工程落户洛阳。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进入新时代以后，随着洛阳“副中心城市”建设步伐的加快，洛阳再次开始了新的腾飞历程。
[1] 司马迁：《史记》卷二十八《封禅书》，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371页。
[2] 迄今为止，依然有人顽固地对夏王朝提出质疑，在他们看来只要没有挖出带文字的材料，就不能证实夏王朝是信史。这里存在着两种可能，一是夏王朝确实有文字材料，只不过我们还没有找到。另一种可能就是夏王朝尚且还没有文字。不管是哪种可能性，我们现在并没有考古出土的文字性材料，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否定夏王朝的存在。当年王国维先生提出了二重证据法，并不是说唯考古材料为主的一重证据法。考古学作为一门外来学科，它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作用和地位并不相同。中国历史的主要框架并非是由考古学所构建的。数千年文明不曾中断的中国，我们的历史记忆主要是由传世文献所构建的。考古学并不是万能的，并非所有的历史问题都需要由考古学来解决，考古学在很多情况下都是只能提供某种帮助而已。二里头文化从其分布地理范围来看，与传世文献所称夏人的活动范围是重合的。而其时间断限，也与传世文献所记载的夏朝相重合。因而，二里头文化属于夏文化应该是无疑的。
[3] 参看郑祥杰：《夏史初探》，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30-136页。
[4] 司马迁：《史记》卷二《夏本纪》。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87页。
[5] 司马迁：《史记》卷二《夏本纪》，张守节《史记正义》引李泰《括地志》。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87页。
[6] 詹子庆：《夏史与夏代文明》，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年，第198页。
[7] 参看孙森：《夏商史稿》，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132页。
[8] 王学荣、谷飞：《偃师商城宫城布局与变迁研究》，《中国历史文物》2006年第6期。
[9] 陈旭：《夏商考古》第四章《偃师商城的发掘与研究》，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
[10] 班固：《汉书》卷二十八上《地理志上》。1962年版，第1555页。
[11] 《尚书注疏》卷十七。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32页。
[12] 司马迁：《史记》卷三《殷本纪》。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92页。
[13] 李久昌：《论偃师商城的都城性质及其变化》，《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14] 司马迁：《史记》卷九十九《刘敬叔孙通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716页。
[15] 《周礼注疏》卷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704页。
[16] 班固：《汉书》卷七十五，《翼奉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176页。
[17] 俞凉亘：《洛阳的“天子驾六”车马坑》，《文史知识》2010年第6期。
[18] 有人称在西周时洛邑是陪都，不过在西周，应该还没有陪都的概念。周公营洛的时候，确实是将洛邑作为都城来对待的。如同杨宽先生在《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一书中所说：“虽然西周的君王常住在宗周镐京，有时到东都成周来处理政务，但实际上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成周的重要性超过了宗周。”（《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4页。）杨先生的观点不仅得到了考古学的印证，而且也可以从金文之中找到支撑。
[19]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零六《吴王刘濞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828页。
[20]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六《滑稽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209页。
[21] 班固：《汉书》卷三十六《刘歆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972页。
[22] 班固：《汉书》卷九十九《王莽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134页。
[23] 徐松辑、高敏点校《河南志》卷二《成周城阙宫殿古迹》，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39页。
[24] 赵化成、高崇文：《秦汉考古》，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第50页。
[25] 参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故城工作队：《汉魏洛阳城北魏建春门遗址的发掘》，《考古》1988年第九期。
[26] 范晔：《后汉书》卷七十《班固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368页。
[27] 参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魏洛阳故城南郊礼制建筑遗址（1962-1992）考古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年版。
[28] 杨衒之撰、杨勇校注：《洛阳伽蓝记校笺》，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页。
[29] 李昉等：《太平御览》卷一百五十六《州郡部二》，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版，第760页。
[30] 刘昫等：《旧唐书》卷三十八《地理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421页。
[31] 隋炀帝：《正月十五日于通衢建灯夜升南楼》，收《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一百一十四。
[32]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隋唐东都城址的勘查和发掘》，《考古》1961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隋唐东都城址的勘查和发掘”续记》，《考古》1978年第6期。
[3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工作队、洛阳市文物工作队：《定鼎门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4年第一期。
[34]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隋唐东都城址的勘查和发掘》，《考古》1961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隋唐东都城址的勘查和发掘”续记》，《考古》1978年第6期。
[35]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隋唐东都城址的勘查和发掘》，《考古》1961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隋唐东都城址的勘查和发掘”续记》，《考古》1978年第6期。
[36]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队：《唐东都武则天明堂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8年第3期。